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个吗？
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市场化改革之路
“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在举国上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4年前，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的林毅夫在中心成立之初的这句豪言仍旧回荡在人们的耳畔。中心创办于1994年8月，它以国内外享誉盛名的北京大学为平台，充分动员了国内和国际资源，聚集了顶尖的经济学家，为促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国内市场经济改革的坚定堡垒。
14年的光阴成就了中心的一批优秀学者，他们将“经世济用”的理想融入了对中国改革的关注中。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时刻，国家发展研究院又将做出怎样的贡献？我们拭目以待。围绕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未来方向、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中国30年改革的市场化道路等问题，我们专访了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顾问林毅夫，并将国家发展研究院首任院长周其仁在揭牌仪式上的演讲整理，经周教授审核，以飨读者。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94期。(周慧兰)
国家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经济改革
《21世纪》：金融危机正蔓延全球，有学者因此警示中国不要过度开放，您如何看经济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林毅夫：中国有句古话，不能“因噎废食”。一个国家出现问题，影响到别的国家，这是全球化的代价。但是，全球化让全球分工更细，让各个国家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比较优势，有效配置资源，增强技术流动，降低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的成本。所以，总的来讲，好处远远大于坏处。我们必须正确地总结这个事情，吃饭的时候小心一点，把骨头挑出来就不会哽到了。如果简单化地不改革不开放，退回到计划经济，不是比现在更糟吗？
改革开放之前，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左右，也没有外资流入，中国不会受到外国任何冲击，所以，我们也可以“无忧”，但绝对不是“高枕”，因为那时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50美元。现在，全球化程度高了，进出口贸易占生产总值的近70%，外资流入也多了。这次国内受到一些影响，出口明显减少，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下滑。但是，我们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2000美元左右，这都得益于全球化。所以，仍要坚持全球化的方向。
当然，有些经验教训是要吸取的。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对外国直接投资给予各种优惠，但对短期资本流动还是有控制。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有三道防线：一是高额外汇储备，有钱心不慌；二是资本账户未开放，所以不会出现资金外逃；三是财政情况较好，东方不亮西方亮，出口不好就转向内需，用扩张性的财政来支持。
《21世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反思，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直被认为是国内市场经济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从这次危机的情况看，您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是否存在问题？国内市场化改革是否需要止步或反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该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弥补市场的不足？
林毅夫：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都是需要的，片面地强调政府，完全靠计划指令肯定是不行。在市场经济中总是有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如果不监管，道德风险会很普遍，那么谁来监管？就是政府监管。所以，不是说市场就不要政府，说政府就不需要市场。这个问题要平衡地看，市场能做好的就让市场做；市场做不好的，应该由政府做的就要政府做。其实，这次金融危机既是市场的失败，也是政府的失败，并不是说市场失败，政府没有失败。我觉得讨论问题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市场不完善的地方还是要完善市场，政府不完善的地方还是要完善政府，这样才能兼顾。
《21世纪》：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格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原有价值和研究取向会否发生变化？国家发展研究院面临怎样的挑战？
林毅夫：我们当然会坚持原有的价值取向。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之上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想法，从开始到实际推动，得到了中心30位教授——包括周其仁教授——的大力支持。关于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我想说三点：第一是责任，第二是挑战，第三是信心。
第一，责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既包括国内存在的城乡差距、社会发展等问题，也包括国际上的种种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它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一些示范效应，但同时也会引起一些问题，包括国际上各方力量的重新布局、框架的重新构建等，这些都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又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尤其是作为北大的一员，在推动中国的发展中，我们责无旁贷。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仁们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是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包含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综合性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往前再走一步，看得更高、更远，这是我们的责任。
第二，挑战。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目标当然是有的，即提高我们的收入水平，使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过上发达国家人民那样的生活。如何向这个目标前进？外国有很多经验、理论可以参考，但那也只是参考，因为它们谈的顶多是必要条件，而绝不是充分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只要那么做，就一定能够成功，更何况这些是不是真的必要条件，还是有疑问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向着中等发达国家、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进，很多看似必不可少的条件其实不见得是必要的。在这种状况下如何推动中国的发展？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简单地背人家的书，做人家做过的事情。推动中国的发展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三，信心。我相信，“国家发展研究院”将来必然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做出贡献。因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很多有利条件：一是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为我们培育了土壤和信心；二是我们的国家、领导、社会对现代化充满期盼，愿意提供土壤进行各种试验；三是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聚集了13亿人当中最优秀的人才。在这里，我们有最好的学生，也有最好的同事，而且在北大之外，中国还有那么多大学都是我们学术界的朋友，大家可以相互切磋、鼓励。
