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北美20年的成功人生哲学--访华裔教授谭劲松 （Justin Tan）
转自《北辰时报》2008年10月3日 A4版
初识谭劲松教授 （Justin Tan）是在几年前中国举行的一个国际性高层管理论坛上，他作为嘉宾的演讲让人印象深刻。谭劲松上世纪80年代时由中国到美国自费留学，分别攻读社会学和管理学两个博士学位，并一直从事管理学方面的研究，成为国际知名教授。在美国他颇有声誉，作为华裔教授曾接受美国NBC等专访，并多次应邀为美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大公司做报告和咨询，2005年获得美国富布莱特杰出教授身份在中国讲学研究一年，是中美教育交流30年来第一个获得这个殊荣的美方教授。2005年他被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高薪"挖"过来，现为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Schulich)商学院管理学全职终身教授及纽蒙特企业战略讲席教授，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并在全球十来个国家和地区几十所著名学府访问讲学。他在管理学方面的学术及研究成就在全球都颇有声誉。20多年的时间，一位华裔教授在北美搏出一片天空，他奇特的人生经历让人赞叹，他有哪些人生哲学？记者在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采访了谭劲松教授。

·      苦难造就人格，想想曾经见过的更不幸的人就没有什么是不能承受的。

记者：看到您的人生经历在早年也是经历了很多，十几岁时随父母下放到农村干农活，随后在工厂当工人，参加高考，在中国名校任教，然后自费出国留学，在美国攻读两个博士学位并获得终身教职……您觉得早年的经历会给您什么影响？

谭教授：先说一下我们这一代人吧，我是经历最惨烈高考的那一代人，对很多人而言，那是他们回到城市的最后一线希望，回到文明社会的末班车。这批人中，许多经历了社会巨大动荡，有使命感，意志比较坚强，忧国忧民的人很多。"新三届"的大学生正好经历中国人才断层，他们有能力做一些事情，中国现在各行业中顶大梁的就是这一代人，目前北美成功人士关心中国的事情中很多也都是这批人在参与，这一代人中真正的精英对社会是有责任感的。

我十几岁随父母流放到湖南山区农村，当时正也是人生观形成的时候，对人格的形成影响最大。当时是全国大家都在受罪，对我这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更是如此，十几岁的孩子挑100多公斤的煤、大粪……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我当时到那里看到更多的不公正，看到还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因此对我而言，觉得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当你觉得你自己是最苦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比你更处于苦难之中的人，和他们相比，自己的境遇可能比他们还好。我在农村读高中的同学因为谋生等多种原因在一年之内死去好几个，比较这些人，自己就想，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所以以后遇到各种困难，出国受到压力、歧视，想想曾经见过的不幸和不公正，就没有什么不公正的事是不能承受的。后来我在中国做的很多工作，动力也在于希望为中国做些实事，希望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能得到帮助。

·      很多事情要自己去改变，自己成功了，才有能力去改变。华人成功的秘诀就是自己努力，与环境抗争。

记者：有的人在逆境中奋起从而为自己书写精彩的人生，有的人在困难面前悲观而消极，是什么信仰或者力量使您能够不断地进取获得今日的成功？

谭教授：这个问题我在美国读社会学博士时自己也思考过，后来我在大学讲课经常讲到过这个问题。有些人总是抱怨社会环境不公，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00多年前，华工中一些人是作为奴隶被卖到北美的，还有在加拿大修铁路的劳工。他们当初的境遇也许不比黑人好，肯定比现在的新移民差的多。但是如果当年的华人总是坐在地上抱怨哭泣，那么他们的后代现在可能还是那样的境遇。可是华人的后代大部分就融入当地，因为华人艰苦奋斗，即使自己再苦也让孩子受良好的教育。很多事情需要自己去改变，自己成功了，才有能力去改变。华人成功的秘诀就是自己努力，与环境抗争，而不是等待抱怨。当然华人应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对于高层的决策者可以用自己的建议影响和改变他的决策，但是前提是你要有实力去改变和影响他的决策，而且华人应该团结，靠众人的力量。

