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唯新：中国语境里谈经济，文化格局中话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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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15-07-24

【编者按】什么是“中国语境？”在该语境下以怎样的视野去洞察社会与经济的改革？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机遇窗口，约每10年开放一次。在“亦儒亦商”的国度里，寻找时代的机遇和个人舞台，个人需要什么样的格局和眼光？对西方经济理论做适当的修正，嵌入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文化格局和道德传统当中，在中国语境里，以宽阔的视角去洞察中国商业环境里的“政治经济学”、“商业与人情”、“买卖与世故”，寻找市场经济的契约基础，或许对“互联网+”,“新金融”、“新消费”有别样解读。

时维七月，序属仲夏，在不可逆的时间维度上，中国的宏观经济已走完2015年的第一第二季。7%的增速及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一度与红红绿绿的股评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几欲抢占市场涣散的注意力：财经媒体凭借其强大的舆论导向性，经济学者依仗其学术权威性，对既成事实的宏观经济数据进行纵深式解读，以及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和经济增长的预测，以此来形成对市场经济参与主体的行为导向。

诚然，“就经济谈经济”是颇具快感的，也是缺乏耐心的消费者和“投机性”的市场参与者所喜好的。那千遍一律的、着眼于宏观经济数据（如GDP、CPI、社会固定资产投资、PMI，M1、M2等）的“环比”与“同比”表层解读，以及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消费层次的结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已知的经济数据中来，到未知的（预测）经济数据中去”，却忽略了经济数据背后的“社会土壤”，却被奉为具有“市场算命先生”色彩的“投资宝典”。

显然，“见木不见林”式的“就经济谈经济”，虽然存在着不小的消费市场，但并不能成为窥探中国语境下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理性视角。

一、“工匠”与“大家”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社会形态几经更迭，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更是可谓璀璨溢彩。然而，以西方启蒙思想的理性精神而言，“人是万物之尺度”，“人”始终是社会发展最核心、最根本的“元变量”，于经济发展来说，人的分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以东方哲学的“天道观”而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亦遵循“道，一以贯之”的规律，故有“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之质朴内涵。

可以说，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的理论渊源。经济理论和现实的差距，一方面是承认经济活动存在着“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又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当中，具有“风险厌恶偏好”的市场主体追求“确定性”的现实可能性；进一步地说，经济理论和现实的差距之合理性，在于理论的假设前提与中国独特语境里的“经济差距”，更在于中国历史文化、民族习俗、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差异”而在理论上导致的逻辑自洽。

所以，当面对滥觞于西方理性传统的经济学时，除去作为“理论知识”层面的必要学习外，还要以理论为“工具理性”，在中国的独特语境下，逐渐把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具体地”、“历史地”进行还原和修正，为社会万象和经济运行勾勒出一幅“盛世蓝图”，或著书立说而大隐于市，或立德立言而孜求闻达，所谓“经世济民”是也。这首先需要聚焦于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更要在知识架构上具备经济、政治、人文、历史、地理等跨学科储备，继而将经济现象置之于万象中国的繁荣盛世当中进行剖析，才能做到游刃有余而目无全牛。工于此事之“大家”者，其对社会现象的洞察，必然有着高屋建瓴的视野和入门三分的深刻；其笔触所到之处，常具有结构主义哲学之恢弘气势，亦不乏鬼斧神工之大美。如那狷狂不羁的张五常先生，其在经济学圈内有“狂生”之称，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又是书法家和散文家，实则是一位生活审美的“大家”。

故而，欲探索包括经济行为与市场活动在内之社会运行规律者，或洞察人类行为背后之动机，乃至实现个人于特定时代之安身立命，需要个人在视野和胸怀上，成为格局之“大”者。这绝不仅在“器物”层面上掌握“谋生技能”的专业知识，成为“悟言于一室之内”的“工匠”（或称为社会机器的“螺丝钉”），更需要具备深谙人性、圆融睿智、恭谦温润、厚德载物之品格与精进勇猛之赤子心，一言蔽之，即是世事洞明之“大家”。故而，无论是读书之门道，抑或处世之大道，在于“洞明”二字。故曰，习文以练达，鉴史知兴替，读哲臻思辨，此乃“无用之大用”也，古人云“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如是哉！

二、“人情”与“世故”：在社会里谈经济

经济学当中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实则是提出了两种描述世界的态度，即是“世界本来是怎样的”与“世界应该怎样的”。虽然在“理性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前提下，经济学貌似找到“世界是怎样的”零散规律，但仍带着“世界该怎样的”困惑往前走着。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中国语境下，经济学是一门“显学”，其“出世”之属性，首先要求我们应该“在社会里谈经济”。

