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身体是由物质分子组成的,所以毫无疑问,人与其他一切物体一样也存在着万有引力。那么除了这种可称量的体重(万有引力)外,人类社会还有没有另一种形式的吸引力呢?或者说在人类社会有没有一种左右人的行为的力存在呢?我们确信,答案是肯定的。
为了讨论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再引进一个新概念——聚财力。在本书中,聚财力表示人对财富的吸引力,或者说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获取财富的能力(以下我们用F表示)。
通过深入研究,我们发现聚财力的大小与下述四大因素有关:
(1)人的素质和对财富的占有欲望(用k表示);
(2)人所拥有的财富(用c表示);
(3)人所在环境的财富分布状况或贫富情况(用w表示);
(4)社会环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道德)和信息等的约束(用ε表示)。
其他的诸如人的知识、技能、体质、年龄、婚姻状况和世界观等等都可归并到以上四个方面中去。例如,知识、技能和体质都可以归并到“素质”因素中,婚姻状况和世界观则可归并到“社会环境和信息”因素中去,等等。笔者曾撰文对F与k、c、w和ε四个变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建立了F与k、c、w和ε的函数关系(2000)。[15]
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这四个变量进行讨论。同时,在对某一个变量进行讨论时,我们都假定其他几个量是不变的或完全相同的。
人的素质是指人的智商、体质、知识技能和心理情感等因素构成的总和。毫无疑问,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素质越高,且对财富的占有欲望越强,他的聚财力就越大;反之,一个人的素质越低,且对财富的占有欲望越小,其聚财力就越小。
对于上述这种说法,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相反的例子来加以反驳。譬如,大学教授的综合素质无疑比读书不多的小商小贩要高,但是,教授们赚的钱却不一定比小商小贩多。这难道说素质越高,聚财力就越大吗?对此,我们可作如下解释:
第一,我们在考察一个人的聚财力与他的素质的关系时,已经设置了一个十分严格的前提条件,即我们是在人们所拥有的资本、信息、社会家庭环境以及所从事的职业等等一切其它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来研究人的素质对聚财力的影响的。大学教授经商之所以有可能不如读书不多的小商贩,是由于教授所了解的有关经商的信息比小商贩要少得多,他们之间有着信息不对称的差别(这种差别对聚财力的影响将在后面讨论)。这种“素质”因素之外的因素对聚财力的影响此时暂不讨论。
要比较素质对人的聚财力的影响,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自己跟自己比,即同一个人在不经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与在经过专门培训(提高素质)之后(聚财力或赚钱能力)相比较。很显然,经过知识技能和有关业务培训的他,肯定比没有经过此类培训的他的聚财力(赚钱的能力)要强。另一种是不同的人之间进行比较,即张三和李四进行比较。在上面已经讲到,平时我们可能也经常看到,一个素质高的人的赚钱能力并不一定比一个素质低的人的赚钱能力强。这是由于他们所在的环境条件等其他因素不相同所造成的。所以,要比较张三与李四的赚钱能力(聚财力),就必须让张三和李四处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即张三与李四不仅从事的行业相同,而且所获得的信息也相同,不仅买卖的对象等经商环境相同,而且家庭等社会环境也相同,总之,张三与李四除了素质不同以外,其它的一切环境条件都完全相同。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为了找出事物的内在规律,将研究对象或系统的关系简单化,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就常常采用这一方法。如惯性定律和理想气体的状态方程等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推导出来的。按照这种理想化的条件,张三卖酒,李四也卖酒,张三只认识酿酒的王二,只知道王二有酒批发,李四也是如此,总之,张三与李四两个人,除了素质以外,其它的一切,包括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对财富的占有欲望、经商的环境条件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等等,都像是“克隆”出来的一模一样。在这种理想化的条件下相比较,张三与李四谁的素质高谁就会赚更多的钱,亦即谁的素质高谁的聚财力(赚钱的能力)就大。
对于我们所熟悉的人,谁的素质高,谁的素质低,我们都能一目了然。比较他们的收入也不成问题。但是,如果以每个人的主观判断进行比较,则可能会由于观念、方法等的不同而出现失真。虽然学历不一定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素质,但是,在更广泛的范围里或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素质基本上与学历(主要是知识和技能)的高低成正比。调查表明,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他就越容易找工作,其收入也越高。在我国各城镇低收入者中,大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下岗职工。