过去中国总有人抱怨怀才不遇。我认为，如果一个社会里多数人抱怨环境制度不好，怀才不遇，可能社会和制度存在问题。如果少数人怨天尤人，那可能责任主要在这些人本身。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加拿大都不是这样的，大部分人都有实现自己理想和工作的空间。加拿大的多元化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机会，大多数人应该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加拿大现在在就业发展方面的确存在"透明天花板"，但社会还是给人们更多的机会。如果这种时候还总是抱怨，可能自身也有问题。

·      教育是最好的改变人的最佳途径，这是我为什么选择当教师的原因之一。

记者：有什么特殊事件给您决定性或阶段性的影响吗？

谭教授：在农村时，看到很多不幸失学的同学，我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是最好的改变人的命运的途径，这是我当初为什么选择当教师的原因。看看中国的高考，就可以看到教育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我这些年一直在中国奔走呼号，推动各项高校改革，但是对于高考制度，我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在中国目前社会存在很多不公正的情况下，高考给了年轻人一个相对公正的机会。中国高考制度虽然从具体操作上有很多弊端，但真正受益最多的还是弱势群体。观察一下中国的高校，越到顶尖的学校，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孩子越多，这是因为高考给了这些人机会。对他们而言，只要自己够勤奋和聪明，总能够给自己争取到接受教育的机会，给自己走出一条路。

到美国自费留学，老实说路是很艰难的。正因为自己走的路走得太艰难，因此希望别人能走的轻松一点。处在我现在的位置，对于新移民、留学生能够帮助他们就帮助他们一下，让他们的路能够走得稳一些。

·      做人不要总是衡量短期效益，拿一年来衡量和拿十年来衡量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对于华裔学者能够在专业学术界取得像您这样的成功，让很多人羡慕，您认为您在国外20多年能够取得如此成就的关键因素有哪些？

谭教授：总结我自己的历程，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有耐心，要踏踏实实一步步地走。我这些年在中国各大学讲学，经常觉得现在的中国很浮躁，很多人都急功近利，都在追求短期回报。其实很多事情需要踏踏实实地做，没有捷径可走。

另外一个想法是如何衡量自己，衡量自己的成功或者进步。拿半年、一年作为周期来衡量业绩和拿十年来衡量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拿十年衡量的话，每年回顾自己一年走过的路，每年有什么进步，每年只有一点改善，十年下来，就很了不起。1997年，当时的中国联想集团的总裁柳传志和电脑公司总经理杨元庆请我给联想做战略咨询和管理培训，在参观联想的荣誉室时，他们请我在荣誉薄里留言，我是这样写的：祝联想每一天每一年都在进步。他们后来告诉我这是他们最喜欢的留言，符合他们的风格。当初跟联想一起起步的多数电脑公司现在早都销声匿迹了，而联想踏踏实实的走到了跨国公司的位置。人也是一样，不要总是进行短期衡量，公司追求短期回报，就会进行盲目多元化。为了短期利润最大化，就意味着一个公司要不断改变业务，很多好的公司就是这么毁掉的。做人也一样，我认为人不要总是横向比较，自己要先和自己比，今年比上一年是否有进步，耐心一点，踏踏实实一步步地走，虽然看起来慢，但时间长了，收获一定不会小。如果追求短期效果，哪里有钱就哪里去，就总在换目标，最终没有属于自己的。在学术界，也是这样，别总想去走捷径，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规律。

