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哲学的硕士论文后记：学术生涯，醉酒当歌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将学术探索比喻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先在雾里走遍了一座山，直到每一条道路、山岭和山谷一一地都已经非常熟悉了，然后再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远处来清晰地整个地观看这座山。”这篇硕士论文从动笔至最终的定稿，从净时间看，整整耗费了半年。如今回忆起这漫长的写作历程，也确实有迷雾中行走之感，毕竟这其中充满了太多的茫然失措、废然而返甚至心灰意冷，即使待到了“拨开云雾见青天”，即兴的豁然和愉悦也抵不过心中积郁已久的那份惶然与不安。

某种程度而言，选择研究“国家理性”其实是本人的一种反叛与抗争。反叛与抗争当代中国以社会契约论为中心的法哲学研究理路，反叛与抗争当代中国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本位的自由主义话语系统，反叛与抗争当代中国以犬儒主义和献媚主义为旨趣的学术风气。然而，或许是由于“国家理性”所包含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将国家视作一个享有其自身心智的、自我利益指涉的政治生命体的本体论以及质疑个人权利的真实性和至高性的价值立场，从而使得本人的这种反叛与抗争确实很难得到包容性的理解，甚至会引起诸多误解与批评。

托克维尔母亲的外祖父曾经留下一句名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朱学勤先生称这种立场是当代中国最缺乏的，即一种“中右”的立场。其实，本文所持有的恰恰就是这种“中右”的立场。之所以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理性的法律表达的历史逻辑概括为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的双向型塑，是为了表明，现代国家建构的智慧就在于寻绎国家理性与法律理性彼此型构的平衡之点。换言之，本人既为“国家理性”辩护，这是因为只要还未实现斯多葛主义的“世界国家”或康德的“永久和平”，那么个人权利的享有与维护就不得不依赖于现代国家这一地缘性的政治载体；本人也为“法律理性”辩护，这是因为当现代国家将法律施用为一种治国方略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国家福祉时，它也不得不尊重法律自身所固有的运作机理与价值意涵。总之，既不能厚此薄彼，亦不能另眼相待。

因此，本人认为，这篇硕士论文如果引起某种质疑或争议的话，恐怕不是其意旨的根本性谬误，而是本人学术能力的极端欠缺，这也便是本人如此惶惶不安的缘由。虽然写作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引用文献涉及书籍和论文近200（篇）本，洋洋洒洒六万余字（二稿的正文与引注总和曾达十万字），但是这种千头万绪与心力交瘁换得的却还是词不达意。简言之，对本文所欲表达的意旨，原先看似不过一步之遥，却未曾想到竟走成了万水千山。

当然，即使论文有些不堪，本人仍希望将它献给那些在三年研究生岁月中给予我指导与帮助的人，以此由衷地感谢他们。

首先，是本人的导师姚建宗教授。最早知道这名老师是通过他的一篇演讲稿《在吉大涵养知识分子的品行》，就当时处于本科阶段的我而言，对“吉大”、“涵养”与“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有情境性地感知，因缘巧合，之后我成为了姚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当跟从他经过了几年的研习后，我才终于在他的处事风格中理解了何谓“吉林大学知识分子的品行”，用孙正聿老先生的话概括便是，“大气、正气与勇气。”在这三年里，我不仅见识了姚老师极具创新精神的学术胆识，更令我受益终生的是他强大的人格感召力。梁任公当年告诫学生，要做到知、情、意的通融，实现为学与做人的统一。这种通融与统一在姚老师身上确实显露无疑，让我们做学生的深刻地察知到一名学者所应持有的人格底线与所能达致的术业高度。

在指导本人的这篇论文上，姚老师首先给予了我前期写作初稿的充分信任，之后他更是投入巨大的精力，巨细靡遗地修改我的论文，因此虽然经常被他的当头棒喝敲打得眼冒金星，但是每每想起老师的用心与专注，心中便不会有丝毫的委屈，只剩尊敬与感动。另外，在愈来愈盛行“身份论”与“血统论”的当代中国学界，姚老师仍能够不计我民办本科的草根出身，在博士报考上，他不仅允许并最终接受了我，这使我有机会能够跟从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样的师恩无以言谢，只能以优异的成绩报答。

