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乡恋”

　来源：中国合作经济2008年第9期

 

曹锦清:记录中国农村的真实回音

　　曹锦清，1949年生于浙江兰溪市，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1986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上海市城建学院，现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社会转型比较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研究。著有《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平等论》、《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合著）、《中国单位现象研究》、《黄河边的中国》、《中国七问》等。

　　曹锦清和《黄河边的中国》

　　2008年9月3日下午，见到曹锦清的时候，上海市委召集的理论界专家座谈会刚刚结束。会上，每位专家有十分钟的发言，他被安排在最后一个，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市委书记俞振声说：“曹锦清，我看过你的书，别人讲话在十分钟以内，你可以讲十五分钟。”曹锦清在会上讲了他所关注的新时期城乡关系格局中出现的的新“三农”问题：农地、农产品和农民工。他说，“三农”问题在上海不明显，但在全国，很重要。

　　很多人看过他的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名为《黄河边的中国》。这本书在一年之内加印四次，是他用三个多月时间，在中原腹地河南省的十多个县乡村中深入农户实地调查，和农民促膝相谈获得第一手资料结集而成的。这本书在描述和对话中展现出作者的感悟和思考，描绘了当时中原农村的实际情况，在不少地方也鲜活地触及到了乡镇干部的内心痛苦，表现了他们对于“三农”问题的焦虑。2000年9月出版后，随即便在第二年的全国“两会”上成为代表们关注“三农”问题的触发点之一。2001年的上海党代会上，《黄河边的中国》“洛阳纸贵”，一度脱销，它被评论者称作“一个学者面对中国农村而发出的真实回音”，“既没有高深莫测的学究气，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官僚气，更没有装模作样、弄虚作假的市侩气”。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手一本，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看完这本书后，两个晚上辗转反侧，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现状深深忧虑。至今，人们在谈到“三农”问题的时候，《黄河边的中国》仍是被用来举例引用的首选书之一。

　　跟外婆在浙江农村长大，小时候的曹锦清在青山碧水间曾经玩过土、放过牛，尽管有过从牛背上不止一次掉下来的经历，但乡村生活给他留下的印象却始终美好。曹锦清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放映之前，都要加放几条新闻或者一部纪录片，每当看到田野中的农民因粮食丰收而喜悦、展现出张张笑脸的时候，他都会忍不住掉下泪来，感叹：中国的农民，生存不易。1958年到上海，至今整整50年了，曹锦清说，他自己一直没能融入上海的市民社会，和生活在高楼大厦环绕的城市丛林中相比，他更愿意置身于农村纯朴的乡音乡情之中，和那些善良勤劳的老农唠嗑，谈谈收成，开怀畅饮，乐成一团。

　　八十年代初，中断了40多年的国门打开，西方的许多理论著作和思潮蜂拥而入，全盘西化、政治民主化的话语甚嚣尘上，许多知识分子急于摆脱原来的话语体系，想从西方的话语体系中寻找对生活的解释，同时也寻找自己和整个民族的出路。他们在一种急切渴望中华民族尽快摆脱落后局面、迎头赶上西方诸强的心绪中，不断拿西方的理论来观照中国的现实，指出中国应当如何如何。曹锦清也曾很热心地关注过哲学和天文学，希望能从浩瀚的宇宙和玄妙的六合之外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终极答案。他写了一本《西方人生哲学》的书，但很快就发现所谓的哲学研究解答不了终极意义这个问题。对中国历史深有研究，好学深思的他开始渐渐领悟到，与其讨论虚幻的意义问题，不如从头做起，研究社会本身。文化研究的宗旨应该是“返回国情，返回实证”，知识分子应当回归脚下的土地，去读社会这本敞开的无字的大书，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与其说中国应该如何如何，不如静下心来，认真反思一下，中国当时的现状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在这样的前提下，再去探讨中国可能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中国往哪里走？这才有了他和同事历时4年，到浙江农村调查研究之后出版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之后，他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了中原农村。

