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般利益”和驯化欲望的“利益”（待续）

一旦制定出用欲望对抗欲望的策略，……为使它变得“可操作”，那么至少应当大体知道，通常要让哪些欲望扮演驯化的角色，哪些欲望确实是需要驯化的“野蛮”欲望。

P27-28（霍布斯契约论）契约之产生，仅仅是因为“人类的欲求和其他欲望”，例如对财富、荣誉和权力的进攻性追求，可以由另一些“引导人们向往和平的欲望”加以克服，后者包括“对死亡的恐惧，对舒适生（28）活必需品的渴望，以及通过自身勤奋获得它们的期望”。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社会契约学说是制衡欲望策略的一个分支。为了建立一个国家，它的体制能够使充满欲望的人所引起的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霍布斯只需要借助这种策略一次。心系此一任务，他只要在特定基础上界定起驯化作用的欲望和需要驯化的欲望就够了。但是霍布斯的许多同代人，虽然像他一样关心人类和社会的困境，却不接受他的激进方案，他们进一步认为，制衡策略需要建立在具有连续性的日常基础上。为此目的，显然需要一种更一般的、持久的角色分配方案。这种方案实际上已经出现了，采取的形式是用人们的利益去对抗他们的欲望，并将以下两种情况加以对比：人们受利益引导时出现的有益结果，和人们放松对欲望的管事所导致的灾难状态。
{28-29（interest与interests）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最终形成的核心含义，是指经济上的好处，不仅在日常用语中，而且在社会科学术语——例如“阶级利益”和“利益集团”——中都是如此。但是，经济含义成为主导含义在该词的历史上是很晚近的事。当“interest”一词在16世纪的西欧以“关心”、“渴望”和“好处”这类意思开始流行时，它的含义并不限于指人们物质方面的利益，而是涵盖了人类所向往的全部事情，但也表示其中包含着对追求它们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计算的（29）因素。事实上，对“interest”这一概念的严肃思考，最早出现在与个人及其物质福利完全不同的语境之中。前面已经指出，对改进治国术品质的关注如何引起了在分析人类行为方面更为现实主义的追求。这一关注也导致了对“interest”的最初界定和细致研究。

P29由马基雅维里开启的思想传统，后来发展成了用欲望对抗欲望的思想，现在他再一次站在了我们将要考查的思想之流的源头。我们将会看到，（国家利益与个人或团体利益）这两股思潮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但最后它们汇合在一起，并且产生了一些显著的结果。
P30罗昂公爵《论君主的利益与基督教国家》：君主主宰臣民，利益主宰君主。

P31（巴特勒主教：合理的自爱）“特殊的欲望有悖于谨慎和合理的自爱，后者的目的是我们的世俗利益，一如它有悖于美德和信仰的原则；……这些特殊的欲望会诱发不利于我们世俗利益的鲁莽行为，一如它会诱发恶行。”

P31-32利益的概念虽然在它原来的领域（君主或国家）一（32）筹莫展，被用于国家中的团体或个人时却大放异彩。在这里，追逐私利与理性精神的结合这种在治国术讨论中阐发的利益驱动行为之典范表现，成了一个特别有用并有前景的范畴。

五、“一般利益”和驯化“欲望”的利益（续）


P32-35从统治者的利益转换为被统治者不同团体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方式略有不同。

P32-33（英国的方式）罗昂公爵的《论君主的利益与基督教国家》被译为英文后，该书第一段的警句[国王会犯错，他的阁僚会腐败，但是]“只有利益绝不会犯错”便是17世纪在英格兰广为流传的“利益不会撒谎”这句格言的来源。

P33（在英国内战中），对“英格兰利益”的讨论，不再与西班牙或法国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国内斗争中的主角联系在一起。与此类似，王政复辟之后围绕宗教宽容的讨论，在谈到英格兰的利益时，是与长老会教徒、天主教徒、贵格会教徒以及其他教徒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看不到到了17世纪末，由于政治稳定得到重建，宗教宽容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对团体和个人利益的讨论日益与经济愿望联系在一起。到了18世纪初，我们注意到沙夫茨伯里将利益界定为“对各种便利的欲望，我们的好生活便是靠它们来提供和维持”，并且他把“拥有财富”称为“特别令人关心的欲望”。休谟同样将“对利益的欲望”或“有利益动机的欲望”用作“贪图获取好处和财富”或“贪图收益”的同义语。利益一词的这种演化，可能受益于“公共利益”含义趋同的变化；“充裕”日益成为这种说法的重要成分。

P33-35（法国的方式）在法国，这个“伟大世纪”的政治条件很难说有利于系统思考私人或团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34）（在17世纪，利益这个词的）含义也因某种过程而收窄，变成了对物质和经济好处的追求，这是英国史和法国史趋同的起点。对拉罗什富科的《箴言录》的普通读者而已，“利益”一词已经开始有了经济上的好处这种更为狭隘的含义。

大约与此同时，黎塞留有秘书和辩护者让•德•西隆在一本书中也遗憾地提到利益一词这种含义的演化。他强调利益在维持生命和社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列举了不同的利益——“道德的利益、荣誉的利益、健康的利益、财富的利益和（35）其他一些利益”，然后将附着于“利益人”这种说法中令人不快的含义归因于这样的事实：“我不明白为何利益一词总是只跟财产或财富的利益挂钩。”

P35-36这种变化事实上该如何解释呢？这大概是由于利益与借钱之间的古老联系所致。（interest含有“利息”的意思）利益的这一含义要比这里所讨论的含义早数百年。这有一种可能是，暗含于利益概念中的理性计算同经济活动的性质有着特殊的亲和性，这可以解释经济活动为何最终垄断了利益概念的内涵。回到 17世纪的法国，人们也可以推测，当时权力过于集中，而且看来相当稳固，经济利益就成了普通人全部愿望的唯一内容，人的大起大落都可由此得到体现。
当亚当•斯密讨论他视为人类行为压倒一切的动机，即“改善我们的生活状况的欲望”时，将上述后一种观点宣布为一般前提：“增加财富是大多数人希望借以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这是最普通、最明显的手段……”一旦经济增长开始让越来越多的人“增加财富”变得真正可能，（36）利益一词的狭义化就无需其他解释了。

五、“一般利益”和驯化“欲望”的利益（续完）

P36-37（本节小结：“利益”的两种不同含义）现在有一点很清楚了，当人们的利益与他们的欲望相对立时，这种对立会有十分不同的含义，它完全取决于是广义还是狭义地理解利益。“利益不会撒谎”这一类格言，最初是一种劝告，让人们以有序理性的方式追求自己的一切愿望。它主张给人类行为注入精明的和效率计算的因素，无论这种行为是以何种欲望作为基本动机。但是，由于前面提到的“利益”一词的主义变化，利益和欲望的对立可能表示或传达的另一种思想，从传统的价值观来看它可能更加令人吃惊：一些欲望，如过去人所熟知的贪心、贪财或贪婪，可以被用来有效对抗和约束另一些同类的欲望，如野心、贪权或性欲。

这时，前述欲望相互制衡的思想传统便同利益学说结合在了一起。这两种学说皆源于马基雅维里，然后最终结果——把贪婪提升为享有特权的欲望，赋予它驯化其他野蛮欲望并为治（37）国术作出贡献的使命——却会让他感到震惊和愤怒。

P37一般而言，故事讲到目前为止，已揭示出人类思想（和通过语言赋予它的形式）所引起的意外结果，不亚于人类行为引起的意外结果。在17世纪出版的论述欲望的无数著作中，对贪婪的评价看不到任何变化，它被视为“恶欲之首”，或“七宗罪”（Deadly Sins）中最严重的一宗，这种观点直到中世纪末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然而，一旦赚钱被贴上“利益”的标签，披着这种伪装重新开始与其他欲望竞争，它却突然受到了称赞，甚至被赋予抵制另一些长期被人认为不必过于指责的欲望的使命。仅仅指出一个相对中性和平淡的新词可以用来消除或减少旧标签的污名，似乎不足以解释这种变化。我们的阐述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解释，“利益”一词实际上传递着一种正面的、救治时弊的含义，从而也赋予了“赚钱”这种含义，它来自于该词同另一种观念的结合，即以更开明的方式处理人类的事务，无论它是公共事务还是私人事务。