第二位本人要感谢的老师并非是我的专业老师，而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周立老师。我之所以感谢她，是因为她是我人生的启蒙导师。在遇到她之前，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将我定性为不务正业的、惹是生非的、资质低下的中等生，换言之，对他们来说，我这名学生在学习成绩上毫不起眼，在煽动闹事上却极具天赋。虽然我在周老师的教导下，应试能力仍未有几分起色，我的语文成绩更是半死不活，近乎无药可医，但是她是第一位真正给予我的智性能力以鼓励和自信的老师，也正是她激发起我对知识本能的、却被应试制度死死压制的冲动与热望。与她相识的这十年，也是我这名学渣“逆袭”的最为艰难的十年，如今，好像……勉强完成了吧？真心希望现在的我能让她感到一丝欣慰，即使有些晚。深深地感激并祝福她。

我要感谢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刘雪斌老师、李拥军老师、侯学宾老师、刘红臻老师以及颜毅艺老师。感谢刘雪斌老师与李拥军老师愿意作为我博士报考的推荐人，毫不吝啬地给予我以莫大的鼓励与诚挚的祝愿。侯学宾老师不仅是我的专业老师，而且也是我的同门师兄，虽然他一直不让我称他为“大师兄”，但是我确实将其视作师门内最为出众的一名师兄而经常向他讨教与学习的。刘红臻老师是我当年还在本科的院校做辅导员期间就认识了，我接待她过来给学生上课，自己也认真聆听了她的授课，感叹她对西方法哲学史的谙熟，各家学说都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令人敬佩。更感激她百忙之余仍细致地阅读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并给出了中肯的点评。对于颜毅艺老师其实谈不上深交，但她在法社会学的课上与课下所展露出的一位人民教师的用心与责任感让我深受震撼与感动，她完全不愧于“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我还要感谢我的两位温州老乡，复旦大学的孙笑侠教授与吴彦博士。他们二位不仅是我的老乡，更是学术上值得我尊敬与学习的前辈师长。读研究生前就已与孙老师相识，对当时即将就读研究生的我，他在读书学习上给予了诸多的指导与建议，也在我考上博士之后给本人发来了祝贺，敬服他的深厚学养与儒雅风度。就与吴彦师兄的相识而言，首先得感谢刘小平老师的引介。吴师兄对我这名温州小老乡和吉大校友颇为关心，经常会来电询问我的学习情况，不仅在学术翻译上鼓励与指导我，而且还创造了能够使我的学术作品得以发表的便利条件。

在这里同样也要感谢两位校外的学友，分别是目前在罗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郭逸豪以及同样在今年硕士毕业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曹勉之。逸豪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那时他是班长、优等生，而我则是班里富二代学生中的“孩子王”，谁都不会料想到毕业十年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出现交集，从此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学友与至交。他是一个周伯通式的人物，虽有盖世武功，却独钟于游戏人生，这其实是他的弱点，但也成就了一个如此可爱的人。衷心地感谢这位“逍遥侠客”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祝愿他早日拿下罗马大学的博士学位，还有就是把他中西合璧的“老干妈意大利海鲜汤面”发扬光大！

今年年初我完成了一篇长达三万字的有关卡尔·施米特政治哲学论文的翻译，此文相当艰涩，由于倍感自身能力的不足，我希望有人帮我校对，经由逸豪的介绍，北京大学的青年才俊曹勉之同学极其爽快地应下这份差事。我想，在校对此文的过程中勉之也必定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此也一并致谢，也祝愿这位才子的学术之路能走得更加宽远。

