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无处不争的经济学
有人问,经济学家们都干了些什么?短期看,他们干了很多,长期看,他们什么都没干。没有哪个学科象经济学一样,有如此之多的相互对立的门派,重农、重商、古典、新古典、预期、供给、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综合、制度经济学粉墨登场,从而有了经济学的两大定律,其一,对任何经济学家而言,一定存在着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其二,他俩都是错的。
这些争论杂乱无章,下面我们将它们进行逻辑分类。
一、重农重商之争
在自然经济时代,经济学家们观察到土地是万物之源,农业是百业之母,因此他们崇尚男耕女织,而商业不过是奇技淫巧,于是重农主义应运而生。
后来,随着交换的增加,人们发现黄金才是财富,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越多,这个国家越富强,于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实施贸易保护,这就是重商主义。
这两大门派之争直观、朴素,是早期的经济学的萌芽。
二、供给需求之争
再以后,社会的产业更加多样化,商品变得极大丰富,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农业与商业,工业革命让工业成为经济的主体,服务业开始出现,于是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现象进行了一般抽象,把经济研究对象分为厂商、消费者与ZF,彼此提供商品和服务,一方为供给者,另一方为需求者。
但对于需求的理解又产生了分歧,一方认为需求就是代表了意愿或者偏好,这种偏好以效用来描述,生产者要努力探求消费者的偏好,计算其效用,以实现生产者利润最大化与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形成了完美的经济世界。
而另一方,则强调需求的有效性,即不但消费者愿意,更重要的是要有支付能力,也就是有钱买,供求之间有着严格的货币约束,从而形成了凯恩斯的需求主义。
两者的经济增长公式有着极大的不同,供给主义者认为生产决定一切,土地、资源、劳动力、技术,加上节俭,就能包打世界,货币仅仅是交换手段,对产出没有影响,经济危机即使有,也不过是因为天灾人祸导致的供给波动,或者是交换的比例失衡,只要两者按比例生产,没有过剩,因为交换不了的产品也是财富,库存增加与消费增长就是经济增长。
而需求主义者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存在着消费不足,越是节俭,国民收入会越低,经济周期有着必然性,需求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市场不会自动均衡。
三、微观宏观之争
以供给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学逐步发展为微观经济学,他们重视供给,以精致的数理模型向人们描绘了完美的永恒世界,市场是无限的,无须担心,只要提高技术和劳动者素质,就一定能持续增长。
供给主义在美国里根时期为世人所知,但经历了短暂辉煌后,拉弗曲线并没有出现,最后不得不用非凯恩斯主义的凯恩斯主义挽救经济,ZF扩大支出,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发展太空计划,结果留下了创纪录的赤字。
在当代中国,滞胀的苗头出现,新供给主义应运而生,滕泰、贾康等人成立新供给主义研究院,吴敬琏先生明确反对需求主义的三大需求,并给出了他的增长公式:人力资本+物质资料+效率=经济增长,可惜的是,唯独缺了关键的要素——市场容量。
而需求主义催生了凯恩斯革命,创立了全新的宏观经济分析体系,否认市场的自动均衡,重视货币,货币量对产出有重大影响,也即非中性,主张ZF要在市场失灵时干预调控,实施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远非完美,它鼓动的ZF扩大支出,尽管能逆转生产与就业的下降趋势,但ZF的债务却稳定地上升了,同时,频繁的凯恩斯主义却让经济陷入了物价上涨而产出减少的滞胀泥潭。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改变货币的债务性。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试图固定住货币发行比例来控制通胀,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洞悉顶级投资必然亏损,宏观债务不可偿还这一结论。
微观与宏观之争主要体现在市场是否均衡?货币是否中性?市场是否有限?经济增长要件?
两者的回答截然相反,这是由两者不同的学术视野与分析框架决定的,宏观之宏不仅在于大,即市场容量相对无限;而且在于小,即市场是绝对有限的,消费需求存在不足。
重农重商之争,是外在形式之争,浅显朴素;供需之争,具有了概括与抽象;微观宏观之争,则上升到方法论、哲学之争,由此可见,该三类争论呈逐级递进之势。
四、统一的经济学
萨缪尔森的古典综合并没有最终摆脱微观的枷锁,将凯恩斯的宏观革命性阉割堕落为平庸的调和,其最大的缺陷主要体现为两点:宏观恒等式将投资需求混同于最终需求,或者说最终需求与总需求不分;IS-LM模型中想当然地假定利率市场均衡,事实上,在现代商品经济中,货币并非内生的,利息是没有可持续的来源的。
在自然经济中,货币为黄金,它最初是通过与黄金采掘业的交换所得,不会形成债务,货币只是交换媒介,货币中性,生产者没有债务压力,存货可以视为财富和生产目的,投资需求为最终需求。
在商品经济中,尤其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货币为纸币,它最初是由央行发行的,且记为负债,需要还本付息,形成社会性债务,因为货币的生产者只有央行一家,因此,最初借贷者的债务不可偿还,日积月累的债务会迫使产出减少,即为负债紧缩型衰退,或为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型衰退,货币非中性,存货并不是当然的财富,它必须卖出才能实现其价值,但这是不可能的,必然发生普遍性过剩。因此投资需求为中间需求。
在现代的中国,两种经济体都存在,具体表现为农户、个体工商业、快速成长的小公司,他们的借贷水平低,货币为交易所得,基本没有债务压力,增长方式为提高技术,改进管理,加强节俭等提高个体竞争力,因为市场近乎无限大;另一方面,国家、大型国企,如铁路总公司、垄断寡头、普遍性的消费信贷等,他们可以从央行获得抵押借贷,具有还本付息的压力,面临严酷的市场约束,通过提高个体的竞争力已经无济于事,只有通过外生的增量货币才能维持增长,凸显为债务拉动,最终要去杠杆,于是经济周期来临。
两者的经济体量、增长方式、货币性质、生产目的、经济地位有明显差别,并导致了不同的学术门派,前者为重农——供给——微观,发端于小农经济,后者为重商——需求——宏观,着眼于开放经济。
前者侧重实物利润,后者则为货币利润,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应当为两者的同步,即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中国30年的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赚取顺差,交易货币而非债务货币,因此债务水平低,但它是有条件的,即经济体量要小,这种快速增长期是非常态的,回归常态,就是要恢复债务拉动。
债务拉动必然导致经济周期,目前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创新去债务的方法,新宏观主义提供了全新的解释框架与经济周期解决方案——储备需求,即以央行购重大买准公共品,社会免费使用,以消除债务危机与滞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