·      名校与普通学校的差别越来越大。所以只要能力和经济上允许，能读多好就读多好，能读多高读多高。

记者：您身兼中国和北美多所学校的职务，对于中国的MBA教育和国际上的MBA教育很了解，您能分析两者有哪些不同之处吗？

谭教授：中国最顶尖的MBA也和国际接轨。光华与Schulich举办了一个联合项目。在中国学一年，在Schulich学一年，拿两个学校的学位。在国内北大、清华和中欧的MBA还是很不错，现在，名校与普通学校的差别越来越大。还有就是校友资源，上名校，校友资源也是相当重要的，在商界，校友资源是很好的一块资源。所以只要能力和经济上允许，能读多好就读多好，能读多高读多高。比如加拿大主要的大银行的高层主管就有很多舒立克商学院的校友，因此出色的舒立克毕业生在大银行中求职成功的机遇就比较大。同样，因为舒立克商学院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战略联盟关系，以及在中国做高管培训建立的校友网络，希望回中国的舒立克商学院毕业生就可以享受在中国的校友资源。最近我们从加拿大一个顶尖银行获得给舒立克商学院的大笔捐款，专门用来资助光华管理学院的MBA学生到舒立克商学院完成第二年的学业，而且该银行给受资助的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这个银行的总裁就是我们的MBA毕业生。将来舒立克商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的MBA学生在这样的银行求职肯定越来越有优势。

·      我的职业不是让你感觉有多好，而是真的让你好，培养建立你的竞争力，如果你只想感觉好，你可以见心理医生。

记者：从与您的交谈和您的博客中可以看出您是非常爱学生，同时也可以看出听过您讲课的学生都对您非常赞赏。并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是这样的，您认为是哪些因素使然？

谭教授：我读博士时有两个对我有影响的教授，一个教授非常严格，从他那里我学到的东西最多，但我学得很不舒服，心里不舒服。一个是非常支持学生，但我从他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因此我的风格就是结合这两者，既让学生从我这里学到新东西，又能有兴趣不断地学习，因此，我一方面很严格让学生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也让他们自己愿意学。

我很看重学生的评价，尤其是已经毕业了的学生的评价。我对学生关心、公正，但是又很严格，我不会迎合学生，我不会期望所有的学生都说我好。学生中总是有这样的分别：有非常出色的，大部分比较平均的，少部分比较差的。如果一定要得罪学生的话，我宁愿选择得罪那些不太勤奋，态度不那么好的学生。因为我如果迁就差学生的话，出色的学生从我这里学不到东西，或者觉得我不公平，我依然会得罪他们。其实，我花时间最多的是最好的学生和最差的学生。最好的学生跟我讨论多，我经常给他们额外的压力，他们更明白我的水平，毕业后跟我保持长久关系的多数也是这样的学生，到处说我好话的也是这样的学生。最差的学生，经常找借口，要求破例，最终成绩不行，他还是会找理由，证明是同学的原因、老师的原因等等，就是没有他自己的原因。这样的学生，到了工作中，也不会是优秀的员工。总之，强者遇到困难总是找解决方案，弱者遇到困难总是找借口。无论对谁，我不会降低标准。我会让拿到A的最顶尖的学生真正享受这份荣誉。我常和我的学生们说：我的职业不是让你感觉有多好，而是真的让你好，培养建立你的竞争力，如果你只是想感觉好，你可以见心理医生，你不好，我没有责任说你好，这话听起来虽然不舒服，但希望能帮助让你建立竞争力。

·      要改变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专业精神这一关要一定得过，真正找到好的工作的人都是有专业精神的。

记者：您在舒立克商学院教授的中国裔的MBA学生相比较其它国家的学生一样吗？有什么优势或劣势？

谭教授：很多中国学生非常勤奋、非常优秀，特别是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态度。我对中国学生非常好，非常关心，但标准不会降低，Schulich哪里的学生都有，我不会对中国学生降低标准。在我班里，中国学生能拿到高分的很少，这跟我的课对课题参与、对语言和参与讨论的方式要求比较高有关。希望通过拉关系得到高分在这是不可能的。同学和我个人关系多么好，我还是该给多少分，就给多少分，但我会多给他们创造机会，创造发言的机会。比如我选的一些案例会有中国的，这样中国的学生会更熟悉一些，发言的机会更多一些。我最喜欢的学生，无论是哪里来的，就是那些不仅有实力，而且有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包括能够用公正的态度接受批评意见，而不把个人感情跟工作混在一起。实际上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需要改变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这一关要一定得过，真正找到好的工作的学生都是有专业精神的。

