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文

本文刊于《财富时报》第288期

理解经济大萧条爆发的原因，与避免另一场出现是两码事。

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正在下调他们的经济增长预期。笼罩在华尔街上空的金融风暴或许将蔓延至美国的其他经济领域。当前的裁员浪潮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当被问及世界陷入另一场经济大萧条的几率有多大时，IMF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很有把握地回答道，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他补充说：“在过去的80年里，我们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

是的，我们的确有所获。但是，我们是否已经明白了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爆发的真正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已经知道得足够多，以至于可以避免再做类似的事情？

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大萧条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普通的衰退。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在这10年行将结束的时候，美联储试图采取措施对这种可以被称作那个时代的“非理性繁荣”现象进行调控。

1928年，美联储设法提高了利率。这样，一些对利率敏感的产业（比如说建筑业）减慢了增长速度。

但是，在1929年10月的股灾之后，情况突然开始向坏的方向发展。股价的下降令许多家庭更加贫穷，消费性开支受到遏制。那时，消费性支出占据美国经济四分之三的份额（如今的这一比率大约为三分之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经济史学家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D. Romer）认为，那时股票价格巨大的波动性也增加了消费者的不确定感，诱使他们推迟购买计划，直至这种不确定感消失。1930年，类似汽车这样的耐用消费品支出急剧下跌。

随后，一系列银行危机又接连爆发。自1930年至1933年，有超过9千家银行被迫倒闭，储户和股东由此蒙受了大约25亿美元的损失。按照占据经济份额的方法计算，这些损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400亿美元。

银行危机通过两种途径对经济活动造成下行压力。其一，危机令储户感到不安。许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将现钞置放在他们的床垫底下要比放在当地银行的帐户中更加明智。

储户纷纷从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这使得银行体系正常的借贷和货币创造功能发生了逆转。货币供应的崩溃导致消费物价指数在1929年至1933年这段时间下降了24%。通货紧缩又进一步推高了家庭债务的实际负担。

其二，如此多银行的消失导致市场难以获得贷款。当小型企业需要贷款帮助它们在经济不景气时度过难关，或者进行业务扩张的时候，它们经常依赖与当地银行家已经建立的关系。由于如此多的关系同时被中断，经济体系将金融资源传输至资金的最佳用途上的能力遭到严重损害。

事实证明，这些力量聚合在一起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929年的失业率为3%，而到了1933年，失业率已攀升至25%。即使在1982年，当美国经济出现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时，失业率也不及当时的一半水平。

上世纪30年代，政策制定者密集出台了许多新举措，以应对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然而，就好比医生面对一位患了新病、症状奇特的病人一样，他们的行动在事后看来，似乎经常招致相反的效果。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 Roosevelt) 总统放弃金本位制、将美元贬值的决定扩张了货币供应量，这或许是1933年后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原因。自1933年至1937年，货币供应量不断攀升，终止了通货紧缩现象。这段时期，经济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大约为10%，是正常速度的3倍。

政府进行的多次市场干预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两位供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的经济学家哈罗德·柯尔（Harold L. Cole）与李·奥海宁（Lee E. Ohanian）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当罗斯福总统通过1933年颁布的《国家产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鼓励组建同业联盟时，他这样做却令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同样，他们声称，1935年颁布的《国家劳工关系法案》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加强了工会工人的力量，但是，由于采用了干预市场的手段，这项法案减弱了经济复苏的力度。

当我们回顾大萧条这段历史的时候，不难发现，当前的形势与这些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同那时一样，今天，不确定性令消费者异常恐慌。一些测算显示，最近几天股市的波动性已达到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一项调查表明，随着波动性的加剧，消费者信心呈现出急剧下降的态势。

 经济体系的通货紧缩并非问题所在（目前还不是），但是房市的通缩现象却是我们当前面临的许多困境的根源。许许多多住房拥有者所背负的抵押贷款金额要大于他们住房目前的市场价值。拒绝履行债务令人遗憾，但在很多情况下，这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丧失止赎权的现象到处可见，然而，这只会加剧住房价格螺旋式下降的趋势，导致拖欠债务的情况进一步增多，并且会加大金融机构的损失。

 政府在问题出现的早期迟迟不出台相应的对策是导致大萧条出现的原因之一。美联储和财政部抱定决心要避免再犯相同的错误，他们一直在竭力维持信贷市场的通畅性。但是，他们目前面临的金融形势据说要比上世纪30年代的局面更加棘手。那时的问题主要是信心危机以及流动性短缺。现在，问题或许更多的是与缺乏偿债能力有关，而这一问题则更加难以解决。

 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在研究上世纪30年代经济的论文中，最让人忧虑的或许是一本由三位经济学家在1988年撰写的研究报告《预测大萧条：哈佛对阵耶鲁》 （Forecasting the Depression: Harvard Versus Yale）。他们分别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明奎兹（Kathryn Dominguez），以及供职于密歇根大学的雷·费尔（Ray Fair）和马修·夏皮洛（Matthew Shapiro）。

 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尽管当时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一直在竞相公布各自的经济预测报告，然而，经济大萧条的严重性和长度却完全出乎这些顶级经济学家的意料。更糟的是，虽然经济分析工具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在预测经济发展趋势时，掌握各种经济数据的当代经济学家并不会上演更佳的表现。换句话说，即使另一场经济大萧条即将来临，你不该指望从这些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士口中听到提前预警的声音。

 我想明白无误地声明：与IMF的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先生一样，我也没有预测出另一场经济大萧条即将来临。在过去的80年间，我们的确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经济预测和其他事物一样，你应该以一种半信半疑的态度去看待。

格里高利·曼昆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曾经担任过布什总统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