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关系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三教各自的地位都比较巩固和壮大，所以三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进一步激化，这构成了这一时期三教关系的突出特色。三教关系一再引起争论，所以关于三教关系的讨论，在当时就已经比较激烈了。三教一词并非现在才有，它在南朝时就已经被广泛使用。三教之“教”，并不如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代表宗教之“教”，其原初语义，实质所指的是一种教化、教义与教说，而三教，指的就是儒佛道三家。
儒佛道三教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这是三教关系全面展开的时期，也是三教争论全面展开、三教融合全面加深的时期。这个时期三教争论和融合的头绪也特别地多，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广，出现的论著也非常多。许多重大的事件，特别是帝王直接参与并组织的专门讨论三教关系的活动也特别之多。而且，在这一时期帝王的三教政策还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帝王的三教政策有很多的浮动、变化，这都跟当时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

佛教：这个时期的佛教，通过与魏晋玄学的交融，而全面进入了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不仅跻身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而且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随之而来的，则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道两家的冲突也就不断地加深与激化。佛教随着势力的壮大和某些帝王的崇信，造成这个时期佛教与儒道的争论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问题，不仅仅是信仰，有时还牵涉到政治与经济上的诸多问题。

从政治上看，中国社会由统一走向了****，南北出现了很多割据的政权。这些割据政权出于自己政治统治的需要，对儒佛道就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和宗教文化政策。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北方不少少数民族的统治，其本身与汉族就有一种异族统治文化与汉族宗教文化差异的成分。比方说，作为外来统治者，他要来统治汉民族，就要利用汉民族传统的文化与宗教，所以往往到最后会选择儒家。但也有另一种情况的出现，比方说作为中国佛教第一次被官方认可的时代：后赵的石勒、石虎时代，作为统治者，他是异族的，是少数民族，他当时表态自己为什么支持佛教，因为有人排佛，认为佛是戎神，他则回答说：我自己就是胡人，当然信胡神，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个时期，出了很多对佛教加以支持和利用的统治者，比如东晋时期一直到宋齐梁陈各个朝代，帝王大部份都非常崇信佛教。其时，宋文帝的一句话足以道出其底蕴，他说道：如果举国之士，全来信佛，人人为善，那么国家就可以安享太平，而他则可以舒服安逸地坐稳他的帝座。这句话说明，帝王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佛教确实有它特殊的教化功能。而帝王，也往往是从这一个角度，看到了佛教的作用，并因而推崇佛教。

到了梁代，梁武帝更是对佛教推崇有加，他曾经作《舍道归佛文》，并三次舍身入佛，他在位四十八年，几可谓以佛化治国。他对佛教确实做出了很多事情，佛教界历代都把他看作是一个护法的皇帝。关于梁武帝，历朝历代的评价都不一样。批评他的人，觉得他迷信佛教，最后连国家都丢掉了，信佛误国。但也有人认为，梁代立国，梁武帝即使不信佛教，而信了儒教、道教，他也会把国家丢掉，他的灭亡有它必然的因素，不能说就因为佛教。但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在对待三教关系，有其独到见地，对儒佛道三家也都有研究。作为皇帝，他注过很多儒家经典，也参加过佛经的译经活动，还会亲自登台讲经说法。
这个时期有两次重大的灭佛事件，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的灭佛（公元446年），另一次是北周周武帝的灭佛（公元574及577年），两次都有它们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同时也与佛道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有道士在里面活动，也都有帝王个人的好恶。但灭佛之后不久，佛教又迅速得以恢复并大规模发展，这也说明宗教的发展，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所以对待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地以行政的手段来进行处理，一个皇帝以个人的好恶毁寺灭佛，但换了一个皇帝，佛教却又迅速得以复兴。

儒学：从思想上看，两汉神学化的经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衰落了。这时期突出的文化特征是：玄学盛行，佛教发展，道教成熟。前代儒学独尊、经学盛行，则让位于这种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局面。这也使得一些统治者、思想家、和文人学士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资源产生不同的思考，得出不同的判断，做出不同的取舍。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儒佛道三教的关系，已与汉代大不一样，儒学独尊的局面，让位于儒佛道三教并存共进的局面。虽然三家彼此存在着争论，但还是在矛盾冲突中共同存在，共同发展。

