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有群体就会有产权的界定，有群体必然需要法律吗？

首先似乎应该明确一下产权的概念。产权=所有权？尽管不同的法系对此定义不同，但好像都不承认产权=所有权。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不存在产权残缺，只存在所有权残缺。

如果承认产权不等于所有权，那么例子就太多了。公共走廊上放置的物品 私人开荒 合法合约规定的双方的权益 等等，难道不是界定产权吗？

谢谢各位，我是在所有权意义上讨论产权的界定效力。我觉得，现代社会已经没有无主的财产，很多“私人界定”其实是一种隐性契约，这种契约可以是自我实施的，但是肯定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除非法律事先有规定。我是在法律意义上，在最基础的意义上讨论产权假定的有效性。我认为，法律不是一个隐性契约，不是一个私人契约（除非你把全体公民看成私人）。

还是希望大家举一个例子。

法律的修改当然可以认为反映了众多私人的意志，但是一经修改就是“公意”了。

这个问题我想暂时说不太清楚，如果没有很多具体的例子的话，还是继续讨论张五常的《蜜蜂的寓言》罢。

一笔资金的筹集与运用都是有成本的，看一项产品的成本不能仅仅局限于建设成本F或制造成本，而应看总成本，相对来说，政府在这方面花费的成本较私人高，所以如果私人能私人提供，尽量私人提供为好。

公共物品定义是判定物品是否为公共物品的衡量标准，但不是该物品是否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判断依据。公共物品和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的区分是显然的。传统理论认为，在公共物品配置上市场机制是低效率的，往往由公共部门提供物品。但是，慈善机构的捐助、政党的竞选基金也可以由私人提供。Bergstorm, Blume and Varian（1986）对公共物品的私人供应问题进行过研究。严格意义上讲，公共物品未必都由公共部门提供，而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也未必是公共物品。

由公共部门提供的物品需要满足：（1）从效率的角度看，通过价格机制控制物品的使用是不理想的。收费的效果取决于需求的条件和能够向新增加者提供物品的条件。如果需求高度无弹性，那么定价对于物品的使用几乎没有影响，即使对使用者不收费，也不存在效率损失问题。（2）在物品的非竞争性方面，“如果一个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会减少任何其他人消费”，更一般情况是，在对该物品的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某人消费的增加并不会使得其他人消费等量减少。（3）政府设定的特殊目标,如收入分配公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4-12-13 5:04:03编辑过]

《蜜蜂的寓言》大意是：看上去由于蜜蜂对果树有正外部性，果树对蜜蜂也有正外部性，但是市场失灵并没有出现。实际上，养蜂人和果园主之间有非常严密、细致、完善的市场契约来解决定价问题。简单地说，在果树需要授粉时期，果园主按照某种市场价格给予养蜂人支付；在果树无需授粉而蜜蜂需要采花时，反过来养蜂人给予果园主支付。一句话概括，市场契约可以有效地内部化外部性。

欢迎大家跟贴！

我们学校的jstor上不了jle,郁闷。。。

where goes the storyteller?

pls keep on, my dear board manager!

这个主意不错哦~！

可以激励大家一起读下去！

我喜欢！

呵呵！

本项目重新启动。

就五常的蜜蜂寓言，再贴两篇补充材料：

1、鉴于我们将要告别外部性问题，这篇发表在《经济学家》杂志上的通俗文章值得借以温故。Of Bees and Lighthouses(Economist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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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键盘的寓言

利博维茨、马戈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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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对pdf文档使用了acrobat 7.0的reduce file size功能，如果低版本用户查看文档时在清晰度方面有问题，请及时告知。另，acrobat 7.0在功能上又有极大改进，而且运行速度比6.0快许多，极力向大家推荐。）

关于《蜜蜂的寓言》，补充说明一下。张五常坚信不存在“外部性”这个问题，与他对于外部性的定义有关，他认为：理想情况下，私人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的总边际收益。以工厂污染为例，这是指工厂的边际生产成本（私人成本）等于工厂本身的产品边际收入减除工厂污染的边际损害，再加上工人在边际上节省的交通费用，等等。

在“蜜蜂”中，由于养蜂人在淡季对果园主支付的成本可以从旺季的收益中扣除，因此养蜂人或者果园主的边际私人收益、边际成本总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契约等于边际社会总收益，所以不存在外部性，“市场失灵”是一个神话。

下面，欢迎大家跟进讨论“键盘”，一刹春是否可以找到戴维的“键盘的故事”？

积极响应nie，抛砖引玉：

戴维说早期QWERTY键盘的生存不是因为其先进，而是因为网络的外部性，从而导致路径依赖，但立维波森等人通过翔实的证据说明，戴维的论证缺乏事实支持。从历史资料看，QWERTY胜出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必然因素，那就是其在某些方面有优势，比如打字效率等。

这里引出两个问题：

1、历史的研究受制于史料以及研究者对史料的主观判断；

2、路径依赖并不是来自某种偶发因素的冲击，而是内在的参与人的理性决策后果。

所以，诺思在解释路径依赖的事后，更多的涉及其效率定义，即适应性效率。这意味着尽管某些制度事后看是低效率的，但在当时很可能是具有适应性效率的。对适应性效率的理解的核心就在交易成本。[/Point]

第四章参考文献所列的戴维的两篇文章我只有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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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题的讨论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总是有一种忧虑：技术、方法抑或直觉之争？如果是技术问题，那么我们将无从判别，除非文章的当事人公开论争；如果是方法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在每篇文章读后都有所斩获？如果是直觉之争，那么我们就怕基于信仰的不同而彼此难以说服。——对本主题讨论的一个感悟。

就事论事吧。Liebowitz-Margolis（1990）的文章从试图说明，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市场竞争，都表明QWERTY键盘的对Dvorak键盘的胜利是自然的、客观的，不是什么外部性和路径依赖的后果。

1、我们恐怕无法做出技术的判别，当然，从该文来看，QWERTY在技术上是有优势的。

2、方法论上，我觉得作者的批评有一定价值，即David故事的模型过于简陋，忽视了很多复杂的制度性约束，比如调整成本，营销策略，信息结构，市场竞争（最重要）等。David把这些约束条件看成完全的不可调整或者完全相同，或者说把它们干脆都当成解释变量，事实上这些可以是内生变量。

3、直觉上，应该相信市场总是理性的过程，无论奥地利学派意义上还是新古典意义上。

倾听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