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秦晖教授在接受《南窗风》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一个因素就是“低人权优势”，大抵意思是，中国人以低福利低人权（放弃了许多应用的权利）为代价，产生了很多廉价产品并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优势，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里，秦晖强调了ZF的干预，让人们不得有主张自己权力的机会，反对有人滥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来论证专制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有效手段。      一石激起千层浪，人们纷纷对此有自己的看法，首先是中国的右派愤青，认为中国发展以低人权优势为代价是不道德的，秦晖在一个公开发言中说，我对这种现象是持批评态度的，谈不上道德不道德，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另一种反对声音如姚洋则认为不应该以这样的高度谈问题，这都是人们的选择，在没有饭吃时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吃饭，然后才是其他需求。姚洋是经济学家，思考方式和角度自然与秦晖不一样。而那些经济自由主义更不屑一顾，一看标题未看文章就开始大肆批判。        张五常在谈及中国30年高度发展的奇迹时说，主要是缘于县际竞争制度，即地方ZF拥有产权并相互竞争，活跃了经济并达到了高效率，并声称他是唯一“破案”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所谓县际竞争制度就是地方与中央的分权，当然，比起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来说，分权更利于经济，但仅以此就认为这是中国得以惊人发展的根源，实在有些牵强。张五常在谈及中国在劳动契约签订与择业和创办企业等经济活动上比美国自由（这话又被中国的右派愤青骂得死去活来），依我看，这才是中国发展奇迹的真正原因，我称为自由而野蛮的生长，这也是我今天要说的主题。      秦晖教授说的低人权现象我是赞成的，现象嘛，就是人们看见的，确实上世纪，在中国80年代90年代，你走进任何一家工厂职工的宿舍，其环境极差，员工没有休息娱乐场所，经常加班，没有工会，没有福利，有些工厂甚至为了防止员工偷材料而搜身，等等。但秦晖把这种现象归于ZF，ZF没有为他们争取权利甚至纵容工厂如此，就在逻辑上说不通了。实际上理解和界定这个并不难，比如员工是不是自愿到这个工厂，是不是可以自愿离开，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一些农村到城市打工的青年，他们第一是要找到钱，其他的自己愿意忍受，这是他们的选择，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自己的需要，所谓人权，实际上也是产权的一部分，他们自己在休息、好环境、好工资（他们认为好的工资）做出了选择。他们的放弃是愿意获得更多的他们自己更加需要的东西，一句话，只要选择是自由的，其他的均谈不上放弃与争取。换句话说，别人都不急，你秦晖教授急个球呀。至于有些工厂对自由的限制，对上厕所时间的限制，对进出工厂进行搜身的“恶劣行为”实际上我们均可理解为契约的一部分，工厂为了防范风险（包括劳动者的道德风险）必然要采取手段，你不适应的仍然可以离开。实际上老板做这些是需要代价的，比如有些人不能忍受的就离开了，也许他的技术很好，对工资要求也不高。随着人们物质待遇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便更加注意其他方面的“收益”，我们暂时称其为“人权”收益。“人的尊严收益”在经济学里面与金钱收益没有两样，都是一种交易，经济学曾经用“效用”去衡量。不同层次的人，其效用是不同的，所以在一般的普工工厂里面，和在白领办公室里面，老板的“鄙夷与蔑视”带来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经济发展了，老板的“侵权”的成本就会更大，自然而然人们待遇与人权就得到了保障。实际上不是谁来保障谁的问题，是人们自由选择后的交易结果。也许有人会说，那时任何工厂都一样，工人没有选择，实际上所有老板都不是傻子，如果有人更看中环境与休闲，完全有老板给予更多的“高人权“，工人肯定趋之若鹜，但工厂要生存，不是降低工资就是倒闭，你选什么呢？        