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性与自利性的历史概述
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中，“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利他性）是“君子”崇高的道德向往，而对于自利性的定义则是模糊的、矛盾的。东汉时期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对“德”的解释是：“德者，得也。”许慎《说文解字》对此做进一步阐述：“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即“以善德施与他人，使众人各得其益；以善念存诸心中，使身心互得其益”。（引自胡守棻《德育原理》）在这里可以看出，利他是道德行为的主要追求，自利则是其“副产品”，而且自利更多地强调心理愉悦和精神层面上的快乐，即“道德并非是一种需要人们竭力维护其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而是人类的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必然需求，道德具有生物学的根源，是人们获得快乐与幸福的重要源泉”。（引自甘绍平《伦理智慧》）这种观念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也有所体现。孔子有“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论述，但孔子本人并不排斥伴随道德行为而产生并获得的利益。《吕氏春秋·察微》中有这样一个典故。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孔子更多地是把获得利益（自利）当作道德推行的手段，而非道德目的。在古代先哲的头脑中有这样的平衡观念：个体的道德行为使人在精神方面获益的同时，必然要在某些方面给人带来“痛苦”和“损失”，就像药一样，往往越苦就越能产生良好的效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写照。总之，我国传统的道德标准通常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使道德行为的利他性和自利性处于二元对立的地位，“重义轻利”（重他利轻自利）逐渐成为传统道德思想的主流。
西方人受康德哲学的影响，也有类似的观点：习惯将自利看成是道德行为的非理性动机，道德则是对自利行为的理性限制，出于自利动机的行为不可能有正面的道德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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