从个体出发去理解社会的运行结构，貌似粗浅，实则简约。如马克思说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所搭建而成的一张“网”。每个个体都是社会网络的一个个“节点”，节点与节点之间，存在着许多具有社会属性的“多重纽带”，如经济的、政治的、感情的、文化的、思想的、血缘的、地域的、国别的等；在更深层次上，个体之间多重的纽带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如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小农经济体当中，宗法群体的乡土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是以血缘亲疏而由内向外形成的同心圆，就像一块石头投入湖水而泛开的涟晕一般，由内向外一圈圈往外扩散出去，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之描述为“差序格局”。

于更深层次上的精神格局而言，梁漱溟先生说，西方人的精神基本是向外追溯的，印度人的精神是向内追溯的，中国人的精神则居两者之间，是中庸的。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则导致了“入世哲学”，以“道德”和“礼义”代替了宗教，所以说在普世价值层面，中国人缺乏宗教情感是恰当的。在中国儒家文化的语境里，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而孔夫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意味着从自己的恻隐之心由内而外地“推己及人”，所以，夫子的“仁爱”也是有等差和级别之分的，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千百年来，在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人情社会里，从“现实主义”的精神世界里延伸出的世俗生活诉求，则形成所谓的“世故”。故而，这一套“人情世故”在中国的商业关系和经济格局当中，一直是根深蒂固。古往今来，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者的经济改革，抑或处江湖之远者的出世隐逸，盖莫能绕过此“中国语境”。

三、从社会到经济：经济运行之概述

佛家言：芸芸众生，处处住“相”，有所住而生之心，然所生之心，我执心、贡高心、差别心，乃至八万四千烦恼心，如是等心，皆是妄心、业识心，亦即是“众生心”。试问初生小孩对粪便何来“香臭”之分？盖“美丑”、“高低”、“好坏”、“成败”之分，种种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皆因凡夫处处住相之“分别心”而起。

如是，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中，亦本无所谓的“经济现象”。在漫长的社会进程和历史演化当中，着眼于“生产资料”和“生产力”这对演化共生关系，人类从生产资料的“创造”和“交换”当中衍生出对“财富”与“价值”源泉之探讨，围绕“财富增长”和“价值创造”的社会行为活动，则成为“人类经济行为”之滥觞；在历经工业文明时代的生产力变革与“经济大萧条”等几次经济危机之后，上述财富增长和价值创造则演变为“何为国家经济增长源泉”和“企业家精神”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故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18世纪以降，经济学的“主义与学派”之争论，盖不能“顾左右而言其他”，正如凯恩斯所说：“许多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家，却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更具体地说，当不同的社会契约主体对生产资料的创造、财富与价值的源泉、经济增长源泉持有不一致看法时，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差异，在宏观经济的群体行为层面上，必然表现为生活生产资料的增量在各个时间段上呈现高低起伏的波动性，当经济波动随着时间轴的拉长而呈现出某些“似是而非”的规律时，便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当中所谓的“经济周期”；在经济周期的同一时间段内，由于各个地区或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知识积累、技术进步、政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差异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基础设施人均占有率、实体产业的规模效应程度、虚拟资本市场投融资效率，乃至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政策干预经济的工具种类差别等诸类差异，就被归纳为宏观经济当中称之为“路径依赖”，即是这个社会当前可能实现什么程度的均衡格局严重地依赖她以前曾经实现过什么样的均衡格局，于国家之社会发展如此，于人之一辈子之造诣，亦何尝不是如此？

合理运用宏观经济理论对社会经济问题的阐述和分析，不是来自对经济方程的熟练数学推导，而是对理论背后所隐含的经济逻辑，及其在中国语境下，其适用性的深浅思量和思辨斟酌。国民经济体系的运行，其实是围绕“经济增长”问题而展开，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源泉的探讨，可谓是一个优良的学术传统，诺奖得主卢卡斯说，“一旦一个人开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就很难再去思考别的事情即”，在经济变量的传导机制不失灵的前提下，GDP的增长是受哪些经济变量的影响，为了促进GDP的增长（在学理上，GDP的增长往往暗含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化，但在现实当中，这点实却成为诸多经济争论和经济政策制定依据混乱的根源），社会各个经济主体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和经济预期，特别是“政府”和“央行”应该如何合理适时地运用经济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

四、中国大语境：“改革开放”与“互联网+”