·      与出色的人在一起模仿，让优秀成这一种习惯。

记者：对于在北美的中国留学生或者移民，您有哪些寄语？

谭教授：我建议大家多与出色的人在一起，模仿他们，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别总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活有一个圈子，事业、工作也得有一个圈子。国内的一些"精英"出国后产生的埋怨等不健康心理，有时就像病毒一样把自己侵蚀掉。而且这种东西会把传染给别人。既然做了决策来到这里，就不要总想我放弃了什么，这种放弃值不值得。来到这里来就是追求一个梦想，怎样实现自己的梦想，就要从零开始，想办法提升自己。

我离开美国来Schulich时正好是我在美国呆到20年时，回顾在美国的这20年，我走得一点也不轻松，新移民遇到的压力、不公正、歧视我都遇到，而且肯定高于平均水平，这些只有我最亲近的人了解，酸甜苦辣都尝过，也是一身伤疤。但当我离开美国时，我对它还是怀有感激，为什么？我认为这20年那个国家给了我一样东西，它给了我机会，让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我想获得的机会和生活方式，实现了我想实现的梦想。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有人把它当成一个天堂，有人把它比做地狱，也有些人为它的社会福利而来。我的观察是，付出辛苦愈多的人，当他回首自己的奋斗经历时，就更有成就感和自豪感。有些人诚实辛苦的工作，安心做体力劳动，让家有所养，自己有自己生活，这是一种幸福。有些人不满足这些，放弃眼前的安稳，再去进修，努力获得更好的发展和与自己原来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些也没有什么不好，只不过每个人的选择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付出的越多，得到的越多，要只想得到不付出是不可能的。

到北美的新移民，大家都喜欢这里的晴空万里，蓝天白云，因为美好的环境会给人美好的心情。既然这样，就努力使自己的工作生活态度像这里的晴朗的天空一样。这样积极的态度不仅使自己工作生活开心，而且会传染给别人。

·      中国也面临重要转型，那种牺牲环境、牺牲健康、给全世界当血汗工厂模式不可能长久的。

记者：在海外20多年，从您的亲身经历以及从海外华裔学者的角度，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崛起？

谭教授：最近在中国有个非常引起注意的电视片——"大国崛起"，随之而来的关于中国作为大国的讨论。我认为中国从来就不是小国，中国始终是大国，但数百年来一直不是强国。就像电视中提到的西班牙，西班牙从来也没有成为大国，但是曾经是个强国。现在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中国成为强国。2005年夏天美国国务院组织了一个中美关系论坛，我发言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现在推动和影响全球经济的有两个引擎，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将来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中国巨大的经济实体，巨大的出口，巨大的外汇存底，巨大的贸易顺差，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但是中国也面临重要转型，社会经济的转型和产业结构面临转型，那种牺牲环境、牺牲健康、牺牲资源给全世界当血汗工厂模式是不可能长久的。中国必须建立新的竞争力，建立自主创新能力，建立高附加值的产业，保护自己的资源和环境，这些不可能靠外国人。跨国公司走到哪里就是吸取资源，把资源榨干留下垃圾废料，中国自己要清楚这一点。另外，中国面对很多软环境方面的挑战，比如企业伦理和商业道德，比如整个国家的信誉。如果个别企业都用投机心理，大家骗，大家作假，整体环境就会恶化，而那时大家都会得到报应。我经常说，如果企业信誉毁了，那么以后每走一步就要搬一座山。

人物背景

谭劲松博士是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终身职正教授，纽蒙特企业战略讲席教授(Newmont Chair in Business Strategy) 。他同时是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员，中国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以及中国和国际上几十所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和名誉教授。他在各类国际著名学术刊物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在国际十余个著名管理学术刊物担任主编和评委，撰写了八个哈佛商学院案例，并经常受邀在全球各种高层论坛发表演讲。他的研究曾经受过著名基金会的赞助。他曾经做过美国，中国和加拿大政府机构以及国际组织的顾问，并为美国惠普公司，迪斯尼公司，通用电器公司，西屋电器公司，道化学公司，朗讯公司，第一国民银行，日本松下电器，日立电器，中国联想集团，广东科龙集团等著名企业做咨询和高层管理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