在儒佛道三教并存的情况下，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时期儒学的社会地位？汉武帝以来，儒学一直是封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官方化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导。但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间，儒家却找不到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大儒，找不到一个大的儒家学派，也找不到几部儒家重要的代表性著作。那么，怎么来看待这个时期的儒学？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是佛教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也有人认为，仍然应认为是儒学占主导地位。但实际上，从它实际发挥作用的角度来讲，儒学仍然被认为是文化正统，具有正宗的地位，是官方思想唯一的意识形态。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儒学的基本思想，居其核心的基本内容，是它对封建伦理名教的重视，而这些东西，是最适合封建社会需要的，也是封建统治者治理国家真正的有力工具，这些东西，由于当时社会宗法性的结构并没有改变，所以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实际上还在默默地依着惯性，发挥着它的主导作用；其二，我们还可以看到，儒学始终是国学，它始终是官方教育的法定内容。佛教与道教，尽管在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进入国家教育领域及机构。就是在社会上，一般人所尊奉的社会道德规范，也仍然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主，这就可以看出，在当时，儒家还是起着实际上的主导作用。
在这个过程当中，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也在探讨着儒家、佛家、道家三家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它们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所以这时期的帝王政策经常会有变动，一会儿有人崇佛，一会儿有人崇道。到了北周的时候，周武帝（三武一宗）在总结了以往统治者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则明确表示了回到以儒学为主的统治态度，强调儒佛道三教要以儒学为主。所以经历了以前众多帝王左右摇摆之后，他最后明确宣布：三教当以儒为先，以道为次，以佛为末。
现在学界有一个看法，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与思想家对儒家正统地位的重新认定，而这也为隋唐时期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奠定了基础。当然，这种选择，有它的社会必然性，这已不是哪一个帝王、或是思想家、哲学家个人的好恶，而是对整个社会发展，对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求所做出的一个选择。

道教：这时的道教，则成功地由原来民间化的道教，向上层化、贵族化、神仙化的道教转化，甚至从民间转向了官方。比较而言，作为儒家，从汉武帝以来，就一直是一种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而道教完成其由民间向官方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被纳入了官方意识形态之中，成为统治的辅助工具，其突出的如北魏太武帝对道教的利用，以及他对南、北天师道的改革。

这个时期，统治者对道教，往往采取的是限制与重视并重的政策。道教从民间起家，最初与民间起义往往有牵扯不断的联系，所以统治者大多采取禁止的态度。但是在民间流传的东西要禁止是很难的，往往禁而不止，还会死灰复燃，所以最后干脆就改变为扶植利用的方式，拉拢一部分人，并促使它改造自身而走上上层贵族化的道路。统治者对道教的利用，大大促进了这个时期道教的改造与发展。

当然，这个时期道教与封建王权也有矛盾冲突，就有一些统治者因崇信佛教而贬低道教。比如北魏孝明帝，就是崇佛抑道的典型代表。另外还有一些统治者由于政治经济上的利益，与道教发生矛盾，排斥道教，比如北齐时的文宣帝，在沙汰佛教时，也沙汰了道教。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的道教及其改革，由于它比较自觉地迎合帝王政治统治的需要，拥护王权，同时它又始终以儒家为自己的同盟军，以中华文化的传承自居，这样既能够排斥佛教，又能够得到帝王的认同。当然，道教的势力从总体上看，却不如佛教，所以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来说，对王权政治，以及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并没有构成很严重的危胁。故而总体上，道教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压制与打击。

佛道关系：这个时期，佛道冲突，是一个非常令人注目的现象，但与此同时我们应注意到，佛道之间强调融合的观点也有不少。比如上面提到的道士张融，他有一部作品《门律》，是一部类似于家训式的著作，里面专门有一章，其标题就是《通源二道》，论证佛与道的一致性。另外南宋时有一道士写了《正一论》，也主要宣扬佛与道的一致，其中论证，佛道都为了求那根本的“一”，就是“道”，后来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才分出了所谓的三教。

讲到佛道之争，我们得注意到，虽然这个时期佛教、道教的势力都增加了，但道教的力量却会相对薄一点，然而它却依有一种传统宗教、传统文化的优势，所以也就对佛教毫不忍让，展开的冲突与矛盾显得比较多。这个时期有几本佛道之争重要的著作，其一是宋末道士顾欢所作的《夷夏论》，从夷夏之辨的角度来讨论佛道关系，一方面他似乎在调和两家，称佛者道也，道者佛也，佛道可以同源同道，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华夏民族是一个文明的民族，儒道对之最为适合，而佛教则更适合夷狄之帮，因为夷狄之人比较野蛮粗俗，所以佛教讲的天堂、地狱可以威胁他们，而我们是礼仪之帮，所以我们有儒有道就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南齐末年的道士，假托张融之名，作了一个《三破论》，对佛教批评得相当尖锐，认为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从修身、齐家、治国三个方面，对外来的佛教展开全面的批评。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于佛教徒对这三破论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值得注意的是刘勰的《灭惑论》，对其中逐条进行批评，有些批评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比如人们说梁武帝信了佛教，国家就破国了，他说佛教传入之前也有很多国家灭亡了，所以不能把国家灭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佛教，同样佛教传入以后，也有一些朝代是很兴盛的，所以不能只举灭亡的朝代而不举兴盛的朝代。

