横向竞争，纵向计划

 

曹国奇

 

 

我们的理论一直认为市场与计划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很明显实际中并不是这样，就是高度强调自由经济的美国也经常使用计划大棒，比如美国政府现在的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和一直在实施的最低工资法案。看来，我们的理论的确有很多值得完善的地方，我们不能以经济学不考虑政治而回避自己应该面对的问题，毕竟政治实体也是要吃喝拉撒的。

 

一、            经济系统是经络纵横，渔网构造

 

一直以来我们高度排斥计划，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更可能是一个学术问题。显然我们对经济体系的渔网立体结构缺乏认识，我们没有看到劳动合作主要是依靠纵向的行政手段组织起来的这个事实。凡是人类群体一定有个头，头的主要职能就是使大家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合作劳动。目前的经济学理论中基本上没有研究纵向经脉——合作关系，只是研究了各经济体间的横向对立关系——竞争关系。

 

计划和竞争间的纵横分布关系可以从产权角度来颇析，计划是在纵向展开的，竞争是在横向展开的。正如我在《群体与产权的多重性》一文中的分析，产权是分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的，著名科斯同志的产权理论是讲述产权的横向维度。在横向上，同层次的各个群体（企业）间是等位的，平等的，所以可以展开竞争，也可以明晰产权，可是纵向上不是这样。我们社会系统在纵向上是按等级关系构建的，这是由头规律和那个不知名的规律共同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头规律是指凡有组织的群体中一定有个头，且是少数个体当头。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生命界中都没有例外。那个不知名的规律是指在人类群体中头与群众间的最大比例数，个人认为这种比例数是1:（20～50），即一个头直接统治的群众的最多数量是20～50人，这样当群众增多时就得在大头目下面设立小头目。我们社会的渔网式等级关系就是按照这两个规律构建的，这也决定我们的人类群体可以无限增大。等级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方式，它决定产权在纵向维度具有多重性，每一级头目对其下级都具有所有权，都具有发布指令的权力。比如地方政府可以对其所属的所有企业发布税收指令、排污指令、用工指令，但是中央政府也可以发布这些指令；比如分公司、车间可以向其下级发布生产指令、销售指令、分红指令，但是总公司也同样可以发布这些指令。

 

计划有计划的法则，自由有自由法则，它们按照纲目关系将我们系统织成渔网形态或者是原子形态。中央政府相当于原子核，处于系统顶端，是系统最高级别；再次便是省级、市级、县级……企业。竞争主要是在同级别的各个体间展开，不在上下级间展开。处于最底层的企业就是该层的电子，它们间的相互碰撞就是竞争。相反，计划是在上下级间展开，不在同级别间展开。通常只有上级可以对下级发布指令，而下级不能对上级发布指令。同层次的各个体间只有竞争关系，不能彼此发布指令，比如湖南省不可对湖北省发布指令，甲企业不可对乙企业发布指令，但是湖南省与湖北省间有激烈的竞争，甲企业与乙企业间有激烈的竞争。

 

同一级别的各个体就像同一层的电子流，它们在同一轨道上运行，这种运行轨迹是不可改变的，任何个体对此无能为力。但是在这个轨道上各个体又将大显身手，于是彼此间产生激烈竞争，相互碰撞，争夺生存空间。在经济学中企业是系统的最底层或者是最外层，是系统的最基本元素。

 

处于不同层次的各个体间很难产生碰撞，从而没有竞争。垄断企业由于其垄断地位决定了它对其它企业具有发布指令的权力，比如定价权，它实际上已经跃迁到高一层次去了，与其它企业间没有竞争。我国的公企分央企和地企，这种等级结构严重阻碍竞争的施展。

 

等级是我们社会的基本次序，相比之下竞争是无序的。显然竞争的无序不能突破等级次序规定的基本轨道。这就好比外层电子跃迁到里一层，这是不可以的。突破既有次序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但是这必定引起原子发生某种变化的，严重者则导致整个原子破裂。这种事情反过来翻译是这样的，如果省级头目跃迁到中央，这自然是发生了较大的人事变动。这种跃迁会有很多方式发生，其中有一种就是推倒重来，改朝换代。有些地方的个别企业做大了也会发生这种电子跃迁，部分或者全部进入当地政府，于是可以对其竞争对手发布指令，取得了垄断地位，诸侯不能与之抗争。这就是一些企业喜欢打察边球，在政治上投资的原因。如此看来，我国对资本家入党和进入政府部门持谨慎态度是理性的表现，但是我国公企分央企和地企则完全是胡来。正如在《群体与产权的多重性》一文中的分析，当公企有央企和地企之别时便是坏纲乱纪，严重破坏头规律给定的等级次序，使得竞争不能在各企业间有效展开。