六、作为新范式的利益（待续）

P38就我所知，利益与相互对抗的观点，始见于前面提到的罗昂那本通篇讨论统治者和政治家的著作。在此后数十年间，讨论这种对立的一些英国和法国的作家，将它运用于人类的一般行为。

P38利益的观念一出现，就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时尚和范式。突然之间，人们用自利来解释人类的绝大部分行为，有时甚至到了喋喋不休的地步。拉罗什富科把欲望和人类的几乎所有美德都解释成自利，英国的霍布斯也做着类似的还原论工作。与这些发展相一致，最初的格言“利益不会撒谎”具有了规范性的涵义，人们应当仔细确定利益，然后参照另一些可以想到的、受其他动机驱使的行为过程去追求这种利益，然而到了17世纪末，它却变成了武断的谚语“利益主宰世界”。痴迷于将利益作为理解人类行为的钥匙这种态度延续到了18世纪，当时爱尔维修虽然赞美欲望，但是宣称：“就像物质世界受运动定律支配一样，道德领域受利益定律的支配。”

P38-39就像突然进入舞台中央的概念——例如阶级、精英、经济发展这些晚近的事例——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利益也成了一（39）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没有人费心去准确界定它的含义。也没有人去解释利益一词与柏拉图以来一直主宰着人类行为动机分析的两个范畴——一方是欲望，另一方是理性——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然而，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对立背景中，才能理解第三种范畴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出现。只要认为欲望具有破坏性，而理性是无效的，那么认为只能用欲望或理性来解释人类行为的观点，便只会意味着对人性过于沮丧的看法。因此，将利益置于人类动机的两个传统范畴之间，便给人带来了希望。实际上，利益被认为兼具两个范畴的好品质，它既提升了自爱的欲望，又为理性所容纳，理性为它提供方向，欲望为它提供力量。由此产生的这种人类行为的混合形式，被认为既摆脱了欲望的破坏性，也克服了理性的无效。无需奇怪，利益学说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真正的救世福音而被人接受的！

六、作为新范式的利益（续完）

P39（反对的观点）略

P40（怀疑的观点）批评者仅仅怀疑，理性而精明的“自爱”这个意义上的利益是不是欲望的对手。斯宾诺莎就持这种观点：“所有人确实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很少受健全的理性支配；在大多数情况下，嗜好是他们唯一的向导，他们在追求和判断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时被自己的欲望所裹挟，丝毫不顾及未来或其他任何事情。”

（也可能是）人们没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利益。哈利法克斯侯爵：“如果必须把人们设想为总是追求他们真正的利益，这意味着全能的上帝要重新造人；必须有新的黏土，旧材料还无法造出一种永不犯错的动物。”

P40-41法国红衣主教雷兹：“对于准确评价人们的意图来说，最正确的定理是考察他们的利益，这是他们的行为最常见的动机。但是真正精明的政治家不会完全排除从人类欲望中得出的推测，因为欲望会进入推动着国家大事的动机，有时是公开的，但几（41）乎总是无意识地发挥着影响。”

P41拉布吕耶明确辨识出一种“三方角力”的新情况：“对欲望来说，没有什么比击败理性更容易的事了：欲望的大胜是它占了利益的上风。”

P41（批评的观点）沙夫茨伯里：“你们已经听说过……‘利益主宰世界’这句流行语。（42）不过我认为，凡是悉心观察世事的人皆会发现，欲望、情绪、任性、热情、派别和其他数以千计与自利相对立的动机，都在这部机器的运转中发挥着可观的作用。”“我们每天都看到[合理的自爱]败下阵来，打败它的不仅有更狂暴的欲望，还有好奇、羞耻、模仿欲，不一而足，甚至还有懒惰；假如利益，作为这种自爱之目的的世俗利益遥遥无期的话，那就更是如此。如果放荡不羁之人断言自己完全受利益和自爱所左右，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了。”对于这两段话中的新要点，必须根据17到18世纪对欲望的态度发生的重大转变加以解释。欲望最初被视为全然是邪恶和破坏性的，正如一本法国教义书中的下面这段话所示：“法兰西王国并不是暴政之国，后者的君主的行为只受他的欲望支配。”但是，欲望在17世纪末时逐渐恢复了名誉，被当作生命的本质和潜在的创造性力量，这在18世纪表现得更为充分。在早期，认为人类行为完全受其利益引导的主张受到批评，其理由是仍然需要重视欲望的作用，这种批评假定世界是一个比这种主张所暗示的更为糟糕的地方。但是随着欲望在18世纪恢复了名誉，同样的批评可以意味着，一个欲望活跃且偶尔得势的世界，要胜过由利益单独发号施令的世界。沙夫茨伯里和巴特勒将欲望与情绪和好奇心这类无害的、甚至有益的情绪相提并论，就暗示着这种解释。到了启蒙运动时期，这种看法的来源是人们拒绝了17世纪那种对人和社会的悲剧性和悲观主义（43）的典型观点。这种新观点将欲望视为可以改进只受利益支配的世界，休谟对此有充分的阐述：“……国家的理由被认为是唯一影响君主阁僚的因素，但它并不总是占支配地位的动机；……感激、荣誉、友情、慷慨大度等更为温和的观点，经常能够制衡这些自私的考虑，无论对君主还是私人而言都是如此。”

七、受利益支配的世界之优点：可预见性和持久性（待续）

P44一个受利益支配的世界，使人们不仅摆脱了对“从未见过，也从不知其存在”的模范国家的奢望，而且能够领悟到它自有一些特殊的可贵之处。（如果利益能够改变欲望，那么其他类似的东西应该也能，在这种情况下，“从未见过，也从不知其存在”的模范国家岂不是就可以成为可能了？）

P44最一般的可贵之处是可预见性。马基雅维里曾表明，从人性不变的假定中，可以推导出一些十分可靠的政治主张。但……他说人皆“忘恩负义，饶舌，虚伪，伪善，怯懦和贪婪”。认为人类总是受利益引导的思想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接受，对这种思想即使有很轻微的厌恶，也可以在按此行事让世界变得更有可预见性的想法的安抚下而得到消除。“利益不会撒谎”的小册子便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你能领悟某人的任何具体活动到底利益何在，而那人又十分精明，你便可以确知如何与他打交道，亦即如何判断他的计划。”

P45小册子：“……对照百姓自身的利益去推测他们的行为——这是通晓人间事务的万全之策。”

P45斯图亚特：“如果每天都有奇迹发生，自然法则将不再成其为法则；如果人人皆大公无私，政治家将不知所措……”（其实，人人都大公无私的社会，人们的行为同样是可预见的）“如果人民都变得完全不顾私利，那将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统治。每个人都可能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国家的利益，许多人致力于增进国家利益，有可能合力把它毁掉。”（这仍然是以并非“每个人”都大公无私为条件的，否则连国家都不需要了，何来毁掉一说？）可见，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那么按“利益不会对撒谎或欺骗他”的定义，他会做得不错——这也正是这句格言的意义所在。另一方面，他追求自身利益对别人也有好处，因为他的行为过程将因此变得透明和可以预见，使他仿佛像个道德上的完人。（道德上的完人行为可以预见，还是行为可以预见的人就是道德上的完人？）由此一种相互得益的可能性便因利益的预期作用而出现了，这在政治学中要比它变成经济学的教条早得多。（古希腊城邦中人的政治行为就已经变得可以预见了，亚里士多德因此可以创见“政治学”。在这一意义上，近代的“经济学”恰恰也与人类的自我改造联系在一起）。

