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与中国市场化改革之路

中国金融40人论坛顾问    林毅夫     [ 2008-11-13 ]      共有5条点评

国家发展研究院与中国经济改革 　　王海明：金融危机正蔓延全球，有学者因此警示中国不要过度开放，您如何看经济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林毅夫：中国有句古话，不能“因噎废食”，或者用小平的话说，在一个房间内，若想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就必须打开窗户，当然打开窗户后新鲜空气进来了，但是苍蝇、蚊子等也跟着进来了。我们不能因为苍蝇、蚊子进来而就不开窗户了。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出现问题，影响到别的国家，这是全球化的代价。但是，全球化让全球分工更细，让各个国家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比较优势，有效配置资源，增强技术流动，降低产业升级、技术升级的成本。所以，总的来讲，好处远远大于坏处。我们必须正确地总结这个事情，吃饭的时候小心一点，把骨头挑出来就不会哽到了。如果简单化地不改革不开放，退回到计划经济，不是比现在更糟吗？ 　　改革开放之前，进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左右，也没有外资流入，中国不会受到外国任何冲击，所以，我们也可以“无忧”，但绝对不是“高枕”，因为那时我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50美元。现在，全球化程度高了，进出口贸易占生产总值的近70％，外资流入也多了。这次国内受到一些影响，出口明显减少，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下滑。但是，我们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2000美元左右，这都得益于全球化。所以，仍要坚持全球化的方向。 　　当然，有些经验教训是要吸取的。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对外国直接投资给予各种优惠，但对短期资本流动还是有控制。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中国有三道防线：一是高额外汇储备，有钱心不慌；二是资本账户未开放，所以不会出现资金外逃；三是财政情况较好，东方不亮西方亮，出口不好就转向内需，用扩张性的财政来支持。 　　王海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反思，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直被认为是国内市场经济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从这次危机的情况看，您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是否存在问题？国内市场化改革是否需要止步或反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该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弥补市场的不足？ 　　林毅夫：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都是需要的，片面的强调政府，完全靠计划指令肯定是不行；在市场经济中总是有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在金融方面，如果不监管，道德风险会很普遍，那么谁来监管？就是政府监管。所以，不是说要市场就不要政府，或者要政府就不需要市场。这个问题要平衡的看，市场能做好的就让市场做；市场做不好的，应该由政府做的就要政府做。其实，这次金融危机既是市场的失败，也是政府的失败，并不是说市场失败，政府没有失败。我觉得讨论问题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市场不完善的地方还是要完善市场，政府不完善的地方还是要完善政府，这样才能兼顾。 　　王海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格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原有价值和研究取向会否发生变化？国家发展研究院面临怎样的挑战？ 　　林毅夫：我们当然会坚持原有的价值取向。 　　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之上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想法，从开始到实际推动，得到了中心三十位教授——包括周其仁教授——的大力支持。关于成立“国家发展研究院”，我想说三点：第一是责任；第二是挑战；第三是信心。 　　第一，责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既包括国内存在的城乡差距、社会发展等问题，也包括国际上的种种问题。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它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来一些示范效应，但同时也会引起一些问题，包括国际上各方力量的重新布局、框架的重新构建等，这些都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又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以天下为己任，尤其是作为北大的一员，在推动中国的发展中，我们责无旁贷。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仁们不会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是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包含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综合性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往前再走一步，看得更高、更远，这是我们的责任。 　　第二，挑战。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目标当然是有的，即提高我们的收入水平，使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过上发达国家人民那样的生活。如何向这个目标前进？外国有很多经验、理论可以参考，但那也只是参考，因为它们谈的顶多是必要条件，而绝不是充分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只要那么做，就一定能够成功，更何况这些是不是真的必要条件，还是有疑问的。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向着中等发达国家、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迈进，很多看似必不可少的条件其实不见得是必要的。在这种状况下如何推动中国的发展？作为一名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简单地背人家的书，做人家做过的事情。推动中国的发展是一件相当有难度的事情，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三，信心。我相信，“国家发展研究院”将来必然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做出贡献。因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很多有利条件：一是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为我们培育了土壤和信心；二是我们的国家、领导、社会对现代化充满期盼，愿意提供土壤进行各种试验；三是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聚集了13亿人当中最优秀的人才。在这里，我们有最好的学生，也有最好的同事，而且在北大之外，中国还有那么多大学都是我们学术界的朋友，大家可以相互切磋、鼓励。 　　我相信我们这批老师之所以选择到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工作，就是希望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中心过去15年的发展成果，在未来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里，也一定能够在周其仁教授和“国家发展研究院”其他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发扬光大。中国的现代化一定可以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而我们对于现代化的不断追求也可以作为北大内生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我们愿意为我们所追求的人类的和谐、共存和大同的理想做出贡献。 金融危机的产生与蔓延 　　王海明：如周其仁老师所说，您可谓是“临危受命”，作为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您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林毅夫：当前这场金融危机是1929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目前的媒体和专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但是，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更关注世界银行服务的对象——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发展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解决贫困问题。 　　王海明：这轮金融危机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林毅夫：2002年-2007年全球经济空前高速增长，这轮增长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尤其明显。讨论这场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就是以此为背景的。世行1962年以来的年度发展报告显示：1980年代中以前，虽然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经济增长率略高于发达国家，但两者差距不大，尤其是198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基本持平。然而，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2年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2002年以后，全球经济出现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已经高于其长期趋势线，发展中国家则比它们的长期趋势线高出更多。2002年-2007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7％，这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 　　图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1962-2007） 　　来源：世界银行,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2008 　　注：实线代表平滑趋势 　　王海明：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 　　林毅夫：远因是从1980年代开始，在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的对比中，普遍的看法是计划经济中政府过多干预，由此带来苏联和东欧的崩溃。从此出现了经济市场化、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一方面是金融创新加快，另一方面监管没有跟上，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金融企业可以通过市场竞争产生自律。 　　更重要的是近因。首先，2001年的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猛增,从而造成货币增发，金融体系中可动用的资金增多。 　　其次，2001年3月，1990年代以来的互联网泡沫突然破裂，投资受损，消费减少。在发达国家中,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中消费是大头,消费减少之后经济必然进入衰退，甚至萧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美联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连续27次降息，导致货币增发，流动性增加。其主要目的是以低利息刺激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在发达国家的国民财富构成当中，房地产占70%，股票市场占30％。在股票泡沫破灭的情况下，只有把房地产市场刺激起来，才能弥补财富损失。 　　货币增发加上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产生了很多金融衍生产品,加速了资金的创造和流通,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人们的财富和消费增加。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美国经济只用了三个月就走出了衰退。从当时来看，美联储顺利地避免了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带来了消费增长，但却为后来的经济发展留下了后遗症。 　　王海明：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在2002年-2007年经济增长也比较快？ 　　林毅夫：在19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改革，建立了市场机制，给经济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2002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直接的关联。首先，发达国家需求和消费增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其次，发展中国家在2002年以后产生了一轮投资高潮。这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产生的资本和财富，在全球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机会。由于发展中国家可投资领域多，因此有不少资金流到发展中国家去。这些资金一部分直接投资于产业领域，也有一部分流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2001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非官方民间资本只有2000亿美元，官方资本500亿美元。但从2002年开始，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入开始加速，至2007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总和已达10000亿美元，是2002年的五倍，这成为发展中国家投资资金的一个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