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人类行为学的认识论问题

2. 人类行为学的形式和先验特征

当代哲学的一个流行趋势是拒绝任何先验知识的存在。据说，所有人类知识都得自经验。这种态度易于被理解为对神学的放纵和虚假历史和自然哲学的过度反抗。形而上学者基于凭借直觉来发现道德规则、历史演变的意图、灵魂和物质的性质以及支配物理、化学和生理学事件的定律。他们的反复无常的思考表现出对讲究实际的知识不屑一顾。他们深信，不参照经验，理性就可以解释一切事情，回答一切问题。

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归功于观察和试验方法。毫无疑问，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正确的，只要它们仅仅描述自然科学的程序。不过，同样肯定的是，当他们试图拒绝任何类型的先验知识，并把逻辑、数学和人类行为学当作经验和实验学科或区区套套逻辑时，他们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人类行为学，哲学家的错误归于他们对经济学的完全无知，[1]并常常归于他们令人吃惊地缺乏应有的历史知识。在哲学家看来，哲学研究是一项庄严和高尚的事业，决不能被贬低到其他唯利是图的职业的水平。哲学教授不愿意承认，他的收入得自哲学研究；想到他像工匠和农夫一样挣取收入，他就觉得是一种侮辱。金钱的事情是卑鄙的，探究显赫的真理和绝对不灭价值的哲学家不应该让自己的心灵因为注意经济学而受到污染。

是否有先验的思想——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先于任何事实的概念或经验的有智慧思维条件——的问题，决不能与人类如何获得了特有的智力这一智力起源问题混为一谈。人是从不具有这种能力的非人类祖先进化过来的。这些祖先被赋予了某种潜力，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这种潜力使他们转变成了理性的生命。这一转变是在不断变化的宇宙环境影响下逐步完成的。因此，经验主义者得出结论说，推理的基本原理是经验的结果，并代表着人对他的环境条件的适应。

顺着这个思路下去，这个思想导致的另一个结论是，在我们的前人类祖先（prehuman ancestors）与智人（homo sapiens）之间有不同的中间阶段。在这些阶段，我们的祖先没有人的理性，有的只是推理的某种粗糙成分。他们尚且没有合逻辑的心灵，有的只是前逻辑（prelogical）（或相当不完美地合逻辑的）心灵。他们的不连贯和在逻辑上欠缺的功能逐步从前逻辑状态演变到了合逻辑的状态。理性、智力和逻辑是历史现象。就像有科技史那样，有逻辑史。人类的逻辑是位于前人类无逻辑与超人逻辑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理性和智力是人类生存斗争的最有效工具，是被嵌入连续的动物学事件流中的东西。它们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不变的。它们是暂时的。

此外，毫无疑问，每一个人重复自己的个人演变，不仅重复从一个简单的细胞到一个高度复杂的哺乳动物有机体的生理学转变，而且还重复从一个纯粹植物和动物存在向一个有理性的心灵的精神转变。这一转变不是在胚胎出生之前完成的，而是后来在婴儿一步一步认识到人类意识的时候完成的。因此，每个人都从幼年时期的漆黑一团开始，经历心灵的逻辑结构的各个阶段。

然后是动物的情形。我们充分意识到从动物大脑和神经的被动反应过程到我们的理性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与此同时，我们猜想动物身上有一些力量在绝望地朝着理解的方向上挣扎。它们就像渴望冲破永久黑暗牢笼的囚犯和不可逃避的自动力。我们感觉到它们，因为我们自己也处于类似情形：徒然地急于突破我们的智力工具的限制，徒劳地追求不可实现的完美认识。

不过，先验性问题是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问题。它并不研究意识和理性如何产生的问题。它涉及的是人类心灵的逻辑结构的最基本和必然的特征。