P45-46（反对的理由）巴特勒一般来说动脚利益学说，但他认为政府中的愚蠢无能之辈（46）“比聪明人更有优势，……因为谁也无法事先猜测或想象他们在任何将要发生的事务中可能采取什么行动，而聪明人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理性的筹划，所以对他们可能做什么不那么难以预见。”

P46对于所有各方都坚定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导致相互得益的可能性，更有分量的反对理由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国际政治中主要当事国的利益往往尖锐对立。一个大国的利益映射出它的主要对手的利益，……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认为，双方遵守按照理性追求利益的要求，服从某些游戏规则，消除“情绪化”行为，对它们仍然是有好处的。（美国对中国和朝鲜的看法）

P46-47如果把这种学说应用于国内政治，全赢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大一些。
不过，当把这种观点与个人经济活动联系在一起加以运用时，基于利益的人类行为的可预见性带来的好处得到了最充分的彰显。即使仅仅因为参与者数量众多，商业中的利益对立也不可能像两个邻国或国内几个敌对的政治或宗教团体造成的情况那样具有全面而明显的危险性。因此，个人根据他们的经济利益采取可预见的行动，其副产品不是不易维持的平衡，（47）而是一个由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强大网络。所以人们期望国内贸易的扩张将创造出更具凝聚力的的共同体，而国际贸易将有助于避免它们之间的战争。

P47全面考察一下17和18世纪有关商业和贸易的思想，而不是只看有关贸易平衡的讨论，谁都会得出以下结论：人们普遍期望从商业扩张中取得全赢的有益结果。许多这样的结果是政治的、社会的甚至道德的，而不是纯粹商业的。

七、受利益支配的世界之优点：可预见性和持久性（续完）


P47可预见性最的形式是持久性，受利益支配的世界受到欢迎，也许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它的这个特点。人们常常强调大多数情绪化行为的古怪无常的特点，并且将它视为最令人反感和最危险的特点之一。欲望是一只“潜水鸟”（霍布斯），它反复无常，容易筋疲力尽，又能突然恢复活力。

P47斯宾诺莎：“如果人们受到欲望的煽动，他们彼此之间在天性上都会变种彼此不同……如果一个人受到欲望的煽动，则此人也会表现得变化无常。”

（P48）17世纪主要的社会契约学说之一，即普芬道夫的学说，仍然以霍布斯的方式引用了一些认为人类有“贪欲和野心”的观点，但是他认为需要社会契约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反复无常，不堪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典型关系是一种‘不稳定的朋友’关系。”

P48洛克基本上接受了这种学说，他曾明确承认普芬道夫对自己的政治思想的影响。洛克构想出一种自然状态，即使它不像一些批评者所说“如田园诗一般”，至少显然不那么原始，它存在着私有财产、继承权和商业，甚至还有货币。但是，正是由于洛克的自然状态这种奇特的“先进性”，所以必须借助于能够确保其永久存在的契约来保护它。洛克式的契约意味着消除“[人们在自然状态中]面对的麻烦，即每个人都不讲规则、缺少确定性地行使他拥有的惩罚他人侵权行为的权力……”洛克还说过，“被统治者的自由”意味着“不必服从他人无常的、含糊的、未知的专断意志”。因此，一般的不确定性和人类特有的反复无常，成了需要消灭的大敌。洛克没有诉诸利益去管事不稳定状态，但是在他试图建立的国家同17世纪的利益支配世界这种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亲和性。因为当人们追求利益时，可以期待或假定他们是专心致志和有条不紊的，这与受到欲望驱动和蒙蔽的人的惯常行为完全相反。（洛克的理论前提并不是利益，而是社会规律或规则。并不是靠利益驯化欲望，而是靠规则驯化欲望。反过头来可以说，从罗马法特别是罗马私法，到一般的社会契约，确实是利益先行。但作者似乎缺乏这种世界历史视野）

P49广义上的利益与一种具体欲望（贪财）的对接。因为使这种欲望有别于其他欲望的公认的特点，恰恰在于它的稳定性、持久性和一致性，它不会因时因人而异。休谟在一篇讨论贪财的文章中不屑于将它伪装成“利益”，（贪财和利益本就不同），而是径直称为“固执的欲望”，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得明白：“贪婪，或曰爱财，是一种普遍的欲望，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它都会发挥作用。”（爱财和贪财一回事么？至少在中国不是这样。子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在《人性论》中，休谟专门将“爱财”和其他欲望作了对比，前者具有“持久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而像嫉妒和报复等其他欲望“只是偶尔起作用，只针对具体的人”。

P50（混淆爱财和贪财之后，是混淆货币与资本）孟德斯鸠：“一笔生意带来另一笔生意；小生意发展成中等生意；中等生意又变成大生意；很想挣到一点钱的人，都是将自己置于一种渴望挣大钱的境况之中。”
齐美尔：人类欲望的满足通常意味着对欲望的对象和经验的所有不同方面的亲密体验，这种体验造成欲望与实现之间众所周知的落差，它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便是失望；希望对一定数量的金钱的欲望一旦得到满足，唯独它不会带来失望，其条件是这笔钱不花在购物上，而是将它的积累变成目的本身，因为“[金钱]作为性质绝对卑下之物，不像任何东西，不管多么可耻，它即不能隐藏惊喜，也不能隐藏失望”。齐美尔这种心理学解释可能借鉴了休谟、孟德斯鸠和约翰逊博士的观点，他们对贪财这种性质独特的欲望的持久性显然很着迷。

P50-51“财迷心窍”不知餍足，常被视为这种（51）欲望最危险、最应谴责的一面。由于霍布斯之后的思想关于人类之不稳定性的成见，通过一种奇怪的曲解，贪得无厌现在变成了一种美德。因为它意味着持久性。然而，想让这种价值评估的激烈转变令人信服，让根深蒂固有思维和判断模式暂时失效，还必须赋予这种“顽固的”贪财欲望一种特性：无害性。

八．赚钱和商业既无害又温和得体（待续）

P51-52《共产党宣言》的警告。1710年的银行危机、1720年的“南海泡沫”和沃尔波尔（被后世公认为英国现代史上的第一任首相）时代普遍的政治腐败，都让人们担心金钱正在瓦解旧秩序。沃尔波尔的托利党对手博林布鲁克，对当时的股票掮客和“暴发户”有过为数不多的抨击，甚至在他主办的报纸《手艺人》上谴责说：金钱所扮演的角色，“是比荣誉、友情、（52）亲情、血缘或所有情感的总和更为持久的纽带”。然而只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这种情感才在苏格兰作家（尤其是弗格森）和法国的马布利和摩莱利那里有了一定的意识形态重要性。
P52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英国和法国对“爱财”的主要评价是正面的，尽管略带轻蔑。

P52约翰逊博士：“几乎没有比使人忙于赚钱更无害的方法。”这句格言清楚地表明，受利益驱动的行为和赚钱被看作优于受欲望引导的日常行为。欲望是狂野而危险的，而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是无害的，或者像今人所说，是无罪的。这是对我们所讨论的观念谱系的一个鲜为人知但颇具启发意义的概括。

P53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证据，但正是对经济活动的这种轻蔑使人们确信：它在人类付出努力的任何领域都不可能有多大潜力，不会带来大善或大恶。在人们正寻找办法限制他们易于相互造成的伤害和恐怖的时代，商业和经济活动得到了更为友善的对待，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种活动的敬意有所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胜利就像很多现代暴君的胜利一样，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们普遍拒绝严肃地看待它，或者拒不相信它能一展宏图、成就大业，这在约翰逊博士的言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P53-54约翰逊关于“赚钱”无害的格言，在法国也有对应的表达。例如1669年的法令：（54）“商业是致富的源泉，它富国惠民……获取财富最无害、最正当的办法莫过于经商……”