改革开放几多载，可谓长江东逝水，浪花淘英雄，淘尽多少“马中赤兔”辈，“人中吕布”者，或天降于斯而破釜沉舟，或苟全性命但不求闻达，或立德立言且富可敌国，或举案齐眉却义愤难平，几度熙熙攘攘，利来利往，群情激荡，沸沸扬扬。

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是市场体制“从无到有”的过程。

（一）从改革开放至2013年底，市场处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初级阶段。

首先是从具有浓厚“计划色彩”的重工型产业向“半市场性质”的轻型产业，这在产业格局上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也必然的“机会主义”泛滥的过程，产品大多数是劳动密集的，如服饰、鞋子、书包、玩具等，这个阶段的分工和专业化必然是粗浅的，市场分工合作的半径是狭小的，而这一阶段的诸多“红利”，则保证了多年以来的低质量、粗放式高速增长，如“刘易斯拐点”之前的低成本“人口红利”，如国家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而给出在税收、土地等方面的“政策红利”，所以就造成了“成本+规模”的“中国制造”模式，当中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都是粗犷的野蛮模式。

过于追求经济发展的后果，表面上看是所付出的环境、资源过度消耗、产业格局落后的代价，在近年关于改革政策的讨论当中，被称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然而从社会发展全局来看，后果实则还有更为严重，也更为隐蔽的社会代价，比如在更长时期内停滞不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传统价值体系崩塌之后的“价值真空”所导致的社会价值取向问题，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炫富与仇富”、“贫富差距悬殊”、“教育问题”、“权力寻租”等一度在过去被高增长所掩盖的问题。这些问题和经济增长本身在整个社会改革当中所占的比例和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巧妙平衡，则成为当局者改革智慧的体现。

（二）2014年至今，经济向“互联网+、新金融”转型，市场处于资本驱动的发展阶段。

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那些曾经一度被掩盖，甚至“积重难返”的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时，整个济转型和商业环境的变化，已经不再是“局部性”或者“制度性”的，而是“生态性”和“系统性”的，而导致这个生态性变革的“器物引子”，叫“互联网”。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属性，使得市场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或许不再成为提高社会分工协作效率的主要阻碍。

在商业趋势上，出现了所谓的“商业大分流”，即是互联网解构传统商业体系的过程，是从以企业为中心的规模组织时代，由于互联网作为解构和重构的因子，将不断向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自由时代分流。与之相对应的微观商业领域，则出现着这样的现象：与信息不对称相关的行业慢慢地从产业链上减少而直至消失，如房地产中介；在消费领域，处于制造端和消费端的零售商，其数量上减少而进行“寡头式”的市场格局整合，从而“直销模式”将会大行其道，从而取代多层次代理分销；令人玩味的是，经济学的“价格歧视”原理似乎出现失灵困境，因为产品的定价权已经由企业让渡给消费者，消费者根据产品在具体场景当中的感受和切身体验而进行相应的价位核定，所以，价格不再与成本挂钩，而是与其对消费场景的感知--体验有关，进而，所谓“稀缺的商业资源”，则由“信息本身”变为以抢占流量入口为基础的、对市场消费者“对信息的注意力”的争夺，所以有“好内容”和“会讲故事”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技能。

在资本市场上，多层次资本市场日臻完善和直接融资比例的增加，也将会迎来一个“资本盛宴”，银行传统的存贷功能将会大大削弱，甚至会面临消失的困境，实体经济的成熟与虚拟经济配套金融措施的完善，“产业金融化”将会成为“产业常态”，即会出现所谓的“产业资本主义”，“大数据”和“个人征信”的普及，“信用”和“人格”成为最有竞争力的“软实力”，经济交易不再凭借资源“存量”，而是根据过往“流量”的记录来判断未来的交易质量。

最后，基于信息形式之“价值”与“财富”的创造，其产生的“资本溢价”会大幅度提高，与之相反，价值和财富在社会群体间传递的中间环节大大减少，同时，传递的效率会大大提高，这虽然是精神思想稀缺的时代，但确实是个尊重知识和精神创作的时代，所以我们会看到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没落，会看到精致手艺人的崛起，同时又伴随着大量的失业和下岗。整个社会格局，包括产业格局和社会经济资源都在进行一次彻底生态性的整合，市场分工和协作的半径必然要扩大。

