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傻，不是可不可以，而是正在进行。可不，这两天各种媒体都在传播着一则教育界的重大新闻，那就是各个重点大校的校长开始轮岗。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则新闻是什么样的感受？这到底是大学的遗憾，还是大学校长们的遗憾，亦或是中国教育的遗憾！<p></p>校长是大学的灵魂，灵魂岂能随意调换<p></p><p>《大学》开篇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我们把讲究学术自由，并以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作为大学的精神要义，估计大家都会举双手赞成。</p><p>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行政的过多干预，使学术沾染的铜臭味、官僚气日盛，学术良心和道德操守逐渐消泯。大学精神已经没落，学术大师正在消失！</p>或许，有关部门的苦衷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样的调动可以防止腐败，防止小圈子，通过人才流动给大学带来新的思路，进一步锻炼管理人才。然而此举弊大于利。<p></p>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把丰田和奔驰的老总调换，又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同样的，张瑞敏恐怕管不好联想，而柳传志也未必把海尔管好。这就是品牌的个性，也是企业家的个性。<p></p>其实，大学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长的个性，而现行的教育体制，把原本具有个性的校长，磨灭成为“万金油”，以至于象一颗螺丝钉，想钉在哪里便可以钉到哪。<p></p><p>我在想，ZF可否对学术保持一点敬畏之心，让大学自由地呼吸。也就是说少干预，多放手，让师生们有自主选择的权力。如果仅仅依靠行政任命，成千上万真正与之有着直接厉害关系的师生却没有丝毫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机会，我很难想象这样的校长会得到师生们的拥戴。试想，如果美国的总统不是通过全体美国人民亲自选举出来的，美国恐怕很难在短短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的霸主。</p>首先，每一所大学都是具有特定的人文环境和核心的价值观，这些大学在短则数十年，长则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大学文化和学术特点，而作为一所大学的核心人物——校长一定是长期在这所学校工作、生活，并且深谙学校的文化精髓和精神本质，他了解大学每个学科的特长，了解每个教授的秉性，了解大学的资源、学术重点等等……<p></p>一所大学的校长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这所大学的形象代言人，成为某些制度的制订者或捍卫者，可以说校长是这所大学的灵魂，甚至校长的某些意识、行为、行事风格也将直接影响着大学的发展。他应该没有行政级别，不受教育行政系统的安排，更不应该大面积地互相调换。当然，有一少部分优秀的富有拓展精神的校长可以调整，但不应该成为一种趋势或者常态。<p></p>其实，可以将各个大学的党委书记进行调换，那是一个政治职务。党当然要领导大学，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来领导和监督大学。党对大学所关注的点都是一致的，比如稳定、和谐、团结。而校长就不一样了，其实，对于真正有品牌的大型企业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很难想象微软的比尔盖茨和谷歌的施密特调换是什么样的结果？<p></p>有些朋友甚至把大学校长和军区司令对调相提并论，殊不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大学的灵魂则在于自由、个性和独立。而作为大学个性其魅力的体现和形象代言人——校长，也应该成为大学的灵魂人物，就像柳传志之于联想、比尔盖茨之于微软，灵魂当然是不能随便调换的。就像真正的世界500强的CEO们是不能大规模的调换的，我们很难想象把张瑞敏和柳传志互相调换是什么结果，把微软的比尔盖兹和Google全球董事长兼CEO施密特互换会是什么结果。<p></p>“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是办好大学的关键所在<p></p><p>其实，我们的大学校长们不乏有思想，有抱负的大家，他们对教育的本质理解得非常深刻和透彻。</p><p>“大学要办好，就是八个字：‘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湘溶说。</p><p>安徽大学校长黄德宽：“长期以来，中国无论是大学校长，还是青年学生，都没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与过去ZF对大学的管理方式直接有关，教育管理部门、教育者本身都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产生的，大学的独立性、学术的独立性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没有制度的改革，就束缚了思想的创新、观念的创新。”</p><p>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现在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惟一标准就是分数，高考录取，都是按成绩一分一分地顺着从高往低排，差一分都不行！但是，一次考试、一分之差真的就差很多吗？