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资本主义的动力）资本主义过程的动力由其全局性的三个必要条件的努力所激发，这三个条件是：扩张、剥削和寡头统治。资本主义只有在由它巩固并反过来巩固资本主义的三方面——殖民主义（后来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现在又发展成了全球化）、工业化、国家主义——相互重叠地发展的大背景下，才可能满足这些必要条件。
总之，这些必要条件的满足，加上上述元素的合意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同样的过程与关系也使危机的间歇性爆发成为无法阻挡的洪流——对资本主义生存的威胁常常成为可怕的现实。

P7当资本实施垄断统治时，为什么必须不断扩张和剥削呢？并且，假定存在合适的答案，为什么问题与答案都不属于“经济学”范畴呢？（因为不存在“经济学”，只存在“政治经济学”；这些问题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经济学”是完全脱离现实或者掩盖现实的空谈，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

P8-9问题的核心：扩张与剥削
贯穿资本主义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要求剥削的手段与领域（正如下面将看到的那样，“范围”有地理和社会“空间”双重含义）常变常新，资本主义统治已使其成为现实。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是使剥削手段与领域不断变化成为可能的核心社会关系：由一个小集团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的大多数人则处于无权状态，为获取仅能糊口的工资而工作。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础。
假定社会关系维持不变，每个资本主义企业、国家乃至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变化取决于资本积累（即资本家的资本扩张）的数量、规模和资本积累率。这就指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或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它将利润转化为追加资本。这样的资本家并非受高消费驱动……而是受对财富的热情驱动。对此，马克思在以下著名论述：
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240页）
为当前（这样的？）需要而积累基本可被视为经济增长或扩张的基础。它与广泛深入的地理扩张过程已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的表述下。（这里对于“空间”的描绘值得关注，如同列斐伏尔和哈维的研究一样）
把经济扩张和地理扩张看做垂直扩张（经济是“向上”扩张的）和水平扩张（国家资本主义将其权力向弱小的社会延伸）分别加以考虑，这是有所裨益的。垂直扩张要以水平扩张为前提，也常常迫切需要水平扩张。
结合在一起的两种扩张形式可被视为资本主义过程的实质和“脉搏”。这两种扩张反过来取决于资本剥削劳动力的能力和国家在外部扩张方面的合作——资本主义的“肌肉”。资本主义过程的“大脑”，三重唱的第三个角色，是资本的（直接和间接）统治。
但是，对于政治民主通常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们又是在何时如何理解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稍作停顿，先简要讨论一下政治民主的局限性。然后我们将回到扩张过程上来。

反资本主义的人最后都要走像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私有制上。然后搞公有化，但是又都无力解决公有化后的生产资料为少数人控制的困局以及公有部门效率低下和体制僵硬的问题。最后不免还要走上专制道路～更关键的是，注重这种历史层面上的宏观的人一到具体问题就无从下手了，立马不做声了～

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确实值得关注。

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都是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而新古典经济学却只有微观没有宏观，因此，正像萨缪尔森批判的那样，犯了“合成的谬误”。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语境中，问题不在于宏观与微观的对立，而在于如何使两者一致起来。所以您的问题真是好极了。

宏观与微观的统一问题，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和问题，但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比如，罗斯福新政是实践，凯恩斯革命是理论。

马克思只提出了理论，当代中国则试图从实践方面加以解决。

P9-11（政治民主，还是）寡头统治？
（9－10）对现代经济与社会史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民主]这一似是而非的矛盾。资本主义道路带来的“民主”——事实上是它所要求的民主——是政治民主，即公民一方通过选举程序产生和罢免其ZF组成人员的正式权利。但当这一程序与资本主义对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实质性分层并存时——这三者都被描述为实质性的不平等，它使得收入与财富（10）水平较高的社会成员能够维持或加剧权力权力的不平等，并实施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或者有效地否决那些对自己不利的政策，它被玷污便是意料中事了。有史以来，这一幕已司空见惯。

（10）罗伯特•麦克切斯尼（Mcchestney,1999,P3）：资本主义利益于其拥有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恰恰是在基本决策大多由精英制定，大部分人口被去政治化时，它的运转才达到最佳状态。