　　为了写作《黄河边的中国》，4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河南跑了东西南北的十几个县乡，走村串户，和黄河边的庄稼人同吃同住，促膝相谈，感受、观察、聆听、解读，分享他们的希望和快乐，分担他们的苦恼和忧虑。通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和思考，曹锦清对这个急剧变化中的中国“三农”问题有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认识。　　

　　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

　　有人说曹锦清是最早将“三农”问题摆到足以影响中国发展进程这一高度的学者之一。他认为，“三农”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要从国民经济一盘棋的宏观角度去寻找问题的根源和解决的办法，而不应该是就“三农”论“三农”。在他看来，应该把改革开放30年，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代背景中考察，把新中国放到近150年的社会背景中来考察。改革开放30年最普遍的提法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如果把中国社会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来看，这个转型，实际上还可以看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而百年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转轨的过程当中，这是中国的宿命。百年多来，中华民族从未放弃过追赶富强的目标，我们的民族正是在追赶的这个原动力促进下才富强起来的。

　　曹锦清认为，中国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是被迫而不是自发的，是“外塑型”而非“内生型”，相对于那些以市场为导向的早发的转型国家，中国没有一个可以把大量剩余劳动力向海外殖民地转移，以减缓内部压力的空间。那些早发的转型国家，可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输入到本国，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而后发国家不仅不可能从海外获得必须的原始积累资金，相反，从鸦片战争以后，不断的割地赔款使得整个清政府的血液向外流，终于在变法的呼声中悄然谢幕。新成立的国家为了追赶列强，不得不采取以政府和国家为主导的政策，采取推进战略，从意识形态方面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推动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为了尽快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为了早日实现现代化，原始积累只能从国家内部挖掘，从落后小农经济中得来。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实行合作化运动和国家统购统销政策，高强度地提取“三农”，尤其是将农业的产出，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生产力大解放，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出现了近两亿和平流动的农民工，他们在流动中寻找着新的机遇，寻找新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这些廉价劳动力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时也用他们打工的收入为贫穷落后的农村带来了不少新的变化，这是中国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三农”问题主要是中西部问题

　　曹锦清认为，所谓“三农”问题，主要是中西部问题。这里所说的中西部地区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指传统的汉族农耕区，如河南、陕西、四川、山西、云南、贵州、湖北，以及山东一部分、甘肃大部分等，西部地区主要是内蒙古、西藏、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而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苏南，所谓的“三农”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不很明显，因为当时那些地方的大部分农户家庭的经济收入重心已经从农业转向了工商业，地方财政的收入重心也从农业转向工商业，在乡村集体企业发达的地区已经进入“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镇带动乡村”的新发展阶段。与此相比，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太慢，工商业发展的空间大多已经被挤占，大部分地区还要靠从刚刚解决温饱的农民那里提取剩余，以确保农副产品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低价供给，并通过大量占用农民耕地来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因此“三农”问题首先在这些地区凸显出来了。1994 年的国地税务分置使得县乡两级财政逐步萎缩，不断膨胀的县乡政府机构和所谓的九年义务教育制达标评比促使县乡两级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粮价一路走低，国家的保护价也起不了保护作用，农民种田已无利可图，这一重(农民负担持续加重) 一低(农副产品价格走低) ，加上圈地运动的加剧，终于导致了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上个世纪末，“三农”问题已严重到极限。

　　在曹锦清看来，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有它的历史原因，“三农”问题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凸现，也不是无缘无故的，究其渊源，有其必然性。中国的发展来的太晚，不可能循序渐进地重复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几百年发展的任务，所以中国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要浓缩这个过程，高强度地提取“三农”，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建设，这也是和中国的国情相符合的，无可非议。但是，当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工业和城市自身的增长能力已经形成，无须取之于“三农”的时候，国家就要考虑减免农民在发展第一阶段所承担的国家工业化繁重的责任，进入到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目前已经从第一个阶段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以工哺农”的阶段。　　