工会，在一些民主愤青的眼里，是一个法宝，认为只有工人有了自己的组织才能平等的与资方谈判，确实，联合起来获得的效率要高得多，劳与资均有联合的权利，资方实际上就有典型的合作模式，而且非常高效，比如股份制，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股份制，集小力量而成大财团达到对某种资源的控制和“集体裁判”，工人一样，可以组织工会，来与资方谈判。但我们知道，任何联盟都需要成本，但这种成本大于了收益，联盟本身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西方国家工会组织成熟，实际上是得到了法律的支持，甚至是“偏心”的支持，从而工会组织及其成员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使工会能够长期存在，但稍微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工会的存在往往对社会并无好处，他实际上经常破坏契约的自由签订与遵守，甚至以群体性事件和不合理的法律作为要挟来践踏契约，前几年沸沸扬扬的底特律破产，这些工会可谓“功不可没”！而中国，可能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没有很好的支持民间工会，只有毫不起作用的官方工会，恰恰给中国发展带来了机会，让人们可以自由择业自由选择，工厂也可以自由招工自由协商工资，达到最大程度的帕累托至善。秦晖认为没有工会福利和权利主张是低人权表现，我却以为这是最成功的经济模式。      再一个，就是张五常教授说的，中国在劳动择业、创办企业方面的自由，这种自由降低了门槛，使资源获得你最大程度的利用，而在西方国家，却有诸多限制，这些限制看起来好像是为民生，实际上多半是提高了成本，比如环保与安全，版权与专利等（我并不主张以牺牲环境和安全作为经济发展的代价是值得的，而是，这里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权衡问题，在企业看，确实是这种非限制的自由带来了机遇和低成本）。在对劳动者“权利”上，基本上也是在法理上的缺失，即使法律上有，执行上也存在困难，这恰恰给劳资带来了自由选择。       在中国新劳动法颁布时，张五常教授连续发表了20篇论文来进行反驳，对有些妨碍劳资自由选择的最低工资标准，强制征收高社保很劳工的一些“强制权利”进行了批判，说这样实际上是阻碍了经济发展，这可能让学历史的秦晖教授大跌眼镜吧，怎么，明明是高人权举措呀，怎么到了张五常教授那里就阻碍了经济发展了，没有人权，经济发展有何用，实际上，人权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         就拿ZF对节假日的休息来说，ZF强制劳动者需要多少休息日，这看起来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事情，但有些企业现在仍然在实行做六休一，即一周休息一日，实际上只要双方愿意，何乐不为呢。或者老板说300休息做六休一，400休息做五休二，你选择哪个？如果你经济紧张，当然选择后者了，多工作1天就多100，免得再打二份工，加班休假什么的都一样，只要是自由选择，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劳动者的工资，永远等于其机会成本，而从资方看，职工的工资，又等于边际产出，这是由社会经济自身形成的，即由市场决定，如果ZF要较真，要强制，只会提高失业率，阻碍经济发展。所谓劳动者人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后，市场自然就会向它们看齐，我所在的公司分了三个子公司，分别在上海市区、郊区（我称为上海农村）和江苏农村，实行了不同的工作制度，在市区是做五休二，郊区是做六休一，江苏农村的连社保都没有。这足以说明问题了，如果你在市区招做六休一的员工，人家掉头就走。不用与你谈什么国家规定，我不和你玩总可以吧。如果在江苏农村你要谈你的休息权利，老板会说，去你的，我不招你行不行。这就是经济自由，人们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需要大米还是电影，需要休闲还是丰衣足食的保障，而不需要ZF的强制和权力的给予。所以新劳动法出台后张五常教授说我对中国的预测可能要重新修改了，谁让他出台了劳动法呢？实际上不光是劳动法，ZF对民众对经济的的诸多限制和管制，以及诸多福利都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中国近30年的高度自由发展，正是得益于秦晖教授所谓的低人权，只是这是低人权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被迫的结果，是最大效益的，最好的结果。随着中国民主呼声越来越强大，民生意识越来越强大，中国将会逐渐失去这种优势，而步入现在欧洲所普遍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