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制度的起源和演进: 先定制度，再论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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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诺思和福格尔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经济学“侵入”历史学，这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新罪证。当然，格雷夫并不以此为意，在格雷夫看来，经济学不能说侵入历史学，而是两个学科的融合。格雷夫新作《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正是运用了“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集大成之作。格雷夫初学历史，后转行经济学，《大裂变》也是受两个学科训练的一个体现。

　　□书评人 李华芳

　　

　　通常而言，制度不同，经济绩效也不同。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揭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低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产权制度没有确立所致，而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同样提到了产权制度的作用。尽管众口一词说“制度”，但制度究竟是什么，却并不清楚。

　　格雷夫很清楚目前制度研究的困境，因此《大裂变》开宗明义，先定“制度”，再论变迁。格雷夫用一个统一的框架来对制度进行刻画：制度是共同作用于行为秩序的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系统，特定的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是这一定义的关键组成部分。

　　在这一定义下，格雷夫对西方世界何以兴起，给出了不同于韦伯和诺思的解答。以往的关于欧洲何以兴起的解释，一种是技术和环境决定论，例如欧洲有丰富的煤炭、养马的技术精湛以及拥有适合世界贸易的港口；另外一种是文化和社会决定论，韦伯笔下的清教徒显然是带着上帝的使命行走在大地之上；还有一种解释则认为从食品消费和市场一体化等来衡量，欧洲并没有在19世纪晚期超过世界其他地方，也就是不存在所谓的西方兴起。但格雷夫通过制度分析表明，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非血缘关系的和自治的社会组织，是推动欧洲发展的力量。

　　格雷夫以马格里布商人联盟和热那亚商人行会的例子表明，非人格化交易（陌生人之间的交易）的扩展，尽管有合同等确认所谓的产权，但联盟和行会的承诺与多边惩罚机制保证了贸易的有效进行。这就是说，如果一个商圈中的商人不诚信或者有道德风险问题，尽管他个人短暂得利但损害了商业的声誉，其他联盟中的人将会拒绝与其做生意，并且这种惩罚可能从父辈延续到子辈，因此违背承诺就要冒着世世代代被孤立的风险。中国与此类似的研究集中在对于温州模式的研究上，史晋川等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中提到温州人以特有的方言分别外人，在内部形成了类似于马格里布商圈的承诺机制，这在温州活跃的地下金融活动中可见一斑。

　　也就是说，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的互动内生出了制度变迁，而制度的动态变迁在格雷夫看来就是历史过程，接下来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过去的制度是如何影响现在的制度的，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历史决定与主体能动性之间的张力，格雷夫用制度合成体将制度传承与创新结合在了一起，并以此来解释中世纪晚期的商业扩张和西方世界的兴起。格雷夫的这一解释跳出了单从一个角度去理解制度的弊端，同时从博弈论视角出发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又不是一潭浑水，并没有回避通常的经济史研究所缺乏的微观基础。

　　如此一来，从个人的博弈策略到组织的互动，并结合规则、信念和规范的作用，格雷夫提供了一个更加综合性的视角，这对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正如诺思所言：这本书对于我们更好更深入地理解制度及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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