　　期待：行政改革 农民合作

　　在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三农”问题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走势，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对此，很多专家学者从各个层面给出了自己的对策，有人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主张实行土地私有化，加快城市化进度，统一城乡户籍制度，让大量的农民工在城市居住下来等等。对此，曹锦清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不是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反倒是解决改革开放过程中稳定与发展双重任务的前提。这是因为，在中国，土地承担了农民的自我社会保障功能，由于国家无力为所有的农民提供和城市人一样的社会福利保障，给农民一份土地，一份宅基地，从理论上来讲，就是给了农民一份固定的收入和一个固定的居住点。另外，国家也不允许城市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以增加城市管理的压力，那些在工商业低端服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农民工，只能参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暂时还不能享受城市化的成果。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一定的年龄段就要被城市的就业市场所排斥，只能返回到农村去，而土地承包政策为中国稳定提供了一块基石，可以为大批的农民工提供一个安定的后方，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曹锦清看来，30年改革开放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行政人员队伍的庞大和行政权力的扩大，农民负担加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农”问题，从表面上看，表现在农民穷、收入低、人地矛盾突出，所以人地的比例要调整，大量农业人口要城市化。另外，市场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经济，本质是竞争，而农民在信息、组织、知识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等等，当然，这些都是农村落后的原因，但究其实质，还是管理体制问题。

　　我国现行的高度集权、多层次的条块分割体制，比较适用于一个封闭、静态、区域差异甚小的社会，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高度流动、区域差异扩大的社会，现行的不断增加的“条”、“块”分割制度，不断膨胀的人员设置，就显得越来越笨拙、低效，在中西部地区，行政权力扩张的成本，全部转移到了小农经济的头上，从而引起了一个传统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行政权力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所带来的党政腐败，最终会把这个国家的财富吸干。因此，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现代化的政府，节省行政费用的支出，就我们民族而言，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也是对我们民族智力的挑战。曹锦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削减政府规模和层级，彻底改革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分省、去市、县乡自治。

　　曹锦清反对政绩农业。他说，现在大部分的政绩农业，地方财政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而不靠农业本身的产出而发展的农业是不可持续的。他最担心的是，目前的很多福利都是刚性的，新农村建设、义务教育、合作医疗，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虽然国家今年的财政收入可望达到五万个亿，但是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财政收入减少，很多投入不能为继，就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影响到社会的安定，他希望政府能够未雨绸缪，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实现农村和城市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曹锦清认为，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成有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的农民，通过组织来服务于自己，自我作主，农户通过村委会和各种农协组织建立起和市场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双方建立有效的互动，是新农村建设一项重要战略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是组织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文化围绕着组织制度的建设而进行，通过逐渐改变农民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让中国千百万农民在这种组织里学习直接的民主、养成民主的习惯、养成农民合作和协作能力，是中国政治民主的先决条件，是千秋大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所有关心中国“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愿。

 

温铁军：为农民代言的“普通调研员”

　　温铁军，1951年5月生于北京。1979－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5-2000年，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获管理学博士学位。执教之前曾经有11年基层工农兵经历和20多年政策研究经历；2004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兼乡村建设中心主任、中国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包括：国情与增长、农村产权问题、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发展、农村政治体制与税费改革、农业的稳定性等问题。

　　“我去发展中国家实地考察，经常是没有经费支持的，但我就是相信眼见为实，实事求是，我自己想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觉得追求真理是不需要报酬的”，这就是一个踏踏实实用“脚”做学问的中国农民代言人温铁军的真实写照。

　　随和、亲切，没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到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他说:“形成正确决策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集思广益，才能形成，并不是少数几个人捏出来的。”