基本逻辑关系是不服从证明或反驳的。要想证明它们就必须预先假定它们成立，而且不可能向一个没有它们的人解释它们。按照下定义的规则给它们下定义也必定是徒劳的。它们是先于任何名义或真实的定义之前的最基本命题。它们是最终不可分析的范畴。人的心灵完全没有能力想象不同于它们的逻辑范畴。无论它们对于超人来说是什么，对于人来说，它们是不可逃避和绝对必然的。它们是感知、统觉和经验的绝对必要前提。

它们也是记忆的绝对必要前提。自然科学的一个趋势是把记忆当作一个更为一般的现象的特例来描述。每一种生物都保存早先刺激的效应，而且无机物的现在状态也是由经受的全部影响塑造的。宇宙的现在状态是它的过去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在松散的意义上说，我们的地球的地质结构也保存了全部早期宇宙变化的记忆，而且人的身体是他的祖先和他自己的命运和兴衰的沉淀。但是，记忆完全不同于宇宙进化的结构统一性和连续性的事实。它是一种意识现象，同样以合乎逻辑的演绎（logical a priori）为条件的。令心理学家感到迷惑的一个事实是，人并不记得胎儿和乳儿时期的任何事情。弗洛伊德试图用不受欢迎的记忆的压抑来解释这段记忆的缺失。事实是，无意识状态没有什么可记忆的。动物的自动行为，对生理刺激的无意识反应，对于胎儿、乳儿和成年人来说，都不是记忆的材料。只有有意识状态可以被记得。

人的心灵不是一张白纸，任由外部事件在上面写下它们自己的历史。它装备了一套理解现实的工具。在从阿米巴到他的现在状态的演变过程中，人获得了这些工具，即他的心灵的逻辑结构。不过，这些工具逻辑上先于任何经验。

人不仅是一个动物，完全服从决定他的生活环境的刺激。他还是一个主动有所为的人。行为的范畴逻辑上先于任何具体行为。

人没有能力创造性地想象不同于基本逻辑关系、因果原理和目的论的范畴。这个事实可以称作方法论上的先验论（methodological apriorism）。

每个人都在日常行为中一次次见证思想和行为范畴的永恒性和普遍性。他与伙伴交谈；他想告知并使他们相信某些事情；他提问题并回答别人的问题。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仅仅因为他可以诉诸所有的人都有的东西，即人类理性的逻辑结构。比如，对于人的心灵来说，难以想象和荒谬的是，A同时又不是A，宁愿A而不愿B同时又宁愿B而不愿A。我们无法理解任何类型的前逻辑或元逻辑（metalogical）思维。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因果和目的的世界。

无所谓在人类智力所及的领域之外是否有在范畴上不同于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某种东西。人的心灵不受来自这些领域的知识感染。不必问事物自身是否不同于它们在我们面前的表现；是否存在我们无法猜测的世界和我们无法理解的思想。这些问题超出了人类认识的范围。人类知识受人类心灵结构限制。如果认识对象是人的行为，那么，它就只能意味着行为的范畴。这些范畴适合人的心灵，是人的心灵在正在形成和变化的外部世界的投射。人类行为学定理仅仅涉及这些行为范畴，并且仅仅在它们发挥作用的范围内有效。它们并不伪称要传递关于从未梦见和不可想象的世界和关系的信息。

因此，人类行为学在双重意义上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科学：其一，它宣称它的定理，在基本假设界定的范围内，对于所有的人类行为普遍有效；其二，它仅仅研究人类行为，并且不渴求知道有关非人类——次人类或超人——行为的事情。

原始人的所谓逻辑上的异质性

一个普遍的谬误是相信Lucien Lévy-Bruhl的著作支持了如下学说：原始人的心灵的逻辑结构在范畴上不同于文明人。相反，通过对可供利用的全部人种学资料的仔细研究，关于原始人的智力功能，Lévy-Bruhl的报告恰恰清楚证明了基本逻辑关系、思想范畴和行为在原始人的智力活动中发挥的作用与其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发挥的作用相同。原始人的思想内容不同于我们的思想内容，但两者的形式和逻辑结构是相同的。

