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台灣社会上瀰漫着一股世代、阶级之间的对立氛围，其显着的程度甚至直逼在政治上蓝绿对立的态势。也因此，不论是柯文哲市长上任后开始对所谓的「五大案」进行检讨，或是在讨论国内薪资、税制等问题时，内容总少不了「世代公平」、「分配正义」等字眼，我们看到中年世代与年轻世代对立、富人阶级与一般人对立，乃至于军公教与一般劳工之间也出现对立，深感忧心。

会出现这么多对立的情况，说穿了就是有一方感觉到不公平，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形成动态的不公平。换句话说，不仅是当下有不公平的现象產生，而且这情况随着时间经过，更加的严重。我们的确看到过去数十年来台湾经济成长表现虽然有起有落，但一般受薪阶级，或刚出社会的青年学子，却没有因此受惠。就连《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提教授看见台湾经济数据时也不禁要问：「对比于GDP，台湾的薪水低到不成比例，我不晓得这些GDP到哪去了？但我确定它肯定去了某些地方。」

从资料来看，自90年代至今的20几年间，国内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的GDP，扣除金融海啸时期，基本上都呈现持续成长的状态。但就生產要素的报酬结构观察，分为营业盈余、固定资本消耗、受雇人员报酬，以及间接税净额等4项比重的变化，呈现后两项减少，而前两项增加的走势。其中制造业的情况较服务业明显，而制造业中又以资讯电子业的情形最为显着，受雇人员报酬比重自1994年到达65.06%高点之后，便一路向下滑落，最低下降至33.25%；固定资本消耗则由90年初约15%一路攀高至今已超过40%。若与先进国家相比，邻近的日本2011年劳动份额为60.6%、韩国2012年为71.8%，美国2011年为63.7%，都比台湾高，我想这正是分配不公平的重点所在。

论原因，这期间资讯科技產业虽然蓬勃发展，带动台湾工业顺利由过去「雨伞王国」、「玩具王国」蜕变成「资讯王国」，不过发展方向过于偏向代工发展，加上政府针对高科技產业租税补贴，使得受雇人员报酬与间接税净额比重逐年下降，固定资本消耗与营业盈余比重却逐年上升。

在制造业由过去劳力密集型產业转向资本密集型產业的过程中，企业增加机械设备的使用，自然使得固定资本消耗在最终收益的分配上要拿得更多。但期间政府为协助產业顺利转型，对企业设备投资多有租税抵减，制造业间接税净额比重由90年代之前的平均10%以上，到近年下降到仅约6%，而同期间资讯电子业间接税净额比重则是由7%下降到不到1%，反观营业盈余比重由低点12%上升到高点曾超过40%，2009年后则因国际景气衰退使其减少，比重也随之稍低。

这个趋势需要扭转。今年4月一则新闻让我印象深刻，美国一间处理信用卡支付的Gravity Payments公司执行长普莱斯今年初对员工宣布，未来3年从柜台总机、客户服务到销售人员的基本年薪将调高至7万美元，120名员工中有70名员工薪资即时调高，当中约一半人员收入加倍。与此同时，普莱斯则调降自己百万美元年薪至7万。对此，普莱斯的回应是：「美国贫富差距扩大，自大萧条后日趋严重，我不断思考这个现象，觉得时候到了，现在不解决要等什么时候？」。

20多年前，当时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赵耀东先生也曾感慨的指出，台湾经济多年来的蓬勃发展，只有產生资本家，没有塑造出真正的企业家来。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基本上企业家要有企业责任、社会责任，还要有国家与世界的责任；而资本家只是不断累积个人及家族财富。

在此台湾社会面临世代、阶级对立情况持续恶化的同时，除了政府有必要在制度面设法修正，保障薪资阶级的份额。做为有决策权力的企业主们，虽然承担风险，应该享有报酬，但不应以「成功因眼光独到，失败乃环境使然」态度，成为一个只知谋取个人利益的资本家。更重要的是，应发挥应有的企业家精神与责任，多让员工调薪与分红，分享果实。如此一来，社会上累积已久的对立氛围才有机会在未来随着经济復甦而逐渐消弥。

（作者为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台大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