　　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温铁军今天纵论“三农”问题的深厚底蕴和自信。

　　他的大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以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苦难，也令一度逡巡的决策者找到了果断的落点。

　　用脚做学问的“三农”学者

　　“用脚做学问”是很多媒体对温铁军工作的形象描述，但是温铁军却说“用脚做学问”绝对不是刻意而为，而是经历造就。

　　他说他人生里的两个11年对他影响很大：1968年到山西插队，有过11年基层工农兵的农村生活经历；1987年以后，又从事了11年农村基层的试验区工作。他曾经说过自己对农村的认识都是在实践积累中的感性认识，今后也不可能靠书本知识建立学术地位，而只能是老老实实去下基层，搞调研。

　　1995年，他提出以“三农问题”取代“农业问题”的政府建议，得到中央主要领导肯定并成为国家重大政策；1996年，他首次提出并全面阐述“三农”这一概念及其内涵，成为亿万农民的代言人。22年的农村工作经验让他对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现状有着深刻的了解，多年的专职研究使他逐渐成为我国“三农”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因此有人称他为“温三农”。

　　帮人要帮志　扶贫要扶新

　　2003年,他投身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进行乡村建设试验。

　　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村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曾在这里进行了长达11年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乡村教育运动。而现在，新一代的乡村建设者正在继往开来，服务农村。他们认为，当前的“三农”问题之所以严重，不只是因为农村缺乏科学技术和资金，还缺乏承载着科技和资金的农民自助组织，包括低成本运行的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社会性组织。农民在“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下，通过一定的自助组织，低成本地增加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福利，这是缓解“三农”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社会和谐、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根本途径。乡村建设试验，其特点是“以人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温铁军在翟城村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宗旨也正是如此。

　　2002年，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后更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的温铁军，与编辑李昌平、刘香波、邱建生等人一起，以《中国改革·农村版》为平台，掀起了全国大学生下乡支农调研的浪潮。2003年春节，刘香波与邱建生带队在翟城调研，邱建生为所住农家写了一副春联：“平民教育诚可嘉，乡村教育慨而慷。”

　　没想到的是，这副对联引起了翟城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的注意，双方一拍即合，决心在翟城重续晏阳初的梦想。2003年，该村村民集体筹资40万元买下了一所废弃的中学，村委会还同意在学校周边无偿提供100亩土地作为实验田。

　　2003年7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农村社区建设专业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和翟城村村民委员会等国内外6家单位，共同创办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院最早的一笔捐款是院长温铁军的3万元稿费和演讲费，用于支付志愿者的往返路费和吃住费用。联想集团捐助了10台电脑，河北师大捐助了5个教室的桌子。

　　作为社会力量办学的公益事业，学院坚持“劳动者免费就学”的原则，致力于培养乡村建设综合人才。按照温铁军的计划，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课程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教农民如何组织起来，回乡后成立合作社，共同发展生产；另一部分是教农民实用的生产技术。学院的所有志愿者都要签订一个合同:保证来的人都能入学,只要劳动者在这儿就应该免费接受培训,来的所有志愿者一概都是公益性的，不付任何费用。因此这个学校被很多人描述成一个“乌托邦”，但温铁军坚信：中国绝对不乏善良之辈，干成干不成都得干这个事。

　　学院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不仅不需要交学费，还可报销路费；老师是全国知名的教授，甚至有外国来的专家，但他们不拿一分钱讲课费，而且还要自己搭上往返路费和食宿费；这里的日常工作人员是志愿者，有清华大学毕业的，还有留学归来的，他们放弃了在城市的工作，甘愿做为农民服务的志愿者。

　　在这所培育新农民的学院里，有许多新的气象、新的观念。“健康的食物＋健康的土地＋健康的水＝健康的人”， 这正是学院一个重要目标——恢复生态农业。按照“绿色食品”的思路，学院在自己的地里不用化肥、农药，并且建立了六位一体的可持续农业与农村生态建筑群——蔬菜大棚、沼气、生态厕所、猪圈、鱼塘、菜地，它们各自的产出物彼此循环利用，整个系统不对外生成垃圾，这在东南亚被称为“永续农业”。