第二,聚财力与人的欲望有较大的关系。追逐财富的欲望是人类最古老最朴实的东西,也是人类最具现代化的意识。古今中外,人类的活动无不都与财富有关联。在古代,中国人年年春节都要拜“财神”,甚至在今天一些乡村还保留着这一风俗,每个人都希望在新的一年得到财神爷的荫庇。古希伯来人则崇拜金牛。在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里,不
表:1988年40-44岁我国男性有收入者(月工资)收入差异 [16]
| 社会经济特征 | 最高收入(元) | 最低收入(元) | ||
| 职 业 | 高级 工程师 | 182.24 | 生产运输工人 | 122.84 |
| 文化程度 | 大 学 | 139.14 | 小 学 | 121.94 |
| 行 业 | 地质 勘探 | 174.60 | 商业饮食业 | 132.73 |
论是中国的,还是阿拉伯的,亦或是希腊的,都把拥有万贯家财作为幸福和快乐的象征。就算没有发财或者不可能发财,人们心中追逐财富的欲望也永远不会泯灭。今天,博彩活动盛行全球就是最好的明证。
按照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观点,人的欲望或需要可分为五个层次:
(1)基本的生理需要,如吃、穿、住、行等的需要;
(2)安全需要,即希望生活和生存有保障;
(3)社会的需要,即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归属感的需要;
(4)尊重感的需要,即需要有自尊心以及受到别人的尊重;
(5)自我实践的需要,即出于对人生的看法,需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17]
所有这些需要汇集成人的欲望,从而决定了人对财富的追求倾向。由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世界观等各个方面有所不同,所以人们的需要也千差万别,由是导致人们的欲望也各不相同。有的人对做官有欲望,有的人则对艺术有追求;有的人有物欲,有的人则有情欲……同时,不同的人,欲望的大小也有差别。但并不是欲望越强,其聚财力就越大。因为正如前面所说,人的欲望有各种各样的,一个人很可能对艺术有极强的欲望而对金钱毫无兴趣。而聚财力只与对金钱(财富)的占有欲望有关联。如果一个人遁入空门,对金钱毫无兴趣,没有一丝欲望,那么金钱是不会自动跑到他的手中去的。反之,如果一个人金钱欲望特别强,那么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攫取钱财。因此,一个人光有素质,而没有赚钱的欲望,他是无论如何也赚不到钱的。所以要想赚钱,则必须有赚钱的欲望;欲望越强,其赚钱的能力也越强。
当然,光有赚钱的欲望而没有素质,其赚钱的能力也会受到一定的削弱。
马歇尔认为:“人类的欲望和希望在数量上是无穷的,在种类上是多样的:但它们通常是有限的并能满足的。”[18]然而,这种满足也只是暂时的、相对的,从长远来看,人类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是绝对的。“金钱的特性就是不能满足人的欲望”。正是这种使人得不到满足的特性,吸引着人类永远的追求,从而驱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所以,如果我们约定:人的素质越高,对财富的占有欲望越强,k值就越大,那么就应该有F∝k,即聚财力与k成正比。
对于什么是财富,人们的意见还很不统一。这里我们所说的财富,是指一般的资本、财产或可以变成资本和财产的物品。人的财富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内在财富,即劳动力本身也是财富。每个人的劳动能力是有区别的,有的人劳动能力强,有的人劳动能力弱,他们在出卖各自的劳动力时,所获得的工资(报酬)也不相同,有的人年薪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甚至达千万元,而有的人的年薪则只有区区几千元。据2003年5月6日出版的一期《法国足球》杂志公布,世界足球运动明星的年收入大都在1000万美元或1000万欧元左右,效力曼联队的英国球星贝克汉姆年收入高达1500万欧元,是世界上年收入最高的足球运动员。
这里要强调的是,劳动力与聚财力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劳动力是一个人的劳动能力。毫无疑问,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劳动能力越强,他在劳动中获得的报酬就越多,说明他的聚财力大。但是,劳动力与一个人对金钱的占有欲望没有关系,一个技术素质很高的人很可能对金钱感到索然无味,没有丝毫欲望,对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他有很强的劳动力,而不能说他有很强的聚财力,因为这样的人凭自己的劳动本领完全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但他们往往毫不吝惜地舍弃赚钱的机会,甘愿做一介贫民。
二是外在财富,即人所拥有的财产和物品。拥有较多财富(资本)的人相对于拥有较少财富(资本)的人更容易赚钱。这是因为:
——有了财富,就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通过教育可以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提高了,赚钱的能力自然就会增强。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今人道: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就是财富。其要义就在于此。
