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凌晨，吴海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出一封致李克强总理的公开信，以其亲身经历披露了一些基层政府部门利用政策漏洞对酒店企业的各种潜规则，感慨“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并表示“对企业好才能真的对人民好”。

5月14日，在公开信发出后的第53天，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公开办公室、中国政府网、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等多个部委相关负责人，以及北京市相关负责人，在中南海召开研讨会，吴海作为企业代表参加，并被安排坐在最中间主持人旁边的位置。在研讨会上，吴海才知道，他的这封信“惊动”了国务院三位领导：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均作出批示。中央编制办公室以及国家多部委，北京市、区领导都专门就公开信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何推进简政放权向他征求意见。

5月20日，吴海接受华商报记者专访，讲述了他从写公开信到受邀进中南海参加研讨背后的故事。

吴海致信李克强总理“做企业太憋屈”

写信——5000字一气呵成 发出后有点担心

记者：这封信发布的时间是3月23日凌晨3点多，写这封5000多字的信花了多长时间？

吴海：我是从凌晨1点多开始写，我写东西特别快，一个多小时就写好了，检查了一下错别字就发出去了。我只要坐下来写就会很快，但之前思考的时间很长。我是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去年1月8日，我在东城区政协全体大会上有个发言，讲的就是简政放权和政府职能转变。所以写信前，对这个话题，整个逻辑是比较清晰的。

记者：为什么那天想起写这封信？有什么事“刺激”到你了吗？

吴海：那几天我上网看新闻，看到李克强总理3月20日考察国家工商总局，讲简政放权、为企业减轻负担。我就想起我一年前在政协发言里的一些想法国家正在做，并且我是干企业的，对一些实际情况比较清楚，就想着把这些写出来，没准能对国家有点帮助，一冲动就写了。虽然标题写的是“致克强”，但我没敢想总理能看到，就觉得相关部门也许会关注到吧。

记者：信的言辞很辛辣，提到的问题也很尖锐，写的时候没有顾虑吗？

吴海：当时没想那么多，一气儿写完，趁着没后悔就发出来了。后来还是有点担心，因为现在国家在监督管理、行政审批这方面，许多规定的解释不是特别清楚，特别是行政处罚方面弹性比较大，我在信中提到了一些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如果他们觉得受到冒犯，他们可以拿合法的手段找我们麻烦，我是做开门生意的，怕被整。

记者：信中提到的例子，比如被一些政府机构吃拿卡要、弹性执法，都是你的亲身经历吗？之前向有关部门反映过这些问题吗？

吴海：是的，我们酒店比较多，不同的地区经历不同的事情，其实很多做开门生意的行业都有这个问题，大的城市像北京就比较规范。每到端午、中秋、春节“三节”期间，在个别城市的一些部门会主动向企业暗示快过节了，他们可能会过来检查。我后来对这种事都麻木了，就看成是“特种税”，因为每个企业都要面对这些成本，对谁都一样，也算公平。我觉得去找有关部门反映，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没用。我们企业不算小了，要罚就罚，要钱就给吧，至少我们承受力还可以。

反响——中央有关部门让写成书面报告寄总理

记者：家人知道你写这封信吗？他们是什么态度？

吴海：家里人非常担心。我的父母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我外公是高级工程师，苏联来援助中国的时候，外公说了一句话：“这帮专家是毛孩子，他们懂什么”，就被打成了右派。后来中苏闹掰了，他又来了一句，“你看我说对了吧”，就住进了牛棚。所以家里人都怕我写这封信有风险。

记者：信发布后，你收到什么反馈吗？

吴海：反响挺强烈的。首先是来自企业界的，不少人说看得“泪如雨下”。有意思的是，因为我在信里提到某个城市出现腐败性质的“特种税”的问题，而桔子水晶酒店在全国20多个城市有100多家，开业的有60多家，不少城市的行政管理及执法人员到我们酒店去问，“你们吴总说的不是我们吧？我们做的不是太过分吧？”

信发布后没几天，东城区政协就找我了解情况。我公司的注册地就在东城区，我当时挺担心，但东城区领导打电话跟我说：“你说的事情不是为你自己，是为了国家好，你不用害怕。”后来听说北京市领导非常重视，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已经批复了公开信内容，并转给市长、市政协、区委书记。

市里找我不久后，中央有个部门找到我，说我建言献策是好事，又说看了我的信后，他们的领导非常重视，建议我以书面报告形式寄过去，标题还是“致克强总理”不用改。因为当时是司局级领导接待我，所以我想，他说的领导应该就是部长级的吧。我就把信的用词改了改，寄出去了。后来他们又找我，说不能写“XX司长收”，要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收”。当时我有点晕，真是要寄给总理啊！大概又过了两周，国家一些不同部门就开始找我，听取我反映的问题和建议。

记者：你寄给总理的信和你在微信公号上发的信，改动大吗？

吴海：没什么改动，就是措辞会注意一些，比如我在公号上说“政府管理人员是大太太的孩子，国企是偏房生的，私营企业是婊子生的”，给总理写信时就改成了“私营企业是私生子”，意思都是一样的(笑)。在信的结尾，我又加上12个字：“下言上达、政通人和、国之大幸。”这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

研讨——第一次进中南海被告知可畅所欲言

记者：什么时候知道自己要去中南海参加研讨的？

吴海：研讨会前一周，有关部门打电话通知我说，国办(国务院办公厅)要找你研讨一下，你等通知。我不知道在哪里开，也不知道这个研讨会要怎么开。开会前两天通知我，到中南海开会。

记者：这是你第一次进中南海吧？

吴海：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笑)。我是经商的，又不是从政的，也不是大企业家，能有这次机会很难得。

记者：进中南海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吴海：当时有关部门的同志问了我的车牌号，告诉我大概几点到达，准备好身份证件，并说穿便装就行。我都不知道便装穿啥合适，想着要进中南海，就穿了一身西装，里面穿衬衣，没打领带。进了会议室，温度有点高，一看领导和学者们都穿衬衣，我也就把西装脱了，还把衬衣袖子挽了起来。

记者：有没有要求你发言时注意尺度？

吴海：没有，当时通知我开会的时候，我就问要做什么准备吗？对方说不用准备，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讲你的“真知灼见”。这让我挺吃惊的，因为在地方开会发言，你都得把稿子提前准备好，领导要看一下。所以这次我就没准备稿子，畅所欲言。

记者：研讨会是什么样的流程？

吴海：研讨会是国办组织的，请了国办信息公开办、中国政府网和一些部委相关负责人、北京市相关负责人参加，还有一些学者、媒体，我是企业代表，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翟继光(8年前曾在网上披露自己给女儿办准生证和户口的艰难遭遇)是群众代表。我以为我会坐边上，没想到让我坐在一位国办领导旁，是正中间的位置。国办领导是主持人，他先介绍了研讨会的意义和参加人员，提到我时，说我写的信得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的批示。然后就让我谈谈看法，大约给了10分钟。之后就是公众代表发言、专家发言，各部委负责人回应。

记者：10分钟的发言，你都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