现在动不动就是公平、公正，整个社会的神经高度紧张，已经脆弱到不太正常的地步了，学校还能有多大的空间来自由挑选人才！”</p><p>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辛辛苦苦造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中国大学的学术风气已经下降到最低点了。”我们的教育出问题了，出在功利主义、浮躁上。我们做学术的，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宽松的氛围，但是现在教授们整天忙于应付各种评估、考核、会议。我们非常希望学术界能够‘予民休息’两三年，不评估，不开任何会，让我们能够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p><p>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中国整个社会浮躁、急功近利，学术界抄袭、剽窃，这会毁了我们整个民族，这种事情多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p><p>然而，这一切在体制面前都显得那样的无力和苍白。</p><p>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优秀的大学校长,如过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梅贻崎、张伯苓、竺可祯等人，他们将西方的大学理念与中国的教育传统融合了起来，并以中国教育家的气质，塑造了我们自己的大学。但是，解放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院系调整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受到了极左思想的严重破坏，那时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反映教育规律的大学，而且连历史上经过几代教育有培育的大学传统，也被彻底否定了。本来，独立办学、学术自由、学生自治、教授治校、兼容并包等原则都是被世界著名大学实践证明了的，也是符合教育规律的。可是，在我国目前的大学中有多少官员和校长能够真正理解和运用这些规律呢？</p><p>近些年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急功近利的思想指导下，又出现了一股合校风、升格风、换牌风、追赶时髦之风，使高校中实事求是的科学学风又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种浮躁的风气下，我们急需要一批心境宁静、素养高尚、眼界开阔并且懂得教育规律的大学校长。</p>大学校长应该是有创新思想的教育家<p></p><p>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教育家，而且是有创新思想的教育家，由他们设计、培育和管理我们的大学。纵观古含蓄地外的著名大学，它们的成功都与其校长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康德曾任哥尼斯堡大学校长，虽然他一生没有离开过故乡哥尼斯堡，但是他的思想却超过了国界，他把德国引向哲学思考的大道上，使得一大批思想家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同样地，如果没有费歇尔这样风骨凌厉、高瞻远瞩的大学校长，剑桥大学就不会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新学重镇，不会成为举世著名的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之所以遐迩闻名，也是与他们有着一个接一个卓越的校长有关，他们都是各大学灵魂式的人物。</p><p>如果说我们至今还没有堪称世界一流的大学，倒不如说我们尚没有出现能够领导我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校长。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在选拔校长的问题上是存在着弊端的，如选拔什么样的人当校长，由谁来选拔校长等。作为一所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校长，固然要求具有多方面的优良素质，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是我国目前选拔校长时最受忽视的。</p><p>什么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呢？陶行知先生在八十多年前，以“第一流的教育家”撰文，尖锐地指出：“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是政客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第一种不必说了，第二第三两种也都不是高尚的。依我看来，今日的教育家，必定要在下列两种要素当中得了一种，方才可以算为第一流的人物。”</p><p>进而，他对两种要素又作了阐述：“敢探未发明的新理，即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即是开辟精神。创造时，目光要深；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开辟都要有胆量。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教育家，都是第一流的人物。”</p><p>毫无疑问，如果由大学的教授们直接选出堪称为第一流的教育家的人来当校长，我们还愁不能形成先进的大学精神吗？