八．赚钱和商业既无害又温和得体（续完）

P54随后又流行起另一个乍看上去有点古怪的词。从7世纪末开始，就有许多关于商业活动“温和得体”（douceur）的讨论；众所周知，很难把它译成其他语言（例如“la douce France”这个说法），它具有甜蜜、温柔、平静和优雅等含义，是暴力的反义词。最早提到对商业这种定性的文字，……出现在雅克•萨瓦里的《完美的商人》这本17世纪的商人教科书中：“[天意]不想让人类生活的必需品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它把它的礼物散播于各地，所以人们要通过贸易加以收集，他们必须相互帮助的需要使他们之间建立起友谊。这种所有生活用品的连续交换构成了商业，而商业使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温和得体……”这段话首次阐明了“国际贸易的天赐利益”的观点，雅各布•维纳将它追溯至公元4世纪，（这有道理，希腊罗马时代的商业为后世立法奠定了基础），但是萨瓦里所强调的最后一句话中提到“温和得体”，大体上属于他从事写作的那个年代。

P54-55对“温和得体的商业”最有影响力的阐释者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讨论经济问题的部分，他在开头一章便说：“……哪里有温和得体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温和得体的风俗，这几乎是（55）一条普遍规律。”在同一章的后面他又说：“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商业……使野蛮的风俗变得优雅而温和。”

P55无论如何，广义上的“温和得体”一词在法国之外也大受青睐。如在英国。

P55-56与“原始野蛮”的民族相对的“优雅民族”（polished nations）这（56）一说法，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得到普遍使用。它被用来特指西欧各国，它们的财富增长显然被认为与商业扩张大有关系。（因此，正如古希腊创造了古代政治文明一样，西欧创造了近代物质文明）。“优雅”一词之所以被选中，很可能是因为它与“温和”一词密切相关；由于这种风气，商业的“温和得体”可能间接导致了一种二分式表达方式的首次尝试，它后来以“先进和落后”、“发达和欠发达”这类名目一再出现。

P56形容词“温和得体”（doux）的起源，很有可能从“交往”（commerce交往、交际、商业）一词的“非商业”（noncommercial）含义中发现：这个词除了生意的含义外，长期被用来表示一再发生的活跃的交谈，以及其他形式的人们之间礼貌得体的社交活动与交往（经常是两性之间）。

P56-57“doux”一词就此进入“商业”领域，被赋予更丰富的含义，用来表示礼貌、优雅风尚和有益于社交的一般行为。尽管如此，“温和得体的商业”的频频使用让我们觉得，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因为当时奴隶贸易正值巅峰，普通贸易也仍然是一种带有赌博性质、常（57）常伴随着暴力的冒险活动。一个世纪后，马克思恰到好处地嘲笑了这个说法。他在说明资本的原始积累时，讲述了欧洲商业扩张史上一些残暴的插曲，然后挖苦道：“这就是‘温和得体的商业’！”

商人是温和得体爱和平、没有侵略性的人物，这种形象的力量可能多少来自于他们同当时从事劫掠的军队和凶残的海盗的对比。但是这种形象可能还与人们看待不同社会群体的成见有很大关系，这一点在法国尤甚于英国：凡是不属于贵族的人，注定不具备崇高的美德或狂暴的激情。总之，这种人只求利而不求名，人人都知道这种追求与贵族受激情驱使的消遣和残酷剥削相比，只能是“温和得体的”。

九、赚钱是一种平和的欲望

P58-59沙夫茨伯里：沙夫茨伯里的主要贡献是复兴或重新发现了他所谓的“自然情感”，如仁慈和慷慨大度。区分出它们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影响，对他来说便不难证明这些美好情感对两者都有利。沙夫茨伯里然后讨论了那些不太值得赞赏的情感或欲望，将它们分为“私情”或“私欲”和“非自然情感”（例如兽性、嫉妒等）。前者致力于私人利益并可能导致其实现，但未必与公共利益有关；后者则既不会（59）实现公共利益，也不会实现私人利益。对于第一种类型，他又进一步区分出适度的情感和过度的情感。……赚钱显然不适合归入“私欲”的中间类型：适度追求，它会上升为既能实现私人利益也能实现公共利益的“自然情感”；过分沉迷，则会沦为于公于私皆无益的“非自然情感”。

P59-60哈奇逊：弗朗西斯•哈奇逊简化了沙夫茨伯里的概念框架，他一方面区分出仁慈的欲望和自私的欲望，另一方面区分出平和的“意愿动机”和狂暴的“意愿动机”。……哈奇逊在这里区分“平和的爱财欲望”（请注意，“平利”在英语中与doux同义）和贪婪的标准，不是欲望的强度，而是为更大的利益付出更高成本的意愿。因此，平和的欲望被定义为包含着计算和理性的成分，可见它正相当于17世纪人们所理解的利益。

P60休谟也采用了平和的欲望和狂暴的欲望的划分：“我们必须……区分平和的欲望和虚弱的欲望、暴躁的欲望和强壮的欲望。”问题由此迎刃而解：合理获取财富之类的行为可归入平和的欲望，这也是得到默许的欲望，同时又是能够战胜各种暴躁（但也是虚弱的）欲望的强壮欲望。亚当•斯密对改善生活状况的欲望有个著名的定义，它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欲望，尽管一般而言它平和而冷静”，这里他所强调的正是攫取欲望的这种双重特性。休谟在“论利息”（Of Interest）一文中列举了一个平和而强壮的欲望战胜暴躁欲望的具体例子：“一切勤勉事业的必然结果，便是爱财之心腹胀享乐之欲。”

本章小结：利益是谨慎而合理的自爱。它是无害、温和得体而又平和的自爱。
这样看来，Passion应该译为“激情”，而不是“欲望”。

第二章 对经济扩张改善政治秩序的期望

P65放任和鼓励个人的获取欲的主张，似乎是西方一种漫长的思想传统与17、18世纪知识氛围中一种重要成分的共同结果。
“利益对抗欲望”的命题不为人熟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它被1776年问世的划时代著作《国民财富论》所取代和湮没了。
另一个原因：必须以艰难的方式收集上述内容中那些零散有思想证据。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试图证明这个命题属于迈克尔•波兰尼所谓“默会因素”的一部分，即被一个群体共同分享的主张和看法，在他们看来它不言自明，因此他们从未时行过充分或系统的论述。
如前所述，这一命题的起源显然与治国术的研究有关。

P66在18世纪，这种思路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孟德斯鸠和苏格兰的斯图亚特。他们的基本点被约翰•米勒所丰富……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同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有着某些共同的前提和关切，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大相径庭。
（以下围绕这些代表人物分别展开）