（想想《乌合之众》对群体心理学的描述和台湾那乱哄哄的“民主”，就能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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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笔记中，括号中是我的评论（原为楷体字，但不能显示）。下同。

（10－11）在资本主义时代，无论是美国还是别处，权力都是（姑且这么说）“买来的”。权力并非免费获得，如在美国，参议院在“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被称为“富人俱乐部”，在没有参议员直接选举的年代被称为“大碰头会”（the great barbecue）。但当这些情况改变之后，人们又发现其他方式也可以产生同样后果。这些方式涉及参议院和ZF其他部门——应了伍德罗•威尔逊1912年的那句话：“当ZF变重要时，控制ZF就开始变得重要了。”（换言之，在美国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时候，以及美国建国早期，由于政治权力不重要，富人不必过于看重对ZF的控制）
在国家以外的各级社会政治权力中，事实确实如此，只是略有差异而已。这并非忽略以下事例（尤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政策同样惠及地位较低的80%人口。但正如我们将在第二部分中详细讨论的，这些发展——英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美国的“法团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同时也使那些处于塔尖的人获得经济利益。（如果危及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有“福利国家”）。20世纪70年代，当人们不再这样认为时，发生了“法团反击”（corporate counterattack）。这种逆转很大程度上利益于且实际上产生于媒体的作用与控制。如今，媒体的作用与控制已（11）十分常见（并且仍在加强）。这种作用，这种对权力的间接运用，现已与赤裸裸的金钱联手——塔尖的一个派别更频繁地与同在塔尖的另一个派别殊死搏斗。但在收买政策、政客和权力以外（尽管从来没有摆脱过收买），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遮羞布之下还隐藏着更为龌龊的真相：绝大多数人除了由那些占有并支配生产资料的人手中获取收入外，并无其他谋生手段。如果过去与现在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政治民主国家中有那么多人被消费主义蒙蔽——或中了圈套、迷失，认为在剥削制度和否则就会更有害的社会制度下，已经无需为赢得他们的顺从而运用强制力。
这将我们带回了剥削。资本主义需要（收入、财富、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及使不平等成为可能的剥削，其真正本质与后果在主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昭然若揭。这种需要大致相当于其已经得到满足的扩张需求。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并且仍然是美国在相对于欧洲而言阶级意识和阶级冲突相对缺失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之一。

对的，但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他所假设的社会中的人应该有怎样的行为，而微观层面的研究必须假设人是什么样的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中，John Rommer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要有其微观基础，并且可以用于定量的讨论具体问题。不过，现行的很多对人的假设还是难以超越西方经济学中理性人最大化自身的效用这个假设~

马克思既不讨论“应该”如何，也不讨论具体的个人。他讨论的是作为生产关系体现者的个人，既资本家或工人，而不是（按照《精神现象学》的说法）“这个”人、“那个”人。

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正如工人是劳动的人格化一样。在他看来，《资本论》要讨论的是现有生产条件下资本如何实现自我增殖。其他问题都被抽象掉了。

感觉这是马克思的独到之处，也是其与现实不符之处，因为资本家并非资本的人格化，工人也并非劳动的人格化，当然，首先需要定义何为“人格化”~

按马克思的看法，是与事实不符，而不是与“现实”不符。因为马克思眼中的现实是资本剥削劳动这一生产关系。至于个别的资本家和个别的工人，那属于“事实”。马克思认为不存在单纯的事实，所有的事实都只是现实的某个环节。比如，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如果体现的不再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他们就不再作为资本家和工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资本家和工人只是相应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

对，但是这样将人剥离了人性而作为纯粹的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不同角色的人格化来看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西方经济学中也有很多抽象和没有考虑人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依赖于物或者依赖于市场的，这样的情况下抽象为用一些数学的手段去刻画没有明显的问题。但是人不行，人是多样的，多变的，是有思想的，用阶级范畴来看待人就已经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更甚之是开始不断的搞二元对立关系，并将这些对立关系深入到社会中，则灾难由此而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的研究对象不是“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西方经济学不同。古典经济学研究“经济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