的确，Lévy-Bruhl本人坚持认为，原始人的智力从根本上说是“神秘和前逻辑的”；原始人的集体表征受“参与律（law of participation）”支配，从而漠视矛盾律（law of contradiction）。然而，Lévy-Bruhl关于前逻辑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区别是指思维的内容，而不是指思维的形式和范畴结构。他宣称，在我们这样的人们中间，受“参与律”支配的观念以及观念之间的关系，或多或少独立地，或多或少减弱了，但根深蒂固地，与服从推理律（law of reasoning）的观念并存。“前逻辑和神秘思想是与逻辑思想并存的”。[2]

Lévy-Bruhl把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归入前逻辑心灵世界。[3]现在，人们可以并已经对基督教教条及其神学解释提出了很多异议。但是，从来没有人敢说，基督教创始人和哲学家——比如St. Augustine和St. Thomas——的心灵的逻辑结构与当代人不同。一个相信奇迹的人与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之间的争论，涉及的是思想的内容，而不是其逻辑形式。一个试图证明奇迹出现的可能性及其真实性的人兴许是错误的。但是，正如休谟和穆勒的光辉著作所表明的那样，从逻辑上说，要揭露其错误，并不比揭露哲学谬误或经济学谬误轻松。

据探险家和传教士报告，在非洲和波利尼西亚(中太平洋的岛群)，原始人仍然停留在对事物的最早期认识，只要能以任何方式避免，就不进行推理。[4]欧洲和美国的教育家有时报告说他们的学生也有这情况。关于尼日尔的莫西人，Lévy-Bruhl引用了一个传教士的观察：“与他们的交谈仅仅涉及女人、食物和（雨季的）作物收成。”[5]除了这些，很多当代人和牛顿、康德和Lévy-Bruhl的邻居们还喜欢别的什么话题呢？

从Lévy-Bruhl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原始人的心灵，与我们自己一样，渴望知道事情的原因，只不过探寻的方向与我们不同。”[6]

一个急于获得好收成的农民兴许——按照他的观念的内容——选择各种各样的方法。兴许，他做某种神秘仪式；兴许，他从事某种朝圣；兴许，他向他的守护神的肖像献上蜡烛；兴许，他用更多和更好的肥料。但是，无论他做什么，都是行为，即用手段达到目的。魔法是较宽泛意义上的一类技术。驱邪所用的咒语也是深思熟虑的有目的行为，只不过依据的世界观被当代人当作迷信，并进而当作不适当的观点加以指责。但是，行为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指导行为的理论和技术一定是正确的，也不意味着行为一定达到瞄准的目的。它仅仅意味着，采取行为人相信应用的手段将会产生希望的结果。

人种学或历史学没有提供与如下断言矛盾的事实：所有种族、年龄和国家的所有的人的心灵都有相同的逻辑结构。[7]

[1] Hardly any philosopher had a more universal familiarity withvarious branches of contemporary knowledge than Bergson. Yet a casual remark inhis last great book clearly proves that Bergson was completely ignorant of thefundamental theorem of the modern theory of value and exchange. Speaking ofexchange he remarks "l'on ne peut le pratiquer sans s'être demandé si lesdeux objets échangés sont bien de même valeur, c'est-à-dire échangeables contreun même troisième." (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Paris, 1932], p. 68.)

[2] Lévy-Bruhl, How Natives Think, trans. by L. A. Clare(New York, 1932), p. 386.

[3] Ibid., p. 377.

[4] Lévy-Bruhl, Primitive Mentality,trans. by L. A. Clare (New York, 1923), pp. 27-29.

[5] Ibid., p. 27.

[6] Ibid., p. 437.

[7] Cf. the brilliant statements of ErnstCassirer,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Berlin, 1925), II, 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