一、一种学说的主要内容
1. 孟德斯鸠
在《论法的精神》集中论述政治问题的第一部分，孟德斯鸠首先按古典共和主义的思路论证说，通常只有当财富不过分充裕，或没有过分的分配不均时，民主制才能存活。然而他接着就给这一原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外，即“以贸易为基础的民主制”。
P67他说，这是因为“商业精神天然地会带来俭朴、节约、节制、勤劳、谨慎、安分、秩序和守纪的精神。只要存在着这种精神，它所获得的财富就不会产生任何坏的效果。”（这显然是指中国古代那种市场经济，即排除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P68-69（资产阶级民主）“幸运的是人们处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的欲望让他们生出作恶的念头，然而不这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利益。”这真是一个出色的概括，它基于一种期望：利益——即商业及其必然导致的汇票之类的结果——将抑制权势人物的欲（69）望和欲望诱发的“恶行”。孟德斯鸠此书中的许多相关段落表明，他在第21章提出的这种观点，是他关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关系的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在接下来的一章（第22章）讨论君主的货币贬值政策时，他又提出了完全相同的观点：“外汇交易使银行家学会了对全世界的货币进行比较，按它们的正确价值进行评估。……这种做法摧毁了权力的肆意妄为，或至少使之不能得逞。”（这里大概是指金本位时代）
P70-72动产和不动产的划分。资产阶级掌握动产，因为它可以自由流动，所以能够用来对抗君主的任性妄为。
P73（作者不理解分权制度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孟德斯鸠设想出权力分立原则和其他各种方法，因为正像他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所言：“要想消除权力的滥用，必须通过对事物的安排，让权力阻止权力。”
用来限制权力无限膨胀工适当的“事实安排”，主要是通过把各种制度性和宪法性的保障措施植入政治体系而实现的。但是，这种安排为何没有纳入另一些可能有用的因素呢？如前所述，孟德斯鸠在讨论经济问题时认为，贪欲就像权欲一样，也是自我膨胀和不知餍足的。（孟德斯鸠考虑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所以他当然不会考虑对贪欲进行限制，这是福利国家的任务）。尽管他怀着严重的担忧看待权欲，但我们知道他从贪欲中只看到了“温和得体”。因此他寻求一些具体的方法，使贪欲能够与合理的“事物安排”接合在一起。在上面那个关键性的句子中，孟德斯鸠认为统治者的欲望是由他的利益驯化的，他在这里把当时流行的制衡欲望的观点与他自己的制衡权力的理论整合在了一起。他赞扬汇票和外汇套利作为宪法性保障的补充，作为对抗专制主义和“权力肆意妄为”的堡垒；几乎不必怀疑，这些关于经济扩张带来有益的政治结果的论述，是对孟德斯鸠的核心政治论题作出的重要贡献，正像它为新兴工商业时代提供了基本辩护一样，而这种贡献过去被忽略了。
P74国际贸易能否导致国家间的和平？对此，孟德斯鸠也明确断言：“商业的自然作用就是导致和平。彼此从事贸易的两国会变得互相依赖；如果一国从买进中获利，另一国则从卖出中获利；所有的联合都是基于相互需要。”（这对于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对于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恐怕就是错误的了——至于如何约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P75实际上，孟德斯鸠并非毫无保留地赞扬商业。在称赞商业对和平的贡献那一章，他也遗憾地说，商业会导致一切人际关系的金钱化，导致好客以及其他“使人们不总是刻板地讨论自身利益的美德”的消失。

2.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
（从重商主义到自由市场经济再到计划经济的辩证法）

P76-78（同孟德斯鸠一样，斯图亚特认为77）贸易扩张巩固了“中等阶层”的地位，为此付出代价的是贵族，最终还有国王。（但他也形成了一种辩证推理），这种辩证推理和另一些暗示很可能使他的思想影响了黑格尔。他以真正的重商主义方式坚持认为，“工商业的出现”源自政治家获取权力的野心，但然后他又说明事情如何出现了意外的转折：“工商业……的形成归因于君主的野心……他们主要是想让自己发财，从而让邻国感到恐惧。然而直到现实告诉他们，他们才发现从泉水中汲取的财富反而虩了泉水；富裕、大胆、生气勃勃的人民，手中掌握着君主的一份财富，由此也增强了自身的权力。当它变得强大起来时，他们倾向于动摇君主的权威。这一转变的后果导致了一种更温和、更规范的行政方案的出台。”“国家一旦开始靠产业的成果来养活，君主权力令人担忧的危险性就会减少。他的行政机构变得更为复杂，而（78）且他发现自己受制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法则，任何违反这种法则的行为都会使他陷入新的困境。”斯图亚特在这里留了一点退路……但是在几章以后，当斯图亚特回到“现代经济的复杂系统”给管理公共事务造成的“限制”这一话题时，他把这一告诫忘得一干二净。他再次提出一个具有两面性的观点：一方面，财富的增长使政治家“对全体人民的行为有关十分强大的影响……这在以前的时代，甚至在最独裁的ZF统治下也前所未闻”；然而同时“统治者权力的一切专横使用都受到极大限制”。原因在于“复杂的现代经济”的性质，斯图亚特也把它称为“计划”或“经济计划”：“……这种计划的实施将绝对证明它与一切专断的或不规则的措施不相容。”“现代君主的权力无论因其王国的体制如何绝对，只要他制定出我们这里所要解释的经济计划，这种权力立刻就会受到限制。即使他的权威过去有着楔子一般的坚硬和威力（它可以用于不同的用途，例如避开木头和石头等坚（79）硬的东西，可以放在一旁然后又随便捡起），它最终也会变得像钟表一样精密，因为钟表除了计时之外别无它用，如果用它来干别的事，或是不以最轻柔的手来把玩它，它会立刻被弄坏。”“可见，现代经济是为制服专制主义的蠢行而发明出来的最有效的辔绳……”这是对最先由孟德斯鸠提出的观点的另一种漂亮表述。由于“现代经济的复杂体系”，利益将专横的ZF，战胜“专制主义的蠢行”，简言之，战胜统治者的欲望。这时斯图亚特把早先的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将工商业的扩张明确视为“对抗[人们的]欲望、罪恶和弱点的可靠堡垒”。

P79-81（管理学派的先驱）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这本书的名声是，它主张“政治家”（作者注释：“政治家”是斯图亚特对“与政体相一致的立法或最高权力”的简称。Inquiry, Vol. 1, p.16. 不过一般说来，斯图亚特所使用“政治家”一词是指一个开明的或应当开明的决策者，他只关心公共利益）不断操控舵盘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为斯图亚特恢复伟大经济学家名声的尝试，则把他说成马尔萨斯、凯恩斯和“调控经济学”（即管理学派）的思想先驱。可是他同时认为，“现（80）代经济的产生”将对形成前所未有的限制或约束，这又如何可能呢？

答案存在于斯图亚特有一种暗示性的区分，一方面是因统治者的罪恶和欲望而产生的“专横的”滥用权力（这与孟德斯鸠的“权力肆意妄为”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是一心为公益的虚拟政治家实施的“精确微调”。（作者注：斯图亚特的著作中最一般的假设是，个人是以自利作为动机，而“政治家……应该具备最强大的公共精神。”Inquiry, Vol., 1, pp.142-143.）根据斯图亚特的看法，现代经济扩张终结了前一类干预，然后带来了对后一种干预的特殊需要，以便让经济沿着合理的轨道平稳运行。

这不禁让人想起17和18世纪颇为流行的把宇宙视为钟表的比喻。必然的结果是要让上帝改行或“更换工具”：从《旧约》中的泥陶匠变成现在的“钟表大师”。这当然暗示着上帝一旦造出钟表，它将完全自我（81）运转。斯图亚特的经济钟表秉承了宇宙钟表的品质，它是一架精密制造出来的机器，不应受到外来专横干预的影响，但是斯图亚特选择钟表这一比喻，是想表达两种意思：一是专横粗心的操作已无可能；二是需要细心的专业“政治家”经常进行正确的调控。

3. 约翰•米勒
（阶级的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P82在米勒去世后出版的一篇题为“制造业、商业和技艺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传播自由和独立精神的倾向”的文章中，米勒对自己的主题陈述如下：“在商业国家，自由精神看来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首先是与财产和生活必需品分配相关的人们的地位，其次是能够将社会不同成员联系起来并相互协作的手段。”按照这一提纲，他首先说明了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如何导致这些领域更大的“个人独立和更高的普遍自由观念”。他还认为，这些进步可能不会伴随着财富的极大不平等，这是前一个时代的特征；而是会带来“富裕程度的级差，从最上层到最下层之间不存在断裂”。（可见，他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两极分化）

P83-85（关于阶级形成的大段引文。P83先讲了中世纪由产业的分散带来的人口的分散状态，然后讲了随着贸易和制造业的进步而导致的阶级的形成。然后在P84拿农民与商人做了比较，最后说）“在不列颠，这种巨大的商人协会的盛行，在本世纪逐渐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大城市居民的喧嚣骚乱，能够让当局彻底不得安宁，能够吓坏最大胆的官员，能够使幕后大佬最放肆的心腹倒台。商人利益的呼声从来不会让政府掉以轻心，当它坚定而一致时，甚至能够控制和左右国家议会的议政。”
P84-85这些话最令人难忘的特点是，米勒对暴乱和其他群众活动的社会作用持正面扑救。数十年之后气氛就完全变了，像安德列•尤尔博士在他的《制造业哲学》（Philosophy of 85Manufactures，1835）一书中证明的那样：“制造业自然地将大量人口聚集到一个狭小的范围。它为秘密结社提供了一切便利……它赋予草民以智巧和能量，为他们的自由主义运动输送抗争的财力。”（在《资本论》中，尤尔的这本书被翻译为《工厂哲学》）当然，到1835年，不断“抗争”的工人阶级已经出现。（下面作者说明：米勒看到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兴起，因此他只有正面评价，休谟就不是这样了）。