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有两点值得大家特别注意的，一是继续把道家与道教作了区分，利用道家来攻击道教。这个时期就有人明确提出，现代的道士，开始于张陵，乃是鬼道，不关老子。把道家与道教区分的同时，就对老庄之道加以肯定，而把道教斥为鬼道、鬼法、妖法。这一点，在三教关系中非常重要，因为这正好又从反面促使道教在这个时期的自我改造，促使其从理论上完善自己，剔除那一些粗俗的成份。这体现出了历史的辩证法，从反面对它的批判与攻击，却反而正面促使了它自身的改革、完善、与发展。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佛教徒对道教的攻击，往往给道教带上一顶帽子，叫做：“挟道作乱”，指责道教常常组织叛逆。而历史上道教自民间而起，道教也确实多次被民间起义所利用，这情况一直到东晋时期还有，这样就被佛教徒拿来作为攻击道教的话柄。批评道教“犯上作乱”，这本身包含有想利用政治力量来限制或者打击道教的倾向和要求。所以我们说，这个时期的佛道之争，往往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宗教冲突，有时甚至表现出一种政治斗争的倾向。只是在客观上，这也有助于道教剔除它的原始性，剔除它与民间起义相结合的民间性，并促使它加快完成贵族化、上层化的过程。

这就体现出冲突与促进之间的矛盾，促进之后，又会在更高程度上展开新的冲突。这也折射出儒佛道三教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确实是交互进行，相互促进的。

儒佛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儒佛之争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范缜等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佛教展开的全面批评。范缜《神灭论》的提出是有一相当大的历史背景的，当时不少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对外来的佛教，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伦理纲常、哲学思想等等诸多方面，都展开不少批评。其中有些批评还有说理的成份，有些批评则纯属谩骂，比如：随心所欲地解释佛，说佛是什么，佛者戾也，释种不行忠孝仁义，贪诈甚者号为佛。这就不是一般的讨论，而是一种恶意谩骂。

在这个时期，儒佛之争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除“神灭神不灭”之争外，还有因果报应之争、佛法与名教之辨、夷夏之辨，这些都是当时讨论比较激烈的问题。这些讨论，从现有的资料上看，理论上的讨论在南方展开得比较多，而采取比较多的谩骂及实践上的打击，则在北方比较多。北方好武功，理论上的讨论比较少，而东晋之后学风南移，文化学术也以南方为兴盛。同样一些讨论，如南方会讨论“沙门敬不敬王者”，而北方则一味地崇敬帝王，甚至称帝王就是当世的如来，拜帝王如拜佛。这里就表现出了南北的差别。

三教一致论：上面讲到帝王的政治文化政策，对儒佛道三教的发展及其关系的演变，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儒佛道三教能够并存，并能够从不同角度得到帝王的一些支持和扶植，所以三家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三教一致论也有了新的进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自身中，都有一些代表人物站出来呼吁三教一致。佛教徒中，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晋宋之际的宗炳，其在《明佛论（神不灭论）》中强调，儒佛道三教的圣人都是劝人为善的。道教徒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代表人物，比如南齐时的张融，专门对儒佛道三教的关系作出论述，认为三教根本上是一致的，之所以出现差别，是出于人们对它们的不同看法而已。历史上留下一个说法，据说张融临死时，左手拿着一部孝经和老子，右手拿着一部《小品》与《法华经》，表示他至死，仍然坚持三教一致与三教并重。儒家中间也有一些代表人物，站起来呼吁三教是一致的，比如东晋时的孙绰，他在《喻道论》中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帝王中主张三教一致论，最有名的则如梁武帝，他提倡“三教同源说”，不过，其中却有一种把儒与道说成来源于佛教的倾向。他在舍身入佛的《文诏》中，把释伽牟尼与孔子、老子说成是师徒关系，认为孔子、老子都是释伽佛的****，所以他曾经把佛教比作天上的月亮，而把儒和道则比作天上的星星。进一步研究我们也发现，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很可能来源于当时的一部伪经：《清静法性经》，此经现已亡迭，但北周时期道安所写的《二教论》曾经引述其论，里面讲到佛陀派了三个****到东土来传法，而孔子、老子都是他派来的****。梁武帝之说可能受此影响。另外，现在随着研究，大家也都倾向于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佛道之争的产物，因为当时道教也曾经提出过三教同源说，认为儒佛道都同源于道教。比如西晋王浮所著的《老子化胡经》，里面提出，孔子问礼于老子，而老子又西行出关化胡，为佛陀之师，所以老子是孔子、佛陀之师。由此可见，同是三教同源之说，也有各自站在各自立场，抬高自己的现象。

好，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