——有了财富,就能够购置机器和一些现代化的设备,雇佣更多的工人,进行扩大再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
——有了财富,还可以购买专利和技术,获得知识产权,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有了财富,还可以用以抵押,进行滚动贷款,支配比自己所拥有的财富大数倍的财富。
——有了财富,就会无形地增大自己的信誉,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良好的经营关系,甚至能对周围的人进行某种控制。
——有了金钱等财富,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做,把钱放在银行就会有利息,就能够使财富增值。
……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法律和政治制度对竞争的限制很少,资本家为了搞垮对手,常常利用自己的实力,大举降价,或者买空卖空,致使对手倾家荡产。
正如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P.A.Samuelson)和威廉·D·诺德豪斯(W.D.Nordhaus)所说:“收入不平等的一个来源在于财富所有权的不平等。那些极为富有的人——不论由于继承、技术或运气——以远远高于平均家庭的收入开始生活。那些没有财富的人却以不利的收入条件来开始生活。”[19]因此,财富对聚财力的影响有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如果用c1表示内在财富,c2表示外在财富,那么,一个人所拥有的总的财富就是:c=c1+c2。不论是内在财富,还是外在财富,它们都对人的聚财力具有同等的影响。
因此,在人的素质和对财富的占有欲望及其它一切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其聚财力也越大;财富越少,其聚财力就越小。即有:F∝c
一般说来,环境中财富的分布越多,即环境越富裕,就越好赚钱;环境中的财富越少,即环境越贫穷,就越不好赚钱。我国的沿海地区比较富裕,所以在这些地区比较容易挣钱。例如,在深圳,人们的工资(收入)比中西部地区一般要高出5—10倍。从国际上看,在发达的北美洲和西欧比在贫穷的非洲和南亚要容易赚钱。目前,一个美国工程师一年的薪水约10万美元,比一个老挝工程师一辈子的收入还要多。赚钱多,说明聚财力大。所以,人的聚财力与环境里财富的分布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环境中财富的数量越多或环境越富裕,则人的聚财力就越大;反之,环境中的财富越少或环境越贫穷,人的聚财力就越小。从历史上看,世界的财富是越来越多,环境是越来越富裕,所以,今天的一位穷人比过去的大富人的聚财力还要大,赚的钱还多。
对于某一地区或某一公司来说,环境中财富的数量往往与该地区或该公司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益)成正比。经济越发达,增长速度越快,效益越好,则环境中财富的数量就越多。经济整体发展了,宏观效益好了,每个人的收入也会增加。例如,有的国家经济形势看好,处在该国的公司的经济效益也随之上升;有的公司善于经营,公司发展快,效益好,员工的收入很高;有的公司不能立足市场,经济效益每况愈下,员工的收入也非常低。
为了进行定量研究,这里我们来找一种可用数量描述环境富裕状况的方法。毫无疑问,用单位体积或单位面积里的财富含量,即财富的体密度或面密度就可以很好的反映环境的财富分布情况或环境的富裕程度。当然,用人均拥有的财富数量也能说明环境的富裕程度。但是为了便于将聚财力与万有引力、库仑力以及捕食力、吸养力进行比较,这里我们选用面密度(实际上是体密度)来表示环境的财富分布状况。
设在与某人距离r米远的地方(这些地方构成了一个球面),有c数量的财富,那么在距离该人r米远的地方的财富的面密度就是c/4πr2。在讨论动物的捕食力时,我们已经讲过,环境是立体的(球形的),而不是球面状的。所以财富的分布应该是在整个球体内,而不是只在一个球面上。这里我们还是利用微积分的方法把球体分成无数个球面,这无数个球面到该人的距离分别为r1 ,r2, …ri…,各个球面上的财富分别为c1 ,c2,…ci…,则这些球面上财富的面密度分别为c1/4πr2,c2/4πr2,…ci/4πri2.…。因此,整个环境财富的分布状况可由
∑(ci/4πri2)= c1/4πr2+c2/4πr2+…+ci/4πri2.+…
来表示,即w=∑(ci/4πri2)。根据上面的讨论,显然有
F∝∑(ci/4πri2)
首先,讨论信息对聚财力的影响。今天,人们都知道信息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谁拥有了信息,谁就会在市场竞争中抢得先手,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有人说,信息就是金钱,信息就是财富。有的人才能平庸,既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过人的经营手段和办法,同时也不拥有过多的财富,但是,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却能不断地大把大把地赚得钞票。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的有用信息比一般的人多。