　　学院不仅倡导生态农业，还倡导生态建筑。台湾建筑师谢英俊帮助他们设计了4座适合不同地区的生态房屋，并设计了尿粪分离的生态厕所。

　　但是这些举动在当时得不到村民的理解，并且一开始还曾被笑话。刚开始搞有机农业，由于地力不能短期恢复，西瓜长得如拳头大小，杂草丛生，害虫繁衍，旁边地里的村民急得要帮着打药，因为虫子都要到他们地里去了。

　　但温铁军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没有放弃，不到3年，人们开始刮目相看。在60亩试验田里，小麦亩产达900斤，和农民用化学方式的产量不相上下，其他作物和蔬菜也长势良好。更让人称奇的是，试验田里不再长草——土地太贫瘠，草才疯长；土壤恢复肥力以后，草反倒不怎么长了。这一奇迹引发了农民的兴趣，引得许多农民到该学院培训、取经，并争相效仿。

　　另外，学院也是合作理论探讨和交流的大本营。到目前为止，学院已经先后为300多名有志于农村建设的人提供了培训。这些接受培训的“种子”转而又为福建、四川、云南、贵州、江西等地的贫困山区培训了第二代的“扶贫种子”3万多人。和晏阳初一脉相承的是，温铁军要通过这种建设方式，达到重建乡村、改良社会的目的。

　　支持合作社

　　温铁军在乡村建设学院除了推广有机农业和生态建筑之外，还花大力气推广合作社。合作社是一个民间组织，人们通过自愿的方式组成一个团体来维护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温铁军希望通过合作社让村民组织起来进行统一的生产和销售以维护村民们的利益。温铁军说从恢复大包干以后，分户经营是有效率的，但是村东头的不认识村西头的，继续是一盘散沙。他认为不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不能提高，不搞专业合作，不搞合作生产，这两个都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它没有组织作为载体。可是具体怎么实施？只能尽量做点事情。在温铁军的倡导下，2004年村民自发创建了翟城合作社。

　　2006年4月27日，山西永济、河南兰考南马庄合作社等七家合作社在北京宣布成立全国首家农民合作联合社——国仁绿色合作社联盟。一直倡导农民组织化的温铁军被聘为联合社社长、理事长。温铁军希望创办农民生产合作社不仅要让农民之间联合起来生产和经营，还要在城市建立配套的消费者合作社，让城里人也加入进来。

　　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前景，温铁军认为主要的力量还是应该来自政府。他说：合作社培训和推广，这些事情大多不是靠农民自发去做的。在东亚小农国家或地区，无论是日本、韩国、中国大陆还是中国台湾，所有这些小农社会的合作社建设基本上都是政府提供足够的优惠。然后由政府来推广，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形成合作社，完全靠自发很难。

　　行动的时代特色

     温铁军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他的同事们进行农村改革的试验，九十年代在“三农”问题日趋恶化之际，他一直在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或者缓解进行呼吁。本世纪初，在他的指导和激励下，很多像桂晓琦、李昌平、姜柏林等来自基层的干部，以及刘老石、邱建生、何慧丽等知识分子们，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开始了有关农村改革、乡村建设的各种研究和实验工作。截至目前，很多地方的实验取得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内容涉及资金互助、经济合作社、老年人协会以及农村文艺队等多个方面，范围达至10余个市县区的几十个村庄试点。

　　这些实验的宗旨是“人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实验的动员经验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社会参与”。新时期的乡村建设强调“生态”和“合作”两词，也强调政府主导下的“以城返乡、以工补农”的城乡互助。如今，温铁军及他的志愿者团队深入民间、进行新乡村建设实验的事迹已被广泛宣传，足以证明他们行动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