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见识颇多的记者，我见证了1973年至1974年的次级银行危机，我们最强大的金融机构险些被拖垮。现在，我还仍然保留着由四大清算银行之一发布的否认它们身处困境的新闻稿。那次事件有几个不同的触发因素：其中之一是1971年底开始实施的《竞争与信贷管理条例》(Competition and Credit Control)，它放开了贷款的上限，降低了对银行的流动性要求，并终结了利率同盟。之后的两年里，对英国居民的信用垫款总额增加了2.5倍。

放松管制也在今天的事件中扮演着角色。引用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的话，过去25年间“我们从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中心的、高度监管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一个经过了高度设计、复杂得多的体系。今天，众多金融中介发生在有效的官方监管和监督之外的市场，全都装在不知有多少万亿规模的衍生品工具里。”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资产价格泡沫通常接在一段时期的价格稳定后发生，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一篇由查尔斯•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和阿维纳什•佩尔绍德(Avinash Persaud)撰写的文章指出了这一点。他们引用了1929年的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1997-98年的亚洲，以及2007-08年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作为案例。

低通胀导致低利率和真实资产的积累，继而导致投资者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而去冒更大风险。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个经典案例，当时石油美元涌入国际资本市场并推动利率走低。银行流动性充足，正四处寻找新的出口。他们在中欧和拉美的发展中经济体找到了正在找寻的东西。但当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暂停偿还外债时，这种情形便戛然而止。

过去数年中发生了很多同样的事件。甚至罗格夫和莱因哈特大胆地暗示，这一次大量资金事实上已被再循环至一个发展中经济体，但这回这个经济体存在于美国境内。逾一万亿美元被导入由最穷、信用最低的借款人构成的美国次级房贷市场。

此处的共同特征就是对风险的误判，对风险的定价错得离谱。1929年，问题出在投资资金被过度利用；19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则是与错配的货币敞口有关；互联网热潮时期，当时的想法就是互联网将导致永不休止的经济增长。在最近这次信贷泡沫中，想法就是把债务分开拆碎，然后分发到世界各地，垃圾债券能就这样奇迹般地转变为3A级投资对象。

这一次确实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然而，最近的这次事件与历史上其他相似片段共同的另一个特征是，其性质是真正的国际性的。几个世纪来一次又一次地的金融危机让世人明白一个道理，即乐观、贪婪、狂热和绝望是不分国界的。早在互联网之前，不断变化的市场情绪就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席卷全世界。

1929年10月24日和29日的股价下跌，以及1987年10月19日再度上演的这一幕，简直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金融市场里同步发生的。用套利、资本流动或资金转移远不能解释这一现象。1720年的南海和密西西比泡沫是相关的，放松管制和在英格兰及法国的强力货币扩张助长了泡沫。紧跟泡沫发生的危机波及到了荷兰、意大利北部以及德国北部。此类国际性震荡的名单一眼看不到头。

当然，世界各地国家经济体之间总有着实体的联系，如国际贸易商品和金条、出口和进口、资本和资金流动，等等。但我发现，让我着迷的却是纯心理方面的联系，像是某国投资人的情绪在什么时候影响另一国投资人的情绪，有时候是距离非常远的两个国家。我们在考虑金融快感和恐惧时始终要牢记的是，理性行为总是不在考虑之列。历史上最伟大思想家之一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在南海股票上大肆投机，结果输惨了。正如他沮丧地感言：“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却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

关于这个问题，大量知识来自于经济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1978年发表了经典著作《癫狂、恐慌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金德尔伯格用相当没有把握的方式所表达观点是，得到正确运用的最后贷款人所扮演的角色，是令通常紧接着金融危机之后发生的商业滑坡缩短的关键。他引用1720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危机作为证据。这几次危机中，没有一次最后贷款人能真正出现。之后发生的萧条比之其他几次时间更长、程度更深。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次危机，均被称为“大萧条”。