但是,人们一般都不可能获得完全的信息,所以,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常常会受到信息不全的约束。如果信息闭塞,那么即使在你附近有许多赚钱的机会,你也会白白失掉;倘若信息灵通,那么即使在千里万里之外有挣钱的机会,也会被适时地抓住。20世纪90年代初,在南美的智利,一家铜矿倒闭;矿主在事前订购了美国的“道济”、德国的“奔驰”牌各种型号大吨位载重车、翻斗车共计1500辆,全部是新车……为了偿还债务,矿主决定将这批新车折价拍卖。当时中国光大实业公司正需要一批车辆。当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王光英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火速飞往智利采购。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矿主同意以原价38%的价格将全部车辆卖给光大公司。这一笔生意为公司节约了2500万美元。而与智利同处美洲的美国一家公司的老板也想购买这批车辆,但是当他知道此消息时,中国光大实业公司已与智利方面签定了购买协议。结果,那位美国公司的老板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光大实业公司把货提走。由此可见,信息越阻隔,人的聚财力就越小;信息越畅通,人的聚财力就越大。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现象:有些人在某一行业或领域经营多年后,如果有人建议他们到其他的行业或领域经营,那么他们常常会犹豫不决甚至感到恐慌,即使别的行业或领域比他们正从事的行业或领域更易赚钱。那么他们为什么会犹豫甚至有恐慌的感觉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或领域以外的信息知之甚少。著名的美孚石油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进行过一次多元化经营的扩张。他们在不了解百货业有关信息的情况下,贸然经营一家马克百货公司,结果惨遭失败。因此,今天,凡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大公司,都注重收集经营信息,并建立世界性的商业数据库。
广告是一种典型的商业信息。许多商家通过大做广告来赚取人们的眼球,刺激人们的大脑神经,使他们的商品在人们的脑海里留下烙印。这样人们就会掏腰包购买他们的商品。所以,广告是人们主动利用信息赚钱的一个最常见的典型事例。有些商品与其他的商品相比,在质量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并不占有优势,但由于它广告做得多,信息传播的范围广,持续的时间长,给人刺激大,使人印象深,所以,人们的购买行为就不知不觉地为这些信息所左右。
今天,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信息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在金融领域,每一处的金融信息几乎瞬时就能够传送到世界各地,资本流通可通过网络跨越国界,大大地缩短了资本流通的周期。在商业贸易领域,国际贸易、国内贸易和家庭采购等都可以在网上进行,商品的选购和销售范围大为扩展,商品的生产、订购和销售周期也大大缩短。
其次,社会环境对聚财力也有较大的影响。社会环境不仅包括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道德状况,而且还包括家庭环境、婚姻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因素。
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人们的道德观是不同的,由是导致人们的聚财手段、方法、方式和程度都有所差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把致富的途径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本富”,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致富。在司马迁时代的人看来,这是最高尚、最应该提倡和受到嘉奖的一种致富途径。第二类为“末富”,是指从事工商业活动,尤其是从事商业活动而致富。“末富”虽然不失为一条生财之道,但不是根本,因而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发展,不能本末倒置。第三类为“奸富”,是指利用各种卑鄙手段巧取豪夺而致富。如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私刻印章,伪造文书等等。可见在古代中国,经商并非本业,而是下“九流”之类的事,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学者官者下海经商却很时髦。在15至17世纪的欧洲,人们重视商业就像我国古代重视农业一样,不少人甚至认为,只有经商才是唯一能创造财富的行业,只有经商才是最光荣的事业。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人们都不敢发财致富,怕成为新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现在会挣钱能致富不仅已成为一种时尚,而且还无上的光荣。
