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Philippe Aghion, Ufuk Akcigit 和Peter Howitt撰写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 and Proceedings论文"Lessons from Schumpeterian Growth Theory"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熊彼特学派增长理论的内涵：1) 增长与市场能力之间的关系；2)增长与企业动态之间的关系；3)增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熊彼特学派的增长模型主要基于三个论点，即创新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企业对垄断租金的渴望激发了企业对于创新的投资；创新将取代旧有技术，换句话说就是增长包含了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 这也就意味着，周转率与增长率呈正相关关系。放任自流的市场会带来过度的由创新引起的增长，尤其是在偷生意效应(business-stealing effect)与创造性毁灭主导着知识的溢出效用的时候。该理论通过一步一步创新来分析增长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认为 1) 市场竞争程度与产业内的创新活动存在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由于市场上存在两种相反力量的相互作用，即熊彼特效应(Schumpeterian effect)和逃脱竞争效应(Escape competition effect)。熊彼特效应指的是在一个厂商间技术水准有差异的市场中(unleveled market)，具有垄断力的厂商会有更大的优势从事创新活动。此时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并不会促使技术落后的厂商去从事创新，因为落后厂商从事创新后所得到的利润并不能让他们在短期内赶超行业领先者。而逃脱竞争效应指的是在厂商间技术水平相近的市场中(neck-by-neck market),若市场上竞争增加，会加速这些厂商投入创新活动，以期新产品能逃离市场上激烈的竞争；2) 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会加剧前沿公司(frontier firms)的创新，但可能不会促使非前沿公司的创新，因为前沿公司更能够通过逃脱竞争效应进行创新；3) 专利保护与市场竞争在促进创新上是互补关系。

        对于增长与企业动态之间的关系，熊彼特学派理论认为创新活动主要来自于市场进入者(entrants)与既存者(incumbent)。同时定义企业是不同单位产品生产的集合。因此， 1)企业大小的分布是扭曲的，企业大小与其产品线的数量有关。一家企业如果想成为大企业，需要在创新活动中做出很多努力，同时又要在既有的产品竞争中获胜，难度相当大。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很多实证的文章中我们会发现企业大小的分布非常扭曲； 2)企业大小与公司年龄紧密相连；3) 小企业离开市场更加频繁，但是那些能够生存下的小企业增长速度要高于平均水平。

        同时，熊比特的理论也帮助我们在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架起桥梁，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技术发展水平的国家间不同的促增长的政策与制度，也有助于分析制度的发展与变迁是如何影响企业大小的分布与企业动态的。对于合适的制度，熊彼特学派理论认为: 1)一个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与其技术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有关，开放程度越低而技术水平越高，平均增长率降低越快。相应的，高准入门槛(high entry barriers)会随着国家技术水平的发展而逐渐变得有害。经济水平越前沿，经济增长会更多依靠科研教育的力量。因此民主制与创新/增长的联系在前沿的经济上会呈现更加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 在探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制度与企业动态的相关研究中，熊彼特的理论者又引入了两个主要概念，即生产需要经理人。企业所有人需要将一部分工作代理出去(delegation)，否则公司会因为所有人工作时间有限而面临一些问题。有两种企业所有人，高企业(high-type firms)的所有人更加创新，比低企业的所有人更有能力带来高速增长。

        基于此主要有四个发现：a) 同等条件下，雇佣外来经理人的总体规模与概率与企业大小、所有人的时间和法律规定息息相关。具体说来，大企业因为同时运营多条生产线，所有人花在单位生产线上的时间就会减少。因此一个外来经理人的边际效用在大公司会更大。后面两点与代理相关，若企业所有人因为企业规模比较大而有更多的时间，他们就会在生意上花费更多的时间，从而降低了雇佣经理人的需求。而强有力的法律规章意味着代理具有更高的净回报；b) 企业的平均大小与所有人的时间和法律规定有关。企业大小与所有人时间呈正相关，但这种正相关随着法治的完善而减弱；c) 企业增长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的关系。这种关系在那些法治比较薄弱的地区更加明显；d)同等条件下，创造性毁灭与再分配在法治健全的经济体中比较频繁。

来源：论文大焖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