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贪婪）同权力欲和性欲并列，为导致人类堕落的三大诱因。不过……奥古斯丁在谴责欲望的同时，还观察到在不同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比较而言，权力欲也许比另两种欲望要好一些，它包含着追求“荣誉”和“公共美德”的倾向，可以抵制另一些罪恶。这虽然是一种古代世界的欲望观，但它提示了欲望的不同成分是可以进行语义学操作的，这就为以后的“欲望制衡说”埋下了伏笔。（参见正文第9-10页）

P8维柯观念的转变：社会利用使全人类步入邪路的三种罪恶——残暴、贪婪和野心，创造出了国防、商业和政治，由此带来国家的强大、财富和智慧。社会利用这三种注定会把人类从地球上毁灭的大恶，引导出了公民的幸福。这个原理证明了天意的存在：通过它那智慧的律令，专心致力于追求私利的人们的欲望被转化为公共秩序，使他们能够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第17页）

（P9）17世纪以后，人们对于用道德教化或宗教戒律来约束人类欲望，已逐渐失去信心，于是他们开始寻找约束欲望的新方法。帕斯卡在欲望中寻找秩序。
这种基于理性分析的思考，引发出许多非常著名的学说。培根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严肃地思考“如何让一种欲望对抗另一种欲望，如何使它们相互牵制，正如我们用野兽来猎取野蛮、用飞鹰来捕捉飞鸟”（第22页）。斯宾诺莎更是直接断言：“除非借助相反的更强烈的欲望，欲望无法得到限制或消除。”曼德维尔从欲望中区分出奢侈与懒惰，休谟则将贪财与贪图安逸相对照，他们都认为，前者比后者对社会更加有益。（参见第23-26页）

（P9-10）然而有一个问题。这些见解不管从哲学角度听起来多么（10）动人，它能否落实为一种真正可以制服欲望的制度，仍是非常不确定的，按休谟的著名说法，理性很容易被欲望征服，成为它的奴隶。需要一种新的解释方式，使欲望能够与理性建立起可靠的联系。完成这一解释任务的关键，便是“利益”的概念。

赫希曼在“‘一般利益’和驯化欲望的利益”这一节中，追溯了它的出现与词义变化的过程。罗昂公爵提出了“君主主宰臣民，利益主宰君主”一说（第34页）。爱尔维修对道德家的讽劝。另一位活跃在19世纪中叶政论舞台上的英国主教巴特勒，则对利益和欲望的区别作了最清晰的表达：
特殊的欲望有悖于谨慎和合理的自爱，后者的目的是我们的世俗利益，一如它有悖于美德和信仰的原则；……这些特殊的欲望会诱发不利于我们世俗利益的鲁莽行为，一如它会诱发恶行。（第35页）

P10-11（作为“谨慎和合理的自爱”，利益）不是一个独立于欲望和理性之外的概念，而是可以成为沟通和平衡两者的桥梁：使欲望变成融入“理性”的欲望，使理性成为替“欲望”服务的理性。这种从利益的角度处理欲望的方式，促成了古老的人性论的一次制度主义转折。（11）由于人们认识到，欲望虽然无法克服，却有可能使之向着利益的方向转化，这不但“能更好地使之（欲望）得到满足”，“在获得财富方面有更大收获”（休谟语，见第25页），而且较之受单纯欲望驱动的行为后果，它具有另一个明显的优点：可以形成一种社会风尚，使贪婪在商业社会中变得有益无害。（参见第56-60页）

斯密（略）。曼德维尔（略）。当然，这种驯化欲望的利益也使理性不再那么洁净，而是归属于算计利益的个人。然而正是有此一认识，才使得思想家们能够阐述商业活动在敦化风俗方面发挥良好的作用，这在孟德斯鸠“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良好的风俗”这类著名的说法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达。据赫希曼的考察，用利益去对抗其他欲望，以此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思想已经变成了18世纪相当普遍的智力消遣”（第26页）。

P12此外，它对政治生态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商业利益的发展使统治者获得了影响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后来的福利主义和帝国主义都可由此得到部分解释；另一方面，它使统治者的滥权行为也受到了一定限制。其中作用最为明显的，就是孟德斯鸠所大力赞扬的不动产的增长，它不同于土地这种传统的财富形式，其易于流动性限制了君主的暴虐。孟德斯鸠认为，人类的权欲就像贪欲一样，也是自我膨胀和不知餍足的，但利益的考虑同样能够使之得到驯化。他把当时流行的利益制衡欲望的观点与他的权力制衡理论融合在一起，阐述了汇票和外汇套利可以成为“宪法性保障”的补充，充当对抗专制主义和“权力肆意妄为”的堡垒（第78页）。用今天的话说，动产持有人可以钞票、甚至用脚投票，是使（资产阶级）宪政得以形成的要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