P86此外，就像斯图亚特把“现代经济”的运行比作“精密的钟表”一样，“商人”运动及其联盟，在这里被视为“机器般的一致性”展开。（预示着涂尔干的“有机集体”）。米勒显然确信，他揭示了一种重要而可靠的机制，它将确保君主的欲望不能长久压倒公共利益和经济扩张的需要。在这一意义上，他的思想完备了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的思想。

二、相关但不一致的观点

P86斯图亚特与重农学派的联系。

P87-88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也像当时的人一样，相信区分动产和不动产的重要性。……魁奈和米拉波在其入门教科书《农业哲学》中也，也指出商业社会的财富有着狡猾的特点，而且实际上十分接近于孟德斯鸠的分析，不过他们这样做是本着完全不同的精神：（引文略）……（88）显然，魁奈和米拉波首先认为，有着这种狡猾性质的工商业不是资产，而是负资产，所以国家还是以不鼓励这些活动为上策；其次，他们简单地假定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多多少少愿意回到中世纪的模式，将自己组织成分散割据的共和国。因此，“农业社会”（他们暗示法国也属于这种社会）的政治组织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两派作家都确信，君主的无能、专断和挥霍政策会严重阻碍经济进步。……但是，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都不想依靠经济扩张让政治家的刚愎自用“消亡”。相反，他们主张直接消除这些弊端：重农学派赞成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使他们所定义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得到保障，斯密则较为温和，致力于改变具体的政策。

1. 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的理论，似乎是专为当代中国打造的，因此本部分内容我将全文抄录下来）

P89在政治组织问题上较小的分歧，导致孟德斯鸠和重农学派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孟德斯鸠致力于设计能够有效抑制君主胡作非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重农主义者的野心则更大一些：他们要鼓励君主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即按照重农学派的学说）正确地行事。换言之，他们要找到一种政治秩序，掌权者在这种秩序中出于自身利益而被迫促进普遍利益。对各种利益的这种特殊和谐状态的探究，是霍布斯提出最佳政体问题的方式，这使他更喜欢绝对君主制而不是民主制和贵族制：“……哪里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结合得最紧密，哪里的公共利益就能得到最大的促进。在君主政体下，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是一回事，君主的财富、权力和荣誉只能因臣民的财富、力量和尊严而得到提升。如果臣民贫穷卑贱，缺衣少食或内部不和，积弱而无以御敌，那么君主也不可能有财富、荣耀和完全。而在民主政体或贵族政体中，公共繁荣能够给腐败或有野心者的私人财富带来的好处，常常不如背信弃义、骗术或内战来得多。”（最后一句疑翻译有误）

重农学派在他们的政治著作中接受了同样的思想，对孟德斯鸠所赞成的ZF形式只有嘲讽，将其斥为虚弱蹩脚。现时，他们根据“自由放任”原理，阐述了另一种更为著名的利益和谐（90）论，根据这一原理，公共利益是每个人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重农学派处在这两种“和谐论”的交汇处，自相矛盾地既赞成市场摆脱ZF干预，又赞成权力无边的统治者大力实现这种自由，理由是统治者的自我利益与“正确”的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看一下当代，就必须感叹重农学派的预见力：他们并不自相矛盾，只不过当时没有出现类似当代中国ZF这样的ZF而已）。后一种安排被重农学派称为“合法的专制主义”，与之相对立的是“专横的专制主义”，魁奈对它的胡作非为曾做过十分详尽的阐述。

霍布斯依靠民众与一个统治者之间利益的全面交融，一些重农学派的人比他走得更远。他们发明了一些专门用来使专制者真正“合法”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他们精心设计了一种司法控制体系，它将确保君主及其阁僚制定的法律不违反体现在国家基本大法中的“自然秩序”。但更为重要的一条保障是，他们认为应当让国家的繁荣与君主的利益息息相关。这就是里维埃在《自然秩序与政治社会的本质》（Ordre naturel et essentia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1767年）一书中提出共有财产制的目的所在。按他的方案，君主将是全部生产资料和净利中一个固定不变的份额的共有者，如此一来，君主和整个画家之间的任何利益冲突将变种不可思议，这种霍布斯式的利益一致，即便在最愚蠢最邪恶的专制者看来也是一目了然的。

兰盖这位老“顽童”和孟德斯鸠及重农学派的批评者，将这种推理方式贯彻到了极致。他合乎逻辑地认为，与君主共有财产的安排不足以保障利益追求的一致性；所以他赞成国家的一切财富全部归统治者所有。与此相一致，他称赞“东方”或“亚（91）洲专制主义”，断定他所主张的制度“与许多人的想法相反，一点也不利于暴政；它强加给君主的责任，要比君主用来把自己与臣属联系起来的所谓依赖关系更为严格。[这种理想制度]不仅劝说他们行公义，而且强迫他们这样做。”

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起斯图亚特关于“专制主义的蠢行”在“现代经济”中将不再可能的说法。当然，关键的分歧是，重农学派（和兰盖）期待着开明政治家会因为他们的论证的说服力，推行他们认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则认为，不断的经济扩张能让变化朝着可取的方向自动发生。

不难设想一种兼具这两种观点的立场：马克思主义其实已经使我们十分熟悉这样一种可能性，既相信历史的力量必然导致某种结果，同时期盼这种结果的人最好以全副力量促使它发生。实际上，社会科学中每一个有政策取向的作家，都面对着预言与预定之间正确结合的问题。

2. 亚当•斯密与一种观念的终结（待续）
（这里所说的“一种观念的终结”，是指经济发展与国王权力的关系，作者认为斯密并没有提倡“最小国家”）

P91-93（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富论》第三卷第四章对封建主义衰落的著名评述。财富增长与权力萎缩同步发生的思想。贵族为了买奢侈品而）取消家臣，与佃农建立更长期、更商业化的关系。

工商业的兴起促成了更有序的ZF，但是它的“作用方式”截然不同于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所言。首先，他们关注的是国王的至上权力及其运用和滥用，斯密讨论的则是封建贵族们傲慢的权力。其次，斯密认为这种权力的衰落，并不是因为贵族逐渐认识到像以前那样滥用权力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试图利用“工艺进步”为他们的消费和物质条件改善提供的新机会，不知不觉地交出了自己的权力。其实可以把此事更好地概括为：贵族的（贪婪或奢靡）欲望战胜了他们的长远利益，而不是利益驯服了欲望。

斯密选择的论述方式，使它很难从领主引申到君主。

P94（休谟观点与斯密相近）。休谟特别指出，贵族权力的丧失不仅有利于新兴的商人和工厂主，而且有利于君主。（作者没有注意到，实际上，君主与资产阶级有一段时间，在利益上是一致的，即都试图消灭封建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只是后来君主才与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冲突）斯密在《关于司法、治安、税收和军备的讲义》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与魁奈的辩论中坚持认为，不必考虑政治环境的改善，也能取得可观的经济进步：“……在政治共同体中，每个人为改善自身境况不断作出的自然努力是一条保护原理，它能够在很多方面预防和纠正一定程度的不公和压迫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的不良结果。……幸运的是，自然的智慧为纠正人类的愚蠢和不公提供了丰富的装备……”
他在“浅谈谷物贸易”一节使用了极为相似的说法：“每个人改善自己境况的自然努力，在自由而安全地发挥作用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它无须任何帮助，只靠自身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而且能克服妨害它运行的人类愚蠢的法律造成的众多弊害。”