我相信我们这批老师之所以选择到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工作，就是希望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中心过去15年的发展成果，在未来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里，也一定能够在周其仁教授和“国家发展研究院”其他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发扬光大。中国的现代化一定可以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而我们对于现代化的不断追求也可以作为北大内生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我们愿意为我们所追求的人类和谐、共存和大同的理想做出贡献。
金融危机的产生与蔓延
《21世纪》：如周其仁老师所说，您可谓是“临危受命”，作为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您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当前这场金融危机是192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目前媒体和专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但是，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更关注世界银行服务的对象——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发展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
《21世纪》：这轮金融危机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林毅夫：2002年-2007年全球经济空前高速增长，这轮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尤其明显。讨论这场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就是以此为背景的。世行1962年以来的年度发展报告显示：1980年代中以前，虽然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经济增长率略高于发达国家，但两者差距不大；尤其是198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基本持平。然而，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2年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2002年以后，全球经济出现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已经高于其长期趋势线，发展中国家则比它们的长期趋势线高出更多。2002年-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7%，这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
《21世纪》：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
林毅夫：远因是从1980年代开始，在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的对比中，普遍的看法是计划经济中政府过多干预，由此带来苏联和东欧的崩溃。从此出现了经济市场化、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一方面是金融创新加快，另一方面监管没有跟上，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金融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产生自律。
更重要的是近因。首先，2001年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猛增,从而造成货币增发，金融体系中可动用的资金增多。
其次，2001年3月，1990年代以来的互联网泡沫突然破裂，投资受损，消费减少。在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是大头，消费减少之后经济必然进入衰退，甚至萧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27次降息，导致货币增发，流动性增加。其主要目的是以低利息刺激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在发达国家的国民财富构成当中，房地产占70%，股票市场占30%。在股票泡沫破灭的情况下，只有把房地产市场刺激起来，才能弥补财富损失。
货币增发加上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产生了很多金融衍生产品,加速了资金的创造和流通,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人们的财富和消费增加。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美国经济只用了三个月就走出了衰退。从当时来看，美联储顺利地避免了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带来了消费增长，但却为后来的经济发展留下了后遗症。
《21世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2002年-2007年经济增长也比较快？
林毅夫：在19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改革，建立了市场机制，给经济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2002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关联。首先，发达国家需求和消费增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其次，发展中国家在2002年以后产生了一轮投资高潮。这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产生的资本和财富，在全球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机会，由于发展中国家可投资领域多，因此有不少资金流到发展中国家去。这些资金一部分直接投资于产业领域，也有一部分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2001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非官方民间资本只有2000亿美元，官方资本500亿美元。但从2002年开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入开始加速，至2007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总和已达10000亿美元，是2002年的五倍，这成为发展中国家投资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
第二，由于投资高潮，2003-2007年，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石油、矿产资源、粮食的价格都在猛涨。这些产品的价格上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资金。几年前，内蒙等地区经济增长很快，就是因为那里矿产资源丰富，输出资源即可获得大量的资金。
第三，一些资源较少、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向发达国家移民和劳务输出，从海外获得的汇款也在增多。
所有这些必然带来消费增长，这是2002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样会对发达国家形成一个拉动作用。因为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投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品，从而带动发达国家的进一步繁荣。
《21世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这样的高速增长下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
林毅夫：首先是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抵押贷款很多变成了呆坏账，靠房地产抵押合约形成的次级贷款变成“有毒的资产”，潜伏了危机。
第二是美国的双赤字，财政赤字造成了国际收支账户赤字越来越大，2006年和2007年，财政赤字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左右。赤字增多为美元贬值埋下了伏笔。
第三是金融衍生品，从理论上讲，衍生品的目的是分散风险，但是以房地产抵押贷款合同所形成的衍生品，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时候，就是好资产；当房地产价格下跌以后，就变成坏资产了。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的银行将这种资产卖给了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它的风险不但没有分散，反而扩张了。
