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受利益支配的世界的前景与基督教新教伦理

P116-118把本书所述将赚钱职业视为一种高深职业的论述，与韦伯的基督教新教伦理命题以及相关争论作一比较

本书认为，欢迎并推动17、18世纪工商业扩张的既不是一些社会边缘群体，也不是反叛性的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当时“权力结构”和“既定秩序”中心的流行意见，来自君主、尤其是其幕僚和其他相关社会名流所要解决的问题。自中世纪末以后，特别是由于17、18世纪战争和内战日益频繁，人们要寻求一种与宗教戒律相当的行为规范，一种新的行为和决策规则，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服从必要的纪律与约束。人们出于这种考虑对工商业的扩张寄予厚望。

韦伯及其追随者，还有他的绝大多数批评者，首先关心的是使某些人类群体以理性方式一心追求资本积累的心理学过程。我所讲述的故事把一些人是出于被迫视为当然，转而强调（117）妋今天所谓的知识、管理和行政精英对这一现象的反应。这种反应受到喜爱，并不是因为赚钱本身受到嘉许，而是由于人们认为它有个最为有益的连带作用：它使从事这种活动的人“不再产生祸害”，更确切地说，它的优点是对君主的胡作非为、专横统治和危险的对外政策施加了限制。韦伯宣称，资本主义的行为和活动是绝望地寻求个人救赎的间接（最初无意识的）结果。我则认为，资本主义形态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一种同样绝望地寻求避免社会崩溃的办法，由于内部和外部秩序的不稳定性，这种危险在当时一直存在。（可以设想一下邓看到这一段会怎么想。发展才是硬道理，一度也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在短缺经济时代；但到了过剩经济时代，尤其是胡温时代，仅有发展就不够了，必须有“科学发展”才行。这正是中国从反对“以人为本”到主动提出“以人为本”的转折的背景）显然，这两种主张可以同时成立：一个与具有宗教情怀的新精英阶层的动机有关，一个与不同的守门人的动机有关。然而韦伯的观点魅力如此之大，使后一种观点完全被人忽视了。

在韦伯的观点和追溯的思潮之间，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差别。韦伯认为，加尔文的得救预定说在他的追随者中间既未导致宿命论，也未导致对尘世享乐的狂热追求，而是——令人不解和违反直觉地——导致了受意图和禁欲引导的有序活动。这一观点不仅是个伟大的悖论，而且点出了人类行为（或在这个事例中，思想）著名的意外结果之一。自纵横、曼德维尔和斯密以来，发现这种结果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家的独特领域和最大抱负。根据我在这里讲述的故事，现在我认为，相互对立的发现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有价值的。一方面，人类行为和社会决策无疑有可能产生完全出乎最初意料的后果。但是另一方面，采取这些行为和决策，是因为人们极为热切地期望（118）它们能产生某些结果，而这种结果后来完全没有实现。后一种现象既是前者的结构性对应物，也可能是它的原因之一；与某种社会决策在实施时联系在一起的充满幻想的期望，有助于使它们在未来产生视野之外的真正后果。

这里包含着那种现象之所以有意义的原因之一：对巨大的收益的期望，即使它没有实现，显然有助于实现某些社会决策的实施。因此，探索和揭示这种期望，可以使社会变革变得更加易于理解。

饶有趣味的是，较之出人意料但完全实现的社会决策后果，更需要去发现有预期但未实现的后果：前者至少摆在那里，而有预期但未实现后果只能从社会行动者在往往短暂易的某一时刻所表达的期望中发现。此外，一旦这些期待的结果未能发生，无法变为现实，它们最初所依靠的事实不仅很可能被人遗忘，而且会被主动掩盖。这不仅是当初的行动者维护自尊的问题，而且对于后来想确保新制度正当性的掌权者来说，这件事也至关重要：假如人们既知道实行一种社会制度是因为对它能解决某些问题抱有坚定的期待，又知道它显然会令人大失所望，那么这种社会制度如何能比这种双重意识生存得更久？

三、当代评论
P118-122（全文摘录并作评论）

本书所讨论的观点被从集体意识中抹掉的程度，可以通过回顾当代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批评加以评估。其中一种最动听、（119）最有影响的批评，强调了资本主义的压抑和导致异化的特点，它阻碍着“人类个性的充分发展”。从本书提供的有利观点来看，这种指责似乎有失公允，因为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期望和设想，就是它会抑制人类的某些欲望和恶习，塑造一种不那么复杂和不可预测、更加“单向度的”人格。（这里用的“似乎”有失公允，表明并不是作者的观点，译者在这一点上显然搞错了）。这种今天让人感到陌生的立场，来自于对一个历史时期显而易见的现实危险的极度苦闷，来自于对人类各种欲望（在当时看来似乎唯一的例外是“无害”的贪婪）释放出的破坏性力量的忧虑。总之，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应该实现的，正是不久之后便被当作资本主义最恶劣的特征予以谴责的事情。（显然，连作者都没有理解：封建社会的“个性”即贵族或国王的个性，当然需要抑制。对此马克思或马尔库塞并没有什么意见。但他们反对的压抑个性，是指压抑普通人或斯密所谓“芸芸众生”的个性，因为资本家的个性并没有遭到压抑。用“人类”来统称封建贵族、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是一种方便的做法，但也是一种混淆是非的做法）。

