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要冲击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一系列紧急措施随之出台。令人瞩目的本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了公路、机场、核电站、抽水蓄能电站等一批建设项目。稍后媒体更是纷传，国务院批复的铁路投资额已达2万亿元之巨，较之“十一五”规划设定的1.25万亿元，陡增7500亿元，仅此一项，即等于增加了至少两个三峡工程。
加大中央政府主导的公共建设，以投资保增长，摆脱经济困局，这一战略部署至此应该说已基本确定。
在这个战略部署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显然都是国有垄断集团。尽管也有媒体称，财政部提交的减税方案已获国务院批准，减税规模保底为1500亿元，上限为2000亿元。但翘首相盼的人们最终不能不扼腕而叹：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很快就出面否认了这个减税方案。主张减税，用心无非是多给民间社会一点营养，赶在严冬到来之前抓紧补补身体，但这个指望多半要落空。身子骨儿一向单薄的民间社会，可能难以在即将到来的经济严冬中发挥作用。
过去很少分散发展的空间，大踏步的国进民退，使全部战略资源、高端资源统统集中在政府手上，以政府作为发展经济的火车头；现在看来也很少分散风险的空间，投资驱动事实上意味着巨大的国家风险主要是政府来扛，尤其是国有垄断集团来扛。
集中力量能够办大事，这是没错的，这正是中国经济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奥秘。但是过度集中后患也不小，最大的后患就是不均衡。投资过度集中必然压缩消费，而消费是一项基本权利，强制性地压缩消费，只能通过压缩公民权利来实现。最终的结果，便是权力跟投资同步扩张，权利跟消费同步萎缩。内需不振因此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内需之痛，本质上是权利之痛。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为什么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呼吁“还权于民”，会在民间激起那么热切的回响。
要消费有力量，要消费可以依靠，就必须使每一个消费主体都成为权利主体。只有成为权利主体，公民需求才能影响公共政策，进而影响产业结构。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止不科学，更重要的是不人性，不公道。它是一个漠视公民需求的产业结构，它是一个漠视公民利益的产业结构。公民需求因此很难传导到生产力，很难转化为消费力。它不免制造两极分化而不可能均衡，这种不均衡的后果，已经通过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高发，充分展示了出来，令每个中国人刻骨铭心。
这种老套的发展模式，是不应该继续下去了。通常认为急时治标，缓时治本。但现在看来，单单治标已经不够了。考虑到有效的权力制衡尚付阙如，所谓投资驱动很难不蜕变为国民财富转移的一种新形式，加剧两极分化，点燃更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升级正在扑面而来的国家风险。
跛脚巨人是不可能在飓风中巍然屹立的。一个国家最好的危机减震器，就是风险分散机制。可以依靠的支点愈多，结构就愈均衡，抗风险能力就愈强。所以，要分散风险，必须标本兼治，即在投资驱动和内生驱动之间找到平衡，既要适度投资，发挥国有企业的力量；更要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让民间有权参与进来，让民间有力量参与进来，与国家共度时艰。
这就不仅需要物质意义上的公共建设，更需要社会意义上的公共建设。需要切实的医疗保障、社会保障，需要切实减税，需要切实发展各种社会组织，总之是要放权让利，滋养民间。诚然，这需要时间，但我们原本就急不得。国际市场的复苏一定会有一个周期，不可能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飓风掠过，马上风清月明。所以我们不只需要紧急措施，更需要堑壕战的心理准备，更需要为明天打基础。而只要我们愿意开始，一切都还来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