2006年以后，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很多贷款不能偿还，这些房地产公司就拍卖房产，房地产供给增加，价格下跌得更剧烈。如果把房地产不良贷款比作烂苹果，本来100个苹果当中只有1个苹果是烂的，也就是说这些抵押贷款当中只有一张合同是不好的，但把这个烂苹果拿出来卖以后，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下降了，原来没烂的苹果也变成了烂苹果。整个房地产市场价格下降，出现了次贷危机。
《21世纪》：次贷问题如何演变成全球的金融危机？
林毅夫：次贷从美国开始，很快演变为全球危机，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其它国家的很多金融机构也购买了次级债，这些机构的资产也跟着变成了不良资产，呆坏账比例提高，金融体系受到了影响。
其次，房地产泡沫不只存在于美国，其他发达国家也在2002年之后的低利率刺激下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显示，2008年8月，很多发达国家，像爱尔兰、英国、奥地利、挪威等，房地产价格比长期可持续的平均价格高出20%-30%。这意味着，未来这些资产的价格都要回落。
基于以上原因，几家金融机构崩溃以后，市场信心受挫，人们抢着兑现，造成了更多金融机构的危机。用一句话概括，金融危机突然间爆发的原因就是：坏资产加上信心丧失。
《21世纪》：受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未来全球经济的走势如何？
林毅夫：金融机构的存在靠的是信心。人们对于不良衍生品的风险并不清楚，一两家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就会让人们警觉。这样，金融机构的资金就流动不起来。一家银行垮台，就会引起更多银行垮台，大家都没有信心，银行只得为随时可能提现的人做准备，即使手里有钱也不敢贷出去，投资也会跟着下降。
房地产泡沫破灭使得人们对经济失去了信心，股票市场下跌，投资者的财富受损，消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进入经济衰退期。
现在在国外，不管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机构，基本上都达成共识，认为明年发达国家经济会进入衰退。
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应对
《21世纪》：这次危机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
林毅夫：发达国家经济进入衰退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一定会减少，投资也会跟着减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外国直接投资会减少；而且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为了保命，要提高资本充足率，以防范不时之需。在这种情况下，之前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钱可能还要流回发达国家。
石油、矿产资源的价格都会下滑，从而，资源密集的发展中国家生意少了，投资当然也少了。由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可以吸纳的劳工少了，劳动力输出型国家的劳务收益也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会下滑。
还有第二轮效益。发展中国家前一轮经济发展，很大一部分是靠投资拉动的，现在流进来的资金少了，很多在建工程由于资金链断裂，不能继续投资，其银行贷款也会成为呆坏账；已经完工的项目，由于需求减少，产品卖不出去，也会变成坏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引发银行危机。
经济放缓和银行危机必然导致人们信心衰退，股票市场下跌。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外汇储备少、经常账户有赤字、长期依靠大量资金流入来弥补赤字的国家，出现的将不仅是经济增长放缓，而是金融危机，甚至是所谓的“支付危机”。
《21世纪》：您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次危机？
林毅夫：首先，要防止金融崩溃。政府应该以果断的、迅速的、全面的方式来防止银行部门垮台、挤兑等现象。
第二，政府要想办法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速度上。今年上半年之前，由于石油、原材料、粮食价格猛增，世界上最主要的危机是通货膨胀，防止通货膨胀是宏观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现在石油、矿产、粮食价格下跌，通货膨胀的压力放缓。面对经济可能出现下滑的情况，政府应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
首先是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银行的可贷资金，支持一些企业，尤其是有比较优势、产业升级部门的投资，用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
其次是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如果一国原来的财务状况较好，财政政策的可用空间就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一向不足，尤其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增长，一些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电力、交通等方面的瓶颈。现在经济放缓了，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启动经济发展。此外，也可以投资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险等部门，对未来经济发展进行投资。
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上应采取反周期的干预，使经济能够实现软着陆。发展中国家一旦出现危机，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将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因此我们要避免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发展中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危机。
《21世纪》：国际金融机构应该怎么应对呢？
林毅夫：面对当前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的支付危机或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以用特别提款权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民间资本流入减少带来的困难。
另外，这次危机不是局部性的，很多国家可能同时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的可贷资金约2000亿美元，数量有限。所以，一些外汇储备比较多的国家，比如日本，现在有将近10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可以拿出2000亿美元来作为后备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居中协调，实现国家间的互助。
《21世纪》：世行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中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林毅夫：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地区性的开发银行，可以为基础设施、社会保障体系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在出现危机的国家建立一套社会保障体系，给低收入人群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世行的可用资金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国际开发协会给低收入国家提供的赠款。去年，世行利用国际经济的快速增长，共募集资金420亿美元，在未来三年里，可以动用这笔钱，为低收入国家提供一些紧急的、必要的、人道主义的援助。
二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给中等发达国家提供商业信贷。去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总额是135亿美元，今年可以增加至270亿美元以上。现在，很多金融机构不敢借钱给其他金融机构，但是它们可以借给世界银行，因为世界银行的信用好，人们对它有信心。今年9月，世界银行发行了15亿美元的三年期债券，利息比伦敦债券市场基本利率低40个基本点，结果7小时不到就被抢购一空。这反映了人们对世行的信心。世行凭借自己的信誉，在必要的时候，拆借50亿到100亿美元给发展中国家是轻而易举的。
三是国际金融公司给民营企业融资、投资。如果发展中国家银行出现资本金不足，它可以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为其提供可用资金，帮助它们渡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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