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大学以及更广泛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最热点的话题之一。由于某种也许不无道理的假定，许多人认为一国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因而国力不足，大学则难辞其咎。大学集中了最多的尖端人才，每年的诺贝尔奖公布之后，照例伴随着对于本国大学的不满。由于大学教授们经常参与国家政策以及法律的制定，因此这些政策或法律所导致的后果——经常是不那么好的后果——也很自然地要部分地由教授们来承担。近年来，大学合并，大学扩招，大学人事改革，大学教授抄袭，大学债务缠身……凡此种种，都会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媒体报道，街巷议论，网络“拍砖”，不一而足。

　　看起来，比起中世纪欧洲以及近代以象牙塔相标榜的那些大学，今天的大学已经很难在自己与社会之间划一条清晰的界限了。而且中国的大学也许面临着跟西方不同的境遇。作为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我们的大学诞生之际就没有在象牙塔里，可谓生于忧患之世，承载着振兴国运、拯救民瘼的大使命。另外，由于主要大学均系政府建立，新生大学一开始便与国家具有了太过紧密的关系。在西方，大学最早就在教会与世俗政府相互冲突的局面下寻求独立的空间，而我们的大学却更多的是国立并受到国家的控制的。虽然1952年之前，教会以及私立大学也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记录(突出的例子如燕京、东吴、南开等)，但是实际上，早在1930年代以后，政府对于大学的控制就日益强化。到1952年以所谓“院系调整”为名目的改革结束之后，中国大陆内的大学就是清一色的国立化了。

　　当高等教育整体变成了国家的垄断事业，大学的处境就全然不同于以往了。当然，也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完成这样的目标。过去那样的社会主义经典理论是一种消解了冲突和矛盾的学说。在这样的前提下，大学的任务，课程的安排，大学的培养方向，大学与国家以及政党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事项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说从前大学要追求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那么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下，闹独立，要自由，就成为一种在逻辑上完全无法自圆其说的行为了。其实，过去的那种所谓“计划经济”要依据计划来安排绝不只限于经济(正如市场经济也不只是一种经济安排方式一样)；政治权力的架构也必然是命令－服从式的，更重要的是，这种计划模式一定要延伸到学术知识以及思想等领域，甚至思想领域的高度统一乃是何以能够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前提。

　　不消说，跟计划经济正在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一样，我们的意识形态也处在一个艰难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过程里，大学要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找回那失落已久的大学精神。这些精神固然包括自由、独立等价值理念，同时，也必须从一些具体环节上把理念化作有形的制度和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学的自治、教授治校、大学与商业以及流俗之间的距离以及鼓励追求真理与创新的相关规范和制度，从而使大学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学者的共和国。

　　欧洲的大学从一开始也面临着某种自治上的困难。君主以及地方权贵和临近的地方宗教当局希望控制大学，与此同时罗马教廷也因为强化集权以及抑制异端的需要而力图把新生的大学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不过，正是这种两种势力之间的拉锯却反而成全了大学的独立。另外，早期大学在遇到地方当局或大学所在地居民的干预的时候，还有一个“杀手锏”——撤离。当时的大学并没有后来我们习见的那种校舍，所谓图书馆也是藏书寥寥(直到1338年巴黎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也只有1722册)，所以搬家是很容易的事情。到了近代，启蒙运动和权利保障体制的建立彻底确立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正当性，虽然在某些特殊时刻，它们还会受到一些考验。当大学取得了自治的地位，就会形成与独立相适应的一些管理模式和学术教育制度，大学之道也会通过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风范而展现。当然，历史永远不会终结，大学前行的路途上总会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学正在谋求更大的规模，力图对社会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不过，这种发展已经开始遭遇到某种难题。规模巨大意味着精英教育传统的式微；影响社会的同时也不得不受到社会的影响。这些问题在西方似乎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但是在我们这里，历时性与共时性却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大学发展的特殊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