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轮调整的成本释放渠道不同于以往仅通过贸易条件改变或仅通过货币危机的形式，而是呈现

出“资本流动+大宗商品价格+贸易条件”的组合式渠道。这些渠道彼此之间相互交错，使新一轮的

全球利益调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但仍有一条主线：通过金融渠道来调整全球利益成为当前和

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1、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是引发货币危机的导火线；2、大宗商品价格的

上涨与大幅波动有多种原因，但主要原因是美元货币体系下的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行为；3、外

围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与美元贬值直接关联；4、产业整合与中长期中的技术进步需要依靠金融业

的催化作用。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这种组合式渠道的负面冲击将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宗产品价格上涨带

来的进口“价格损耗”与美元贬值等因素带来的“估值效益”使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

缩水；二是美元贬值引起的大量资本流入对中国汇率价格和其他资产价格的波动造成潜在压力；三

是大宗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与剧烈波动会对中国资源密集型工业企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业企业的利

润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危及中国加工制造业“世界中心”的分工地位；四是外部需求下降与贸易

条件向不利方向发展会直接恶化出口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所有这些冲击都会危及银行系统的信贷资

产质量，进而危及中国宏观金融的稳定性。 

    此轮全球利益调整虽然具有中长期性，但也存在短期无序调整的风险，如货币危机和逆周期

的贸易政策等。这意味着必须在短期求稳的前提下，加快金融与经济改革以应对此轮调整带来的中

长期冲击。 

     新一轮全球利益的调整：低增长高通胀下的组合式渠道

    不同于 80 年代美日之间通过高增长背景下的刻意制度设计——以日元升值的方式来调整外部

不平衡，也不同于 90 年代东南亚通过高增长背景下的货币“错配”和资本流入逆转带来的货币危

机进行调整，新一轮的调整是在金融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与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三层全球经济

结构背景下出现的，是在全球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次贷风波蔓延、大宗产品价格急剧上涨以及高通

胀压力的环境下展开与继续的。金融渠道成为当前和未来全球利益调整的主渠道。受此轮调整负面

冲击影响最大的是外贸依存度高、出口制造加工品并进口大宗产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而全

球经济增长的下滑、中心国家外部不平衡的调整、次贷危机风波的蔓延和通胀压力的持续共同决定

了此轮调整具有中长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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