</p>现行的校长任命机制严重阻滞我国教育的发展 <p></p><p>近年不断有文章谈上个世纪初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先生把一所弥漫着封建官僚习气的学堂改造成一所充满生机、思想活跃，跟上了世界步伐的大学，而现在，有不少校长却是反其道而行之。近年更有人把问题挑明：现行的校长任命机制阻滞了教育的发展。</p><p>蔡元培留给北大的，大起办学与教育理念，小至待人接物修养，都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形象。有一件极小的事似可说明他作为教育家的学养。民国ZF委任他为北大校长，他上任第一天，乘马车到校，下车步行入校门，脱帽向列队的职员仆役致意，因为学校是平等的地方。</p><p>让我们来看国外是如何选校长的呢？在海外公立大学校长的遴选上，虽然最后要得到ZF的任命，但ZF一般不干涉遴选的过程，而且也不会把行政级别考虑在内。</p><p>通常遴选的过程是这样的：现任校长在离职前一年通知校方，然后成立遴选委员会，包括本校各级代表、资深教授、外校的校长或副校长、社会贤达，通常没有ZF的现任官员。一定是公开招聘，本人申请和别人提名皆可，要提供完备的专业和管理方面的个人履历资料。遴选委员会从长名单上筛选出几个候选人，请来面谈；候选人要到各院系去接受质询，回答教授学生提出的问题。搜集各方意见后，遴选委员会投票决定最后人选，对素质的考量是始终放在第一位的。最后才到相关ZF部门备案，由ZF任命。</p><p>虽然由ZF任命，但这样产生的校长不是行政官员，更不是ZF官员手下的附属物。ZF任命了之后，即使对他的工作有不同看法或意见，也不能随便干涉。因为最基本的规矩是，新校长一旦当选，他的职权就由大学的宪章界定着，而宪章的规定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外面的官员或工商界无权干涉，宪章修改要经过非常严格的法定程序。若校长犯了重大错误要辞职，大多是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而不是在ZF的命令之下。</p><p>这一点和我国香港行政特区的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有相似之处，特首完全由香港居民选举，实行“港人治港”，然后报请中央人民ZF批准任命。一般情况下，中央ZF不干涉特首的工作，更不会把香港特首和澳门特首调换。</p>在美国，大学校长的任命是总统都不能干涉的事情，是需要通过选举，甚至要象美国总统大选一样进行辩论的。而我们组织部门的的一纸调令，就将各个著名大学的校长大面积的调动，这或许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遗憾。<p></p>外控型的管理体制直接造成校长素质下降<p></p><p>事实上，我国实行的外控型的管理体制直接造成校长素质下降。简单说，每个人只对决定自己命运的人负责。所以，我们的官员才会“不唯下，只唯上”。校长由组织部门任命，所以校长们当然只对组织部门负责了。</p><p>我国大学的校长仍由教育部或由组织部门任命，而以目前的社会政治水平，很难做到唯才是举。校长的产生不是由教师选举，那么他会向谁负责呢？落后的体制导致他只注意组织部门对他的评价，而无须在意广大师生对他的接受程度。有人说，一群资深教授想说服校长打消一个愚蠢的念头费尽口舌也是枉然，而一个外行官员想否决校长的一个可行方案可能只要瞪一下眼睛就行了。这确实就是最具体也是最形象的例子。</p><p>防止校长官僚化，由教授来管理学校，才会杜绝目前这种尴尬局面。否则，大学校长不得不“不务正业”，纠缠于送往迎来，工作价值湮没在应酬之中。因为官僚体制的规则，无休止的评比、验收、检查、视察用去了校长们的大部分工作时间。有位校长曾扳着手指计算，一年中，他有200多天参加各级各种会议，另有50多天接待各种检查组和视察指导……</p><p>新东方的老俞在为北大2008级新生演讲时说：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是呀，我们现在的学生还能经常看到我们的校长吗？是呀，除了尊重之外，大学校长应该实实在在地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学生身上，要和学生打成一片。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师生拥戴的校长，也要因为年龄原因退休了……</p><p>我非常尊敬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和周其仁教授，他们如论多么忙，始终把为学生上好课作为他们的第一要务。林毅夫教授赴世行任职前的最后一刻就是为北大的学子讲授最后一课。我认为，他们才是中国最适合担任大学校长的人选，因为他们早已超越这种无形的管理体制，而这种超越正是建立在一种责任、自信和使命感之上。</p><p></p><p>所以，我建议：</p><p>一、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让校长脱离“官本位”。大学校长的任期相对稳定，以便专注于学术建设。</p><p>二、取消组织部门对大学校长的直接任命权，改由在校学生和教师共同选举，最后报请组织部门任命。</p><p>三、若非特别人才或特殊情况，大学校长原则上不做大面积的调换，只安排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轮岗。</p><p>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85d2cc0100b6hv.html?tj=1</p><br>sfh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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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文章 2008-11-12 16:4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