 

二、国内竞争是内部矛盾，国际竞争敌我矛盾

 

按照自由贸易主义的观点，如果国际间的贸易像国内一样自由，那么大家会优劣互补，共同富裕，但是实际中一直没有实现这一点。虽然国际贸易使参与国家的利益都比以前更大化，但是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忽视了人的自由流动。在国际间，人的流动与资本流动不一样，是不自由的，但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人。毫无疑问，人不能自由流动的任何自由经济行为都是加了滤纸的，是有限的自由。自由贸易主义的错误就是没有看到人的自由流动是自由贸易的根本，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是自由贸易的主角。

 

人在国家间不能自由流动的根源在于国际这个群体与国家这个群体不同，国际群体中没有政治意义上的头，从而纵向指令无法制定和实施。在国内由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实体从纵向实施计划管理，所以一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各个地区便是一家人，可以自由流动，于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便建立了。虽然国内各民族间、各地区间也存在激烈竞争，但是由于中央的纵向指令的制约，竞争是友好的。这种友好竞争用毛泽东先生的矛盾理论来解释，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国际贸易中由于国际中央政府的缺失，没有纵向指令的制约，这个国家的人与那个国家的人不是一家人，于是竞争便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是敌我矛盾。这个基本特点决定了内贸和外贸的经济学原理不相同，从而决定内贸和外贸的合作法则不相同，决定内贸和外贸的竞争法则不相同。

 

表面看来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的贸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是自由进行的，但是两国企业接受的纵向指令却大不相同。由于没有国际中央的制约国界不像国内地区界线这么模糊，而是分明的。国家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所以任何两个不同国家的企业间的经济行为都是国家与国家的经济行为——确切说是两个不同国家间的经济行为的一部分，是不自由或者是有限自由。这与甲企业的某部门（人）与乙企业某部门（人）间的经济行为不具备独立性是同一样的性质。同企业的某部门（人）的收益和过失最终都由其企业来承担一样，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收益和过失最终也都是由其国家来承担。所以，国际贸易是在不平等基础上进行的，这从工资支出这一项就可以窥见全貌。每个国家的企业只需按照所属国的政治和法律支付工人的工资，而不必按照国际统一政治和法律支付工人工资。这就好比我们讨论高考，我们不认为全国录取分数一样就是公平，因为落后地区的教学条件与发达地区有差别。同高考录取分数的要补贴落后地区一样，在国内我们可以通过行政指令进行补贴，使不同地区的企业竞争平台相同，但是在国际上这种补贴无法进行。

 

由于任何两个不同国家的企业间的经济行为都是国家与国家的经济行为，所以这里不管纵向指令通过什么途径发布下来，比如政府、商会和民粹发布下来，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将各个外贸企业组织成一个整体，一致对外。我们必须这么做，因为外贸企业的最终法人都是它的国家。所以，在这里一国所有外贸企业都必须遵循“先安外后安内”的基本原则，——通俗地说，这个原则就是先一直对外进行掠夺，然后回来分赃。从群体角度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必须遵循“先安外后安内”的基本原则，否则一定是失败者。毫无疑问，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两个国家，而现在的美国更不逊色。美国在金融战中总是赢得漂漂亮亮，绝不是索罗斯一人能做到的，没有纵向指令作用其各个金融企业是很难密切配合，一致对外的。我国企业在国际上彻底失去定价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是遵循的“先安内后安外”的基本原则。我国企业普遍将外商当作成朋友，将内商当作成了敌人，结果是对内相互残杀，对外是摇头摆尾。毫无疑问，我国的外贸政策和经济学建议都是在刺激我国外贸企业自相残杀，我国的外贸指令与“先安外后安内”的基本原则是180º大反向的，是“先安内后安外”。

 

我们可以从反垄断行为中来看看我国与美国在“先安外后安内”原则的差别。毫无疑问，美国的反垄断法及其执行情况都远远胜于我国，但是美国对于那么主要从事外贸的垄断企业很少打击，比如微软和可口可乐。这些垄断企业是对外掠夺的排头兵，他们越垄断越好。但是我国不一样，是“先安内后安外”。我国制造了很多垄断企业，但是都是对内垄断的，而对外垄断的企业则一个没有制造出来。也许我国成立稀土总公司、成立纺织总公司比成立电力总公司要有意义得多。

 

 

 

卢浩  金币 +2  奖励 2008-10-3 17: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