同时,由于有道德这种东西存在,人们也不能为所欲为地去聚集钱财。人们挣钱的方法、手段和途径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社会就会失去秩序,经济活动就会成为动物般的弱肉强食似的撕杀。因此,人类的经济行为都受道德的规范和约束。那些没有道德观念的亡命之徒杀人放火、偷盗抢劫无所不为。所以,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没有道德约束的人的聚财力最大。因此,聚财力与道德的约束程度成反比。但是,没有道德约束的过大的聚财力虽然能一时给人带来金钱,却并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因为物极必反,没有道德约束的聚财力最终必然会给人带来杀身之祸。
政治法律制度亦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制度对聚财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入分配制度(如最低工资限制、失业救济等);
(2)经济游戏规则(法律制度);
(3)税收政策;
(4)其它政策(如利率政策,垄断行业的价格政策等)。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Veblen)认为,历史是不断演进的,不是静止的;社会的发展就是制度的发展,经济制度只是它所存在的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其变化受许多非经济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应该是制度的演进过程;而所谓制度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包括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结构、法律和赢利活动等等;制度与土地和资本一样也是生产要素,可以促进或制约经济的发展。美国MCI(Micro Communication Inc.)公司的创始人麦高文(Bill McGowan)有一句名言:“改变管制规则有横财可发。”也就是说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一样可带来丰厚的利润。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认为,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社会运作的一种方式,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架构。好的制度可以激励人们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提高他们的生产效率,有效地运用高技术。不好的制度则会阻滞经济的发展,甚至使经济倒退。他写道:
“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约束力、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所组成。通观历史,制度一直是由人们设计并用以创造交易秩序和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它们与正式的经济约束一道共同界定选择集合,并决定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决定经济活动的盈利性和可行性。制度是逐渐演进的,过去同现在和未来密切相关;因此,历史大体上是一种制度演进的故事,其中经济的历史实绩只能被理解为其中的一部分。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激励结构;随着激励结构的演进,制度决定经济变化的走向,是增长、停滞、还是衰退。”[20]
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地改革和私有制改造,国内的政治制度发生了新的变化,由是导致了一次生产力的大发展;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后,逐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制度,生产力的发展便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政府确立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我国的经济又有了飞速发展。即使在目前,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现阶段我国农村劳动者与城市劳动者的收入差别主要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是,政策和制度则是最根本的。正如王燕梅所说:“有效的市场制度是东部经济加速发展的根源”。[21]
总的来说,政治法律制度跟道德一样,对人的聚财力具有约束性。在奴隶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给了奴隶主无限的权利,却限制奴隶的人身自由,社会产品(财富)的分配由奴隶主决定,所以,奴隶只能勉强获得所必须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的延续,为奴隶主不断地提供劳动,创造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机器和厂房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工人只得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生产所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资本家所占有,工人只能获得数量有限的工资。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分配制度只有单一的按劳分配(其实是平均分配),受此约束人们挣钱的能力便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论能力是大是小,素质是高是低,每个人在社会生产中分配的财富根本没有多大的差别。所以,按劳分配是典型的制度对聚财力的约束。在发达国家,税收政策对人的聚财力的约束也十分明显,赚钱越多,缴税也越多。
