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托马斯·萨金特（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非常感谢现场的出席嘉宾，来到这里我感到很荣幸。作为一个长者，我见证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中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场争论到底是什么呢？它代表着两种有关经济管理的愿景和想法。
第一种是计划。打一个比喻，当你运行一个国家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一个家庭来运行，大家相互热爱、而且互相非常地了解，致力于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都相互分享。一个家族可能有祖辈、有父母辈，他们会告诉下一代的人会做什么。同样他们也共同分享很多有关他的优点一些信息，当然也包括不同人的一些缺点。另外一方面，对于奖惩方面他们也有着比较大的权力。
经济学上也有一个模型，对于整个经济体应该把他当做一个像家庭样的社会来运行，我们要做规划，基于你所拥有的信息来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这相当于是一个所谓的一种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命令式的经济。这场争论的另外一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这是亚当·斯密的一个观点：社会由很多不同的家庭构成，但社会和一个家庭又有不同。首先社会里缺少爱，大家可能互相不了解，无论以后变好还是变坏他们不在乎，相互之间没那么在乎，这是一种自私或者是自我。亚当·斯密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家，之后他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样的一种自私的或者是自我的存在，以及信息的缺乏也是和经济的规模有关，可能没有人知道有关其他人擅长的技能是什么，关心的一些利益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即使那些非常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可能对于这方面知道的也不多，所以在对其他人的奖惩方面他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要让一个家庭运作良好，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传统的命令式的经济是很难维持的，所以亚当·斯密有一个非常卓著的想法，到底谁来决定经济增长，没有人能够决定。
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家庭、为他们自己的个人去付出，而忘掉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如何能够把不同人的决定做一个很好的协调呢？看起来很乱，亚当·斯密说，他们会得到一点所谓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市场也好，市场会释放像价格这样的讯号，利益甚至是一些波动的讯号，可能反过来会对一部分的人的行为是奖励的，对另外一部分的人的行为是惩罚的，所以创新背后的奖赏也是亚当斯密所提到的。
不同的自私自利的人之间存在着这种竞争，这种竞争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只是关乎利益。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来说，有一种运转机制，亚当斯密认为自私自利的人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对其他的人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苹果作为一个发明者，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有好处，他们不是因为爱我们而发明这个，他们也爱他们自己。包括前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iPad里面你能够赚多少钱的例子。所以市场里面有竞争，有这种自私，并且有释放出市场的信号带来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结果。这是亚当斯密眼中来运营的经济体，他背后的决定力量是什么？没有，不存在，ZF不是决定力量。包括苹果的老大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决定的力量。
亚当·斯密他当时所找到的是一个工作良好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垄断。尤其这种垄断背后是来自ZF的支持，有的时候你发现垄断的身影背后都会有ZF，也可能是联邦ZF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国际ZF，亚当·斯密也写了一本有关垄断主题的著作。
再回到中国，去年三中全会在这样的一些论点上也有这样的声明，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分配方面是由市场来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由ZF。第二点，我们要让市场来决定我们的利率，也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这也是过去的从传统的存储和投资为导向转向消费。几乎每个自由市场经济包括像美国、像英国在内，ZF都是不干预的。以市场为导向经济或者是利率的自由化是第二点。第三点，包括之前我所提到的亚当·斯密，要放开整个国家的垄断，要放权，要减少国家的垄断。
中国也是在持续争论的过程当中，也是由计划型更多转向市场为主导型的。三中全会是一个史无前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时刻，也是中国取得了30乃至35年的成功之后所发生的一场重要的事件。包括之前布朗首相也提到了创新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研发领域的一些民营企业，都能够带来更新更好的产品。但是创新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科学家，可能你知道大部分的科学研究以及大部分的创新可能都是失败的，大部分的新点子你的试错的过程往往最后都是失败的，创新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冒险的过程。对于一个充分培养创新这样的一种社会，可能也会代表着很多点子背后失败的故事，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也会深知很多新的创新企业也好、新的业务也好都会失败。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大部分的创业一些新的企业，往往在没几年就失败了，这个比例高达75—90%。初创企业没有几年的存活期。所以在一方面作为社会我们要决定如何来面对失败，因为市场自然会带来失败。市场总是和风险并存的，所谓的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的放开，他本后也是代表着你要做出一个决定，你要选择承担什么样的风险，你如何防范、如何来控制这个风险。
当我们面临风险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可能有不同的方法，我们有一些私人的保险公司，包括寿险公司、火灾保险公司还有其他的保险公司，还有其他的保险制度是需要这个社会来做的。在这些地方存在巨大的创新潜力，首先ZF需要打造的是一个大的框架，能够让市场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实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成功的例子，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一些失败的例子其实也是源自美国。
我相信三中全会当时包括中国领导人，包括中国央行人领导人所做出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当银行对企业做投资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些对象、一些企业会倒闭也好、破产也好，我们是不是只是能够确保那些债主们或者是那些借贷方的利益，是不是要采取疏困的计划，美国上世纪1935年的时候由联邦储蓄、保险，当时是罗森威尔他所签署的一个法律是有关储蓄保险的，他也有相应的所谓的理论和证据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储蓄的保险，可能更容易会让银行处于高风险甚至是破产的局面。
所以如果我们要做保险的话，我们也要对银行实施相应的法规，我们提供了一个保险制度的同时也要把风控要铭记于心。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失业保险，包括扶贫，有些人本身生活很不幸，可能是属于整个社会阶层的底部，这可能在每个国家都是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可能对于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而言这个问题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就是其中这样的一个国家，像失业保险或者是一些扶贫的福利。但是他可能所带来的是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如果再回到正常的经济轨道当中是有一些负面的作用。其实美国有很多的税负，最大的比例往往是由最底层的人们所承担的，而不是由富人所承担的。所以在你设计保险系统、保险体系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些贫困的人群放到一个陷阱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和三中全会有关系，当我们要放开金融市场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制造泡沫，尤其是资产的泡沫，创新对于央行而言有很多的空间，ZF抑制这个泡沫有很多的举措。大量利用信用也会带来泡沫。如果我们允许金融市场能够创造一些衍生品，这些衍生品你可以做空也可以做多，你的一些资产如果已经存在泡沫的话，这个泡沫可能会被挤破。在金融监管方面能够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表现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创新的机会。
我在这里再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代表一个来自美国的人。人们对于ZF往往期待过多，我们在美国假设美国总统要对我们是不是处于高速增长还是低速增长，或者不管什么样的增长模式都要负责，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美国的现任总统也好、国会也好，对于经济的增速扮演的角色非常有限的，背后的决定力量往往是商界人士、学生、教育界人士，甚至是运气，自由市场不是由ZF来主导来决定的。
美国未来的增速是快还是慢，我们的奥巴马总统所扮演的角色真的是非常有限，如果你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同样是如此，我相信这样的原则也是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以上这是我的演讲，非常感谢！

来源：金融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