最后贷款人角色的经典定义是由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所下的。他的伟大著作《伦巴第街》(Lombard Street)发表于1873年，书中阐述的一个理念此后就一直是央行在危机时刻的指导格言：凭良好抵押品以高利率自由放贷，也是从那本书开始的。自由放贷，用他的话来讲就是，“止住恐慌”。用高利率，目的是“没人可以不经过慎重考虑、用很低的代价就借到钱”。无限度地凭所有良好的银行业证券放贷——因为“造成惊恐的方式，就是拒绝持有优质抵押品的人”。

但是，不幸的是，生活并不那么简单。首先，央行官员们并不总是把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央行在干预1825年恐慌时没起什么作用。城市历史学家戴维•基纳斯顿(David Kynaston)说明了英国央行的政策是如何在自满和过于剧烈的信贷紧缩之间急剧转向的。70多家银行倒闭了，据传，英国央行自己也是侥幸逃过一劫。正当5英镑和10英镑的纸币全部用光之际，有人发现了大量1797年后就一直留在金库里的1英镑的票子。这些纸币是得到政府许可发行的，并“创造了奇迹”。接着发生的萧条持续了几年时间：根据一份报告，直到1827年年底，“在商界，几乎人人都仍旧感觉得到1825年的高潮留给他们的损失所造成的伤痛——并且直到现在，由于害怕风暴后持续很长时间的汹涌波涛，甚至现在都远离海边”。

另一个问题是，过度热情的央行干预可能给未来造成实际麻烦。关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留下来的经济摊子的热议，背后体现的就是这个问题。2006年1月，艾伦•格林斯潘卸任美联储主席。美联储的经典角色一直是逆风而行，在艰难时期放松信贷，在局面失控之前紧缩信贷。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曾担任过18年的美联储主席，直到尼克松总统时代，用他的话说：“美联储的功能，就是在聚会渐入佳境的时候，端走宾治盆。”格林斯潘的批评者声称，他非但没有端走宾治盆，而且在聚会快结束的苗头初步显露时，他又喝了一瓶白兰地，高兴得不想离场。

他们还说，不论出了什么问题，格林斯潘执掌的美储储总会通过创造足够多廉价货币收买的方法来化解困境。1987年10月市场崩盘后，美联储在六周内三次降息，股市迅速恢复。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及911事件之后。

但央行能走多远还是有限制的。随着时间推移，廉价货币和负的实际利率导致带来泡沫的投机和通货膨胀。这是央行行长们警告道德风险的危险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这种道德风险指的是，把银行家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只会鼓励他们将来更加不负责任。当应该让一家机构倒闭时，试图把个人过失和可能导致极严重后果的系统性失效清楚地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

出于这个原因，多年来，常常是这样一个情况，银行当局下决心不干预，最终却发现自己被迫屈服于压力。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1825年威胁说，如果投机者得到拯救，他将辞去财政大臣的职务，但最后投机者还是得救了。金德尔伯格发现类似的例子发生在1763年、1869年、1897年和1975年拯救纽约时。现任英国央行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也对道德风险多次发出强有力的警告，直到几个月前英国央行准备进行一次看上去象经典白芝浩式的干预为止。

在给投机者一个教训和系统性失效之间取得平衡相当困难。只有历史才能够对格林斯潘和金的不同做法作出评判。

在对最近这场危机的反应中，美联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比他们的前辈们走得更远。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因在衍生品和证券化贷款市场上的巨大敞口而面临倒闭危险。面对这种情况，再次引用保罗•沃克尔的话，美联储判断有必要采取“把合法和默示的权利用到极致，跨越某些根深蒂固的央行准则和惯例”的措施。

同样，这种救援肯定必定导致美国证券监管的彻底重塑。如果美联储将来站到这些机构背后，那它需要的监督程度要远比当前规则下允许的要直接地多。难怪沃克尔言语之间有些担心。

当然，任何回答都不得不受限于大量的变数。关键之一是最后贷款人的存在和表现。但还有许多其他变数，因为繁荣和萧条鲜有单一触发因素的。例如，1847年危机的触发因素有：铁路狂热、马铃薯病害、一年小麦歉收和第二年丰产以及欧陆接着发生的革命。1857年华尔街恐慌通过内战变成了一场持续很长时间的衰退。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成因，著有众多的教科书，而《大崩溃》(Great Crash)绝不是其唯一的贡献者。

(To be Continued)

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