除此之外,由于人们的家庭环境不同,婚姻状况各异以及各个地区的思想观念的差别,人们对财富的看法、占有欲望以及赚钱的技巧、方法和途径也有着显著的不同。有的环境有利于人们赚钱,有的环境则不利于人们赚钱。在江浙的苏州、无锡、扬州和温州,福建的福州,湖北的仙桃等地,商业氛围浓厚,经商赚钱成为一种社会时尚,那里的人耳濡目染,对商业信息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对经商技巧具有特殊的悟性,所以,那里的人大多有一种其它地方的人无可比拟的经商赚钱的能力。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约定,社会环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道德)和信息等的约束越大,ε就越大,那么就有:F∝1/ε,即聚财力与社会环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道德)和信息等的约束程度成反比。
至此,我们一共讨论了影响人的聚财力的四大因素,这四大因素并不是各自独立毫无关联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一个人的素质很差,而且对财富毫无兴趣(没有一点占有欲望),例如一个痴呆者或植物人,其k=0,那么即使其它的三个因素(C,∑ci/4πri2,ε)很好:他所在的环境富得流油,钱很好挣;政治法律制度十分宽松(当然他不可能获得所需要的信息);并且有足够的资本(财富);如果没有他人的帮助和参与操作,他也难以赚到一分钱,其聚财力F=0。如果一个人丧失了劳动力,既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又不会说不会写不能从事脑力劳动(c1=0),同时他又身无分文(c2=0),即c=0,那么即使此人其他的条件再好(如能掌握他所需要的一些信息,他所在的环境也十分富裕),他也不会挣到一分钱,其聚财力F=0。如果一个人周围环境一贫如洗,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例如一个置身于茫茫荒漠之中的人),即∑(ci/4πri2)=0,那么,无论他的素质多么好,也无论他的财富有多么多,此时他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难以施展他赚钱的才华和本领,其聚财力F=0。如果一个人信息闭塞,对外界的信息一无所知,甚至连自身的有关信息也不清楚,或者社会的道德和规矩很多、政治法律制度很严,社会环境根本不允许人们去挣钱,(即ε→∞ 或1/ε=0)那么其他的条件再好,这个人也不能赚钱和赚不到钱,其聚财力也等于零。即F=0。
由此可见,在“人的素质和对财富的占有欲望”,“人所拥有的财富”,“人所在环境的财富分布状况或贫富情况”,“社会环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道德)和信息等的约束”这四大因素中,或者说在k、c、∑(ci/4πri2)、ε四个变量中,任何一个等于零,都有聚财力F=0。因此,这四个量应该是乘积的关系,而不是加和的关系,由此可将上述四个因素综合在一起,从而得到:
F∝kc∑(ci/4πεiri2)
或 F=λkc∑(ci/4πεiri2)
这里,λ为比例常数。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的变换处理,使得λ=1,即消除比例常数,从而将上述表达式简化为:
F=kc∑(ci/4πεiri2)……………………⑥
这就是聚财力的一般表达式。它表明,一个人的聚财力与其自身的素质和对财富的占有欲望、所拥有的财富和环境的富裕程度成正比,与社会环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道德)和信息等的约束程度成反比。
聚财力公式虽然由单个人推导而来,但它不仅适用于表达单个人的聚财力,也适用于表达一个家庭、一个公司、一个国家或国际经济组织和联盟的聚财力。很显然,聚财力与万有引力具有类似的表达形式,它是万有引力在社会经济运动中的表现形式。
由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或分配得到的财富,一般与其挣钱的能力(聚财力)成正比,因此,聚财力的表达式也反映了经济活动中财富的分配规律。即一个人或一个组织(集团),在经济活动中获得的财富或收入,与其自身的素质和对财富的占有欲望、所拥有的财富和环境的富裕程度成正比,与社会环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道德)和信息等的约束程度成反比。这就是一切社会的财富分配规律。
这里,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入或分配所得的财富,与他所拥有的财富,是有区别的。收入是一个累积数,它是指一个人在某一段时间里所获得的财富的总和;而其所拥有的财富则是指该人在某一时刻所拥有的净资产。所以,如果用公式来表示就是:
一个人拥有的财富 = 该人的总收入 - 他的总支出。