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欧洲处于相对和平安宁和商业观念盛行的时期，资本主义得意洋洋，“欲望”似乎确实受到了抑制，甚至可能已被灭绝，世界突然显得空虚、琐屑和令人大类，这为浪漫主义的批判提供了舞台，它认为与过去的时代相比，这是个令人不可思议的贫乏社会——这个新世界似乎缺少崇高、庄严和神秘，最重要的是它缺少激情。（这里又不翻译成“欲望”了）。这种怀旧式批判的大量遗迹，可以从后来的社会思想中看到，先是傅立叶对欲望诱惑的颂扬和马克思的异化论，然后有弗洛伊德的作为进步之代价的性欲压抑观，最后是韦伯的“除魅”（神秘世界观的逐渐解体）。所有这些对资本主义或隐或显的批评几乎都没有认识到一点：（120）在前一时代的人看来，充满各种欲望的“全面的人类个性”，是一种需要尽量加以消除的威胁。（但那是指贵族的个性！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不同时代“个性”的论述）

另一种相反的遗忘也显而易见：它致力于消除更早时期提出的相同观念，对这种观念过去与现实之间的遭遇只字不提，因为这种遭遇很少令人完全满意。插几句题外话吧，不妨这样说，桑塔亚那的“记不住过去的人注定要重复过去”这句格言，很可能更适用于观念的历史而不是事件的历史。众所周知，历史事件从来不会重复发生，可是如果早先的思想事件被人遗忘，两个不同且可能相距遥远的时间点上大体相似的环境，很可能在思想史上产生出同样的反响和同样不利的作用。其原因当然是，思想抽离出一些环境因素，它们不起本质性的作用，但构成了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情境的独特性。

把桑塔亚那的格言应用于观念史时令人悲哀的准确性，可以用当代最高水平的社会思想加以说明。在这里讲述的故事之后，看到凯恩斯在他特有的为资本主义的低调辩护中，诉诸约翰逊博士和18世纪的其他人使用过的相同观点，未免令人痛心：“存在着赚钱和私人致富的机会，可以把人类危险的恶习引入相对无害的渠道，假如它们没有以这种方式得到满足，它们便可能从残忍、不顾一切追求个人权力和权威以及其他形式的自我膨胀中找到发泄口。一个人对自己的银行账单实行专制，要好过对他的同胞实行专制；虽然前者往往被指责为仅仅是后者的工具，但它有时至少是另一（121）种选择。”

这正是那种陈旧的思想，它把赚钱视为人们精力的“无害”排遣与发泄，是一种能够把人们从权力争夺转向基本上无害的积累财富的制度，尽管它多少有些可笑和令人生厌。（这都是对于贵族来说的，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则是异化劳动，是对于劳动群众来说的）

以资本主义有益的政治后果为理据给它提供强大辩护的另一个大人物是熊彼特，尽管是一种间接的辩护。熊彼特在他的帝国主义理论中认为，一般说来，领土野心、殖民扩张的欲望和好战精神并不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结果。倒不如说它们产生于残存的前资本主义精神，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精神在欧洲主要国家的统治集团中根深蒂固。（资产阶级继承封建贵族的剥削思想，那还不是顺风顺水？毕竟都是剥削阶级）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本身不可能导致征服和战争：它的精神是理性与计算，因此它厌恶采取包含在战争和其他英雄主义荒唐举动中的冒险行为。熊彼特这种观点与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相对立，但有意思的是，较之前面回顾的亚当•弗格森和托克维尔的观点，他对自己所研究的问题的症结并没有更清楚的认识。进一步追溯历史的话，雷兹枢机主教认为在受利益驱动成为行为规则的情况下，欲望并没有被排除（122）在外，（实际上，消费社会之前，资本家的纵欲就没有被排除，特别是在这种纵欲并不妨碍利润获取的时候），与凯恩斯和熊彼特相比，这似乎是此类论证中更有价值的部分。

我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和维护者都能通过了解这里所叙述的思想史事件来改进他们的论证。这很可能是人们可以让历史（具体而言是思想史）提供的唯一帮助：不是解决分歧，而是提升论证的水平。（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首先为“资本主义”下个定义。只有按定义思考，才能避免那些愚蠢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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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我的评论与作者和译者的观点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