P95斯密在这里断定经济可以独立运行：在可以容忍的宽松限制之内，政治进步不必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可能它也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至少就ZF的最高机构而言是如此。按照这种观点，与至今仍在经济学家中广为流行的自由放任或最小国家学说不同，政治是“人类蠢行”的领域，假使这种蠢行不超过某种相当宽松而灵活的限度，经济进步就能像“老实人”的花园一样成功生长。看来，斯密所提倡的并不是功能最小的国家，而是做蠢事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的国家。

P95-98斯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心态

P96他对物质进步的矛盾态度人所周知。……他显然欢迎他民描述的进程的后果，它毕竟是“秩序和良治”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自由与安全”，但是对于导致这一幸运结果的一系列事件和动力，他却持有异常严厉的态度。

斯密对新生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不限于这一个整合。最著名的表现可能是他对分工的论述。他在《国民财富论》第一卷中赞扬分工，在第五卷中却又严厉批评分工。（这并不奇怪，分工一方面提高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造成了异化）。

P97在《关于司法、治安、税收和军备的讲义》中，斯密对商业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完全赞同古典“共和主义”关于商业导致奢靡腐化，使人堕落的观点。（这跟当代主流经济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P97-98（作者的可笑评论）这些话可以作为斯密未能充分理解商业的兴起对人和政治的影响的直白解释：他看到了工商业兴起的一些优点，例如对诚信和守时的积极影响，但是像孟德斯鸠一类作家——他们对“尚武精神”给现时代造成的灾难有着更深刻的印象——为（98）之欢呼的那些商业后果，他却认为具有破坏作用。孟德斯鸠等人所称赞的“温和得体”，不仅对卢梭来说意味着腐化堕落，在某种程度上对斯密也是如此。（斯密造成市场经济经济，但对资本主义却抱着批判态度，只要不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这本来是很好理解的）在斯密的苏格兰同胞弗格森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一观点的充分表达，他与苏格兰“粗朴的”社会保持着联系，他的《文明社会史论》对英国商业扩张带来的“优雅”社会颇有微词。

P98-102《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的关系：需要的生产

P98-99斯密在他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名中认为，人类完全受“改善[他们的]境况的欲望”所驱使，他又进一步明确地说，“增加财富是大多数人打算或希望改善自己处境的手段”。这里似乎没有更丰富的人性观的容身之地，按这种人性观，人受着各种欲望的驱使，常常无所适从，而“贪婪”只是其中之一。斯密当然十分清楚另一些欲望，其实他对于它们也有过重要论述。然而正是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为将这些其他欲望融入“增加财富”的欲望铺平了道路。……他是以自己的方式，强调促进经济进步的努力背后蕴含的非经济的和非消费的动机。正如他一再所说，由于人的肉体需要极为有限，“……我们所示财富，逃避贫穷，主要是出于人类情感（99）的考虑。人世间的所有辛苦和忙碌是为了什么？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以及出人头地的目的何在？……遍布各个阶层的竞争的源头在哪里？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我们所谓的‘改善我们的境况’，是为了得到何种益处？受人敬重，侍从如云，博得同情，自满自得，被人赞赏，这些都是我们能够从那个目标中谋求的益处。我们感兴趣的是虚荣，而不是安逸开心。”

很像是霍布斯和其他17世纪的作家，对荣誉、尊严、名望和认可的渴望，在这里被视为人类的基本成见。（准确地说，社会需要被视为比物质需要更高的需要）。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霍布斯将这种渴望与“对生活必需品的关切”加以分离。卢梭则对“自爱”和“自尊”作了更为清晰的著名区分，前者是指通过获取一定数量的物品来满足我们的“真正需要”，后者则是得到同胞的赞赏和敬佩的关键，不言而喻它是没有边界的。因此他说：“不难发现，我们的全部努力都仅仅指向两样东西，即自我的生活必需品和他人的尊重。”（马斯洛：基本需要中的“尊重”需要）
这种把人类的全部“劳作”、即把冲动和欲望分成两类的做法，（即分成对必需品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已经是一种大尺度的简化表述。而在前面引用的《道德情操论》的一段话中，亚当•斯密最后采取了还原论的步骤，把两者合并为一：对经济利益的欲望不再独立存在，而仅仅成了得到尊重的欲望的工具。由于相同的原因，非经济的欲望尽管强大，但也被全部融入经济欲望，非经济欲望的作用无非是强化了经济欲望，因而丧失了其昔日的独立存在。（物质生产与满足各种需要的“全面生产”有着极为不同的含义，必须严格地把它们区别开来）

由此带来两个结果。首先，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道德情操论》与《国民财富论》的兼容性难题——的答案可能就在这里。似乎可以这样看，斯密在前一本著作中论述了人类广泛的情感和欲望，但是他也使自己确信，就“芸芸众生”而言，主要的人类欲望终归是驱使其改善自己的物质福利。（马斯洛：人类首先满足低级需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低级需要满足了，高级需要才会产生）。完全合乎逻辑的是，他然后在《国民财富论》中详细研究了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人类的行为十分明显地都向着这个目的汇合。斯密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非经济动机，这使他有可能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关注经济行为，使之与他过去对人性其他重要维度的兴趣完全一致。

从本书所讲述故事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结论更为重要。斯密认为，野心、权欲和名望都能通过改善经济状况得到满足，这使他能够将用欲望对抗欲望或用利益对抗欲望的观点釜底抽薪。（的确，如果钱能够满足一切欲望，人们只要追求金钱就够了，为什么还要绕道去追求其他的满足需要手段呢？）这种思想传统突然之间就变得纵使不是废话，也令人费解，这是又回到了培根之前的时期，那时人们将主要欲望视为一个稳固的整体，并且它们是相互满足的。（在权力至上的社会中，一切欲望都可以通过权力满足，正如在金钱万能的社会里，一切欲望都可以通过金钱满足一样）。所以不足为奇的是，在《国民财富论》描述市场社会运行方式的一个关键段落，斯密事实上将欲望和利益等同起来：“因此，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自然地让人们将自己的资本转向那些在一般情况下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是，假如他们出于这种自然偏好而将过多的资本投向那些用途，其利润的下降和其他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刻会让他们改变这种错误的分配。可见，无须任何法律的干预，人们的私人利益和欲望便能自然地引导他们尽量按照最有利于整个社会利益的比例，把每个社会的资本分配到它的所有不同行业之中。”

自罗昂公爵写下《论君主的利益与基督教国家》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利益”和“欲望”这两个词经常作为反义词出现，而在这里它们却先后两次作为同义词出现。

P101-102欲望在这里被反复用作利益的同义词，其原因之一是较之以前的作家，斯密更关注“芸芸众生”，即关注普通人及其行为。按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受到无数崇高或卑劣欲望驱使的主要是贵族，而这些欲望同责任和理性的要求相冲突，或者它们之间相互冲突。马基雅维里在谈到君主时认为，“他本人的欲望……远大于人民的欲望”。或如霍布斯所说，“大家都自然地为荣誉和出人头地而争斗；但他们主要是那些很少为生活必需品所困扰的人”和“生活安逸，无匮乏之虞的人”。正是由于这种万年历，只有现在或过去的贵族成员，被认为适合成为通（102）常描写欲望和由此产生的冲突的悲剧和其他“高雅”文学体裁中的人物。人们认为凡夫俗子没这么复杂，他主要关心生存和物质方面的改善，这就是目的本身，充其量是获得尊敬和赞赏的替代品。因此，他要么没有欲望，要么他的欲望可以通过追求自身利益得到满足。（随着一个“丰裕社会”时代的到来，今天的普通人也将有以往贵族的烦恼，或者说，一个“人类社会”的时代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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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中的评论是我加的。

第三章 对一个知识史事件的反思

一、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的设想错在哪里

（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民主是否存在必然联系？答案是：不存在这种联系。资本主义经济既可以导致民主——相对于绝对君主制来说，也可以导致专制）
（P105-106）20世纪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完全有可能导致专制。