五、周虽旧邦

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浪潮当中，中国从一个不彻底的中央计划经济形态向一个不彻底的市场经济形态逐渐过渡，在相对和平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中保持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国民经济腾飞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生逢盛世，我们亲自体验了物质极大富裕和科技快速发展而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同时，我们也目睹了资本之逐利与人性之贪婪，震惊于市场经济下普遍的道德沦丧和泛滥的机会主义，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分崩离析，“金钱话事”的评价标准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当中，新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却远未确立，形成一个偌大而无形的“价值真空”。

为此，历史学家孙隆基曾说：“国人缺乏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相反，他们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短视行为。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导致生存成为第一考虑，为此更可以不择手段，突破一切道德底线”。所以，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当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与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一旦对立时，“机会主义”便开始盛行，于是，西方文明所倡导的契约，便沦为“器物”层面的工具和手段，而不再是嵌入整个国家历史当中的“民族精神”，继而，诚实信用或人伦道德，一并弃之如屡，只为现世之享乐而无所不用其极。

2015年6月26日上午，在汕头大学新体育馆里，年届87岁高龄的李嘉诚先生再次以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基金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汕大毕业典礼，向在座的毕业生致辞演讲，这是自2002年以来连续第14年在汕大毕业典礼上发表毕业演讲。老人家大半辈子纵身商海，几经沉浮，在商界之名望，可谓几无出其右者，然而，世人大多仰止于其显赫资产和金钱财富，而少有体悟老人家宅心仁厚、心怀天下、厚德载物的社会责任与济世情怀，即是他每年来汕大都提到的价值观：创造自我，追求无我。

在今年的演讲《求成者OS》当中，李先生一如既往地审时度势，对汕大学子提出“三重底线”：“世人要求成功者交出的成绩表，不但要对经济有所掌握，还要对环境保护有所承担，对人类生活有所贡献，‘三重底线’的概念已是最基本要求，如果你想成为明天的领袖，世人对你的气节和能力要求，基准将更高。具有同理心的储备，才知道自己是一个‘求存者’，还是一个‘求成者’”。

六、其命唯新

行文至此，我恍然想起一个嵌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核问题，即“何为市场经济之道德基础？”市场即使在效率上是有优势的，但于社会伦理上，至今还没有找到合理的依据，去推翻“市场于道德上是有亏欠”的命题。

市场概念的展开，意味着“使用价值”的交换，通俗地讲，是物品和服务的交换，但更重要的，是信息的交换。在社会专业化分工和大规模协作下，“市场经济”则意味着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是市场半径不断外扩的过程，把分工从家庭拓展到地区和国家之间。

分工的基础是“信任”。一方面，分工源于知识的深化与垂直积累，每个人可以运用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更有效率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协作，当分工协作的经济效益大于分工所产生的协调成本时，市场的交换范围就会外扩，规模经济就会存在，即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但另一方面，分工会造成各个生产者知识结构的日益狭隘，每一个人越来越只知道自己那一方面的知识而忽略其他方面的知识，这就造成人们之间缺乏相互了解和深度信任，在“机会主义”盛行而缺乏商业契约精神的国度里，商业合作的信任关基础，一直是“血缘”和“人际关系”。所以当分工精细化达到一个临界值时，市场的半径就难以扩大。

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社会分工受到市场广度的限制”。

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近些年的国民经济运行实践当中，当短期的经济波动而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来刺激时，政府总是试图在不同程度上取代原本缺少契约基础的市场机制，虽然这可以使分工和合作范围在政策的支持下得以保持既有的半径，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经济效益，但伴随而来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固化和大规模的寻找活动，从而导致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日益拉大。

在相关文章的论述当中，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其核心在于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更具体地讲，即是对企业家才能之利润权利的法律保护、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保护、减少资本对人的物化、对权力的制衡和监督、以及竞争性的新闻自由和对全体纳税人的信息披露制度等。所以我们渴求建立起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或称契约基础，从而在社会群体当中建立更广泛的、基于契约精神和商业伦理的“信任”，以此支撑起更大规模的市场分工和协作，使得市场半径扩大，唯有在这个足够大的市场半径内，方可支撑起“互联网+、新金融”的商业变革。

“股市存在泡沫”是不争的事实，虽说金融发展史上的历次泡沫似乎都大同小异，但在时代的背景下，你或许能够发现“时代的风口”：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机遇窗口，大约每十年就会开放一次，这或许是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寄希望于独具慧眼的当局者，更寄希望于当下的市场经济参与者个人，乃至风华正茂的我们，心怀正念而自强不息，精进勇猛而厚德载物，踩着时代的巨浪，认清形式大胆向前冲吧！

如是，“周虽旧邦，其命唯新”。

作者：余世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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