例如,一个身无分文的人,他参加工作后,每个月的工资为1000元,同时他每个月消费600元,那么该人3个月的收入就是3000元,而他所拥有的财富是:3000-600×3=1200(元)。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聚财力的表达式反映的只是一个人或集团的收入分配情况,而不能反映一个人或集团所拥有的财富数量。因为有的人会赚钱也会花钱,他的收入高并不说明他所拥有的财富就多。因此,一个人的聚财力大,只说明他累计分配的财富可能很多,但并不是说他拥有的财富也多。换句话说,聚财力大并不就等于拥有的财富多。
至此,我们对影响一个人的聚财力的因素有了比较全面的整体了解。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前面的讨论,就会发现有些问题更加明了。譬如,我们说,一个人的聚财力与其自身的素质成正比,但是有人可能马上找到一个相反的例子,如1992年北京地区的一份调查显示,在12个行业中,被人们认为精英云集的科研、文化教育等行业的人均收入排在倒数第五位,文化程度不高的个体工商业者的收入是北京大学教授收入的2倍。[22]对于这种质疑,利用聚财力公式,马上就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人的聚财力与四个方面的因素有关,如果一个人某一因素不足,而其他三个因素占优势,那么他的聚财力也会很大。北京的个体工商业者素质上的劣势,可由他们对财富的欲望、信息的占有以及政府制度(政策)的倾斜(或有利)等方面的优势来弥补,所以,他们的素质虽然不如教授们,但他们的聚财力仍然大于教授们。
值得说明的是,聚财力或财富的分配规律是一种统计规律,或者说只具有统计意义。我们知道,向空中抛掷一枚硬币,出现正反面的几率各占二分之一。换句话说,多次向空中抛掷硬币,出现正面的次数与出现反面的次数基本相等。这就是一个概率(或统计)规律。但是,当我们抛掷硬币的次数较少时,譬如掷2次或4次,这一规律很可能会“失效”,硬币有可能出现的全是正面或全是反面。如果我们抛掷硬币的次数足够多,譬如数百次、数千次或上亿次,这一规律将会发生作用,并且随着抛掷次数的增多,这一规律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聚财力或财富的分配规律也是这样。从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和较长的时间尺度上看,聚财力的公式是有效的、精确的,但是,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或者在某一具体的时刻,聚财力的公式则有可能不精确甚至失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活动中往往有许多机遇因素起作用。例如,在搏彩游戏中,一个纯粹的白痴很可能碰上机遇,赢得头彩。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聚财力的表现或作用,不仅仅是瓜分现有的社会财富,而且还在于创造社会财富。聚财力越大,创造财富的能力就越强。所以,聚财力对财富的聚集或社会财富的分配,既包括创造新的财富,又包括瓜分原有的财富。因此,当社会的总的聚财力增大的时候,社会的总财富也会随之增加。在这一方面,聚财力的性质,与社会生产力则十分相似。另外,一个公司或国家的聚财力并不等于该公司或国家各个人的聚财力之和。整体的聚财力有时大于各个部分的聚财力之和,有时则小于各个部分的聚财力之和。当一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能够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整体社会经济保持和谐运转时,全社会的总的聚财力就趋向增大;当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处处遏制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时,全社会的总的聚财力就趋向减小。
注释:
[14]、张国文。《财富分配理论的困惑》,见山东济南《财富时报》2003年3月17日-3月23日。
[15]、张国文.《一种以物理定律为基础的经济理论尝试》.见《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年第1期,81-85。
[16]、谭仁杰.《中国个人收入分配态势分析与对策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63。
[17]、历以宁 秦宛顺编著.《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5。
[18]、[英]马歇尔著,朱志泰译.《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05。
[19][美]保罗.A.萨缪尔森 威廉.D.诺德豪斯著,高鸿业等译.《经济学》,第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945。
[20]、道格拉斯.C.诺斯,《论制度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引自张桂生编,《经济崛起的阶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254-255。
[21]、王燕梅.《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制度因素分析》.见《经济科学》,2001年第3期,或《新华文摘》2001年第10期,54。
[22]、同[16],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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