P107（合成的谬误）对部分来说正确的事，对整体未必如此。巴纳夫宣称，个人美德汇合在一起能够导致一种与美德毫不沾边的状态。

巴纳夫首先向商业对社会和政治的有益影响这一传统智慧表达敬意，然后提出了影响这种论证的限制条件。这一做法先后被亚当•弗格森和托克维尔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加以利用。

P108-109弗格森

在《文明社会史论》（1767年）一书中，他从一开始就强调分工和商业对人格和个体公民的社会纽带的负面作用，并从更一般的层面表达了他的谴责态度。在这一过程中，他预演了青年马克思、涂尔干和滕尼斯的思想，把关系密切的部落的团结特点与“盛行于商业国家的精神风气”加以比较，“在商业国家……往往可以看到人是分散而孤独的存在者”，“他对待自己的同胞就像对待自己的畜群和土地一样，只关心它们带来的利润”，在那里“情感的纽带断裂了”。

他仍在很大程度上沿着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爵士的思路：“在有些国家，意欲获取利润的商业精神开启了通向政治智慧之路。”弗格森还提到了在后来的论点中颇受重视的论证，即“富裕的市民可能让觊觎统治权的人感到恐惧”。

但是，然后他立刻用更大的篇幅，讨论了专注于个人财富可能导致相反的方向，导致“专制ZF”的原因，……（109）例如，关于“使自由得以立足的基础可能有助于支持暴政”的原因，他列举了对丧失财富的担心和“身处富足之中的家族继承人感到窘困”的处境。实际的或令人担忧的地位下降引起的被剥夺感和怨愤，在这里被视为与贪婪的社会及其喧闹的风气息息相关。他认为这种情感为接受“强大”ZF的许诺以避免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危险提供了理由。此外，商业使人产生对安宁和效率的欲求，这可以成为专制主义的另一来源：“我们假定ZF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宁，这往往是我们希望从ZF那里得到的最好回报；我们假定让各个立法和行政部门处理公务时尽量不干涉商业和生意，这种国家……接近于专制主义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程度……”“我们若是……仅以安宁（它也许是公正治理的产物）来衡量国民的幸福，则自由面临的危险莫过于此。”

这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经济比喻为精密钟表的另一种含义。维持钟表运转——确保安宁、有序和效率——的需要，并不能阻止君主的任性。弗格森正确地意识到，它可能被当作替威权主义统治辩护的主要理由，重农学派其实早就这样做过，此后两个世纪也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P110-111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的“在自由和工业之间有着密切的必然联系”虽然常被引用，但他就像他的前辈弗格林一样，在这一章的其他部分用更多篇幅论述相反的情形。（111）在专注于物质进步可能给自由造成的危险时，托克维尔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情形，“对物质享受的兴趣……比启蒙和自由习惯发展得更快”。在这种环境中，人们为追求私人财富而轻视公共事务，这使托克维尔对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关系和谐这一牢固的成见提出了质疑：“这些人自以为遵从着利益学说，可是他们对这种学说的内容只有粗浅的认识，而且他们更多地关照他们所谓的自己的事务，忽视了它的基本内容是维持他们的主人翁地位。”

这里的利益远不是驯服或约束统治者欲望的力量；相反，如果公民沉溺于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可能使“狡诈而野心勃勃的人篡夺权力”。托克维尔以极为尖刻的先知式语言（写于拿破仑三世上台前几年），批评那些为了有利的商业环境而只要求“法律和秩序”的人：“一个对自己的政府别无所求，只要求它维持秩序的民族，其内心深处已经是一个奴隶了；它是自身福利的奴隶，那个将要给它套上锁链的人便可粉墨登场。”

P111-112可见，按弗格森和托克维尔的看法，经济扩张和随之而来的对改善个人经济状况的专注，既引起政治技艺的进步，也能导致其恶化。后来马克思在对1848年革命的阶级分析中也采纳了这一思想：随着这些革命事件的展开，资产阶级的政治角色也从进步变为反动。（马克思也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当时的法国人为什么欢迎专制制度）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前一种表述含义（112）更丰富，因为它说明了经济扩张的政治作用同时具有根本性的互相矛盾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思想则为它强加了一种积极影响必然等于消极影响的时序。

P112-113弗格森和托克维尔对孟德斯鸠和斯图亚特的担忧可以概括为两点：

首先，如他们所示，现代经济复杂的相互依赖与发展构成了一回绕如此精密的机器，这使专制政府的肆意妄为变种不可能。如果确实必须服从经济利益，那么这不仅为约束君主的鲁莽行为提供了理由，也为压制人民的行为和限制参与提供了依据，简言之，凡是被“经济学国王”（相对于柏拉图的哲学王）解释为威胁到“精密钟表”准确运转的事物，它为对其加以压制提供了理由。

其次，弗格森和托克维尔含蓄地批评了一种更古老的思想传统，它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对受欲望支配的争夺荣誉和权力的可取替代。他们没有提出“合成的谬误”一说，但提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观点：只要不是人人都玩“无害的”赚钱游戏，那么绝大多数公民完全沉溺于这种游戏，会让博取更大权力的人更自由地实现其野心。如此一来，用利益代替欲望作为大多数人的行为指导原则的社会安排就会造成负面作用，它扼杀公民精神，从而打开通向专制之门。

弗格森指出，丧失财富或担心丧失财富，可能使人倾向于（113）赞成专制体制，这几乎是对一般 心理学前提，即为孟德斯鸠等人的乐观主义想象提供基础的以下前提，给予了最后的毁灭性批判：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人会养成抑制欲望的习惯。这种在多少以轻蔑态度旁观赚钱的人看来似乎一目了然的观点，如我们所知，还伴随着一种同样令人欣慰的观点：“下层”或“芸芸众生”只追求利益，几乎没有时间或兴趣关心激情（passions欲望）。

没有出来，又被审核了？

P113-114从利益到欲望，或纵欲主义与消费社会

像霍布斯指出的，“人人皆自然地为荣誉和出人头地而争斗，但他们主要是那些很少为生活必需品所困扰的人”。然而正是这种思想，也能让人们产生期望，一旦能经济稳步增长，事情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对霍布斯而言，正如经济学家所说，追求欲望与收入多寡高度相关，因此随着普通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预期他们会在更大程度上表现出受激情支配的行为。（这里都不翻译为“欲望”而翻译为“激情”了）。最初经济扩张由于使人远离对荣誉和出人头地的争斗而受到赞颂，按霍布斯这一主张的逻辑，最终它会以这种方式引发更多而非更少受激情（欲望）支配的行为。卢梭很清楚这一动力机制，他写道：“……人在社会中的情况会在不相同：先是为必需品而操心，接下来便是些多余之物：为快乐而操心，然后是聚财无数，然后是臣民，然后是奴隶，绝无片刻歇息。最引人注目的是，需求越是与自然需求无关，越是不迫切，欲望就越是膨胀，更糟糕的是，还有用来满足它们的权力。”（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需要）

（114）但是，只有当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完全呈现出来时，人们追求自身利益将永远不会产生危害的观点才被断然放弃。19和20世纪的经济增长使千百万人成了无根的游民，在让一些人致富的同时也使无数人变穷，在周期性大萧条中导致大规模的失业，缔造了现代大众社会。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被卷入这一剧烈转型的人有时显然会变得情绪化——强烈的愤怒、恐惧和怨恨。（这些都是Passions即激情或欲望）。这里没有必要一一列举那些以异化、失范、怨愤、庸俗化、阶级斗争等说法记录和分析这些发展的社会科学家的名字。正是因为我们受到这些分析的影响，并且更多地受到我们试图借助于它们来理解的灾难性事件的影响，使本书所评论的学说显得脱离上述现实，见识浅薄，使它们似乎不应受到严肃看待。

然而，在本书最后一部分我将说明，为何仍然值得恢复这种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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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我加的注不要跟原文相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