接下来要感谢的是我吉林大学的一些同学。

女士优先。我首先要感谢同班的三位女同学，刘子钰、覃夏梅和赵畅。小钰和小梅这对姐妹花对我来说都是春风化雨般的治愈型女孩子，感谢她们两人每每在我独自一人、十分清冷的时候总能献上她们暖意融融的问候与关心，从而让我的“男人味”过重的私人生活多了一丝难得的绵软与柔香，诚挚地祝福她们。对于小畅，很遗憾她放弃了今年读博的机会，但是她的那句“我不会因此放弃看书的习惯”让我很钦佩这位知性的女孩，我尊重她的选择，也期待她的“回归”，保重身体！

当然，对我生活意义最大的还是我同班的五位男生，我三年的硕士生活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在一起，同时也被他们所塑造着，和他们一起醉酒当歌的日子是我研究生时期最快乐的时光。他们分别是傅爱竹、韦慰、孟岩、章安邦和邵健。爱竹是我的室友，与我走的最近，我极为佩服他对学术的那份纯粹感，赞叹他的学术视野与魄力，还有就是他极强的人生规划能力与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韦哥是一位琼瑶式的男子，我不知道一个男人内心得容纳多少的爱、善与美才能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刻敏感地捕捉到生活中那些细微却极致的烂漫。虽然所有人都认为小孟的外在形象与他们心目中的山东大汉反差巨大，但是我们其实可以从他玩世不恭的小眼神中读出某种内源的万丈豪情与铿锵气魄。对于安邦，我要感谢他在我准备博士考试的期间给予我的帮助，也很欣喜能够与他一同继续在吉大攻读博士，我十分钦佩他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与谨小慎微的处事方式，还有就是他对学术的不为人知的执着与专注。健哥是一个能够将理性与感性打通的人，在理性方面，他对中国法学教育极为深刻的反省与批判令我心生赞叹，在感性方面，他是一个热血与迷人的音乐男孩，总之，rock man, never die !！

除爱竹之外，我还要感谢另外的两位室友郑舟舟与朱达。舟哥是我研究生三年生活中最尊敬的一位同龄人，清苦的出身、朴素的打扮、黝黑的皮肤、瘦弱的身躯甚至还有些驼背，但是正是这样一位看似枯秋般的男生，却在心里藏着比任何人都要绚烂的春天，他的生命跳跃着比任何人都要轻快的音符，举手投足尽是君子之范，展现出的是源自人性本真的品格力量。难以估计如今这位默默无闻的清贫书生，往后会取得怎样的杰出成就。小达则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他博古通今，在那些艰涩、枯燥的历史史实中能够游刃有余、乐在其中。除此之外，更加难得可贵的是他的纯真与善良。由衷地感激他在生活上对我这位一身公子哥做派的、极度吹毛求疵的处女男的歉忍与包容，谢谢。

还要感谢师门里两位极具学术潜质的师弟栾兆星与孟融。虽然小星与小孟入学还不到一年，但是我们师兄弟彼此却有了很深的感情，他们不仅经常在学术上鼓励与支持我，而且他们的才思也让我颇受启发。另外，他们还十分热情地替我干了不少学术上的杂活。总之，祝愿他们在学业上精进有为。

当然，真正成就一个人的还是他的父母。正是因为我的父母对我学术志向的全力支持，我才能整天一副花花公子的打扮，一边废寝忘食地读着福柯、泰勒、施米特、哈贝马斯，一边无所顾忌做着“中国梦”。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正常的家庭来说，我们做儿女的都永远无法真正等价性地报答父母的恩情，而且那份感激甚至也不可能真正通过言语表达出来，只能最质朴地说，我最至深的爱永远都是留给他们的。

最后，感谢她。从未有一个女孩给我如此立体的快乐与痛苦，对她，我燃尽了我所有的热情，用尽了我所有的气力，到头来还是逃不过“情深不寿”的命中注定。还是会经常念想起当初赠与她的那本《霍乱时期的爱情》，依稀记得我在有些生冷的扉页上写下：“爱，是世上最艰难的事了。”愿她，安好。


董 政
二零一四年五月六日
吉林大学经信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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