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8“经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体”）
当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时，“经济体”的概念也诞生了。当然，在资本主义之前已经有了“经济”活动（在讨论经济活动的人当中，最有名的是亚里士多德）。它们在各种社会形态中出现——古代、中世纪、现代早期——人们在一整套原始习俗和社会价值观中从事经济活动，而非由更大的社会过程引发经济活动或是由经济活动支配社会过程。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Economy，而是Economy Body，跟Polity Body一样，它有一个产生的过程。早期的经济是镶嵌在社会这一政治体中的、从属于政治体的，而不是独立的、决定政治体的）。
是亚当•斯密首先提出，“经济制度”可以“自发产生”，这正是“自由放任主义”（现在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术语的起源。（这也是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法哲学原理的起源）。

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P35》：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而言，把社会科学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持续而可测度的力量，可以被当成与其他自然力一样不可避免、不言自明的社会背景而加以接受，其不理性或不道德程度，恐怕不亚于把社会哲学的前提设定为缘于好战或性本能等人类必要特征的不加节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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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中是我的评论。

P19（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产生）是什么导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诞生呢？对我而言最具说服力的观点是“政策先于理论”。换句话说，理论家发现、感知、试图解决、受其困扰或激发的社会政治问题和可能性促成了与理论形成有关的做法和观念，并对其加以引导。这些（或其他）看法、感觉又反过来促使思想家证明特定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及该社会过程要求特定变革的发生——变革一经发生，便可维持合意的状态，消除不合意的状态，并（或）让位于更好的社会秩序。

显而易见，前文的推想最适用于17世纪和18世纪“重商主义者”的政治“小册子”。这些小册子通常是为创立、修改或终结某种（与贸易或工业有关的）特定政策而提交给ZF的。稍间接一些看，这些推想同样适用于后来那些更全面、更深刻的思想家——从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到J.M.凯恩斯，差异很大——他们分别从鼓励、推翻、挽救资本主义的立场看待问题。（但是不管立场如何，他们总是有立场的，换言之，都是科学。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就不是这样了）

客观性与中立性

P20（客观性）声称自己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作品都必须至少符合两条从根本上定义了客观性的标准：事实标准和逻辑标准。但人们可以在严格符合这些标准的同时，满足某种思想的要求。这不取决于人们是否遵循证据和逻辑，而取决于哪些问题被提出了、哪些问题没有被提出。后者又取决于理论家的经验、兴趣、侧重点、目标、价值观念——这些都具有显著的主观性。所有这一切，给中立性蒙上了阴影。

（中立性）在社会问题前面，没有任何人是“中立”的。事实上，我们不能指望自己发现中立的人——每个人都显然是社会过程的某个特征，他人的贫富、健康或患病、无知或有学问、安全或不安全等的产物。我们肯定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关心所有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我们也许会不时地抑制这些想法，然而它们依然存在。思想家越是自觉地去关注这些问题，他们越不可能“客观”，哪怕是在这个术语最不严格的意义上说，也是如此。

简而言之，一个人对社会问题所持的立场决定了他的兴趣。如果某人是“社会科学家”，他就社会事实所提的问题——它们是什么，它们的细节，哪些是核心，哪些被当成“给定的条件”——由兴趣产生，而无论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

（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是卑鄙小人之学）：

当这种推理被用于经济思想时，结果可能会令人震惊，但不会出人意料。因此，注明主流经济学家研究/不研究什么、提/不提什么问题、考虑/不考虑经济学的哪些特征（及其与社会过程的其他部分间的重要关联），会让人心惊肉跳。关于这一点，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与19世纪晚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对照起来看，可能会给人以启迪，后者在被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颠覆之后，再次占据主导地位。

斯密和马克思都是科学家：

为了很好地回答“你想了解经济学的什么内容”这一问题，以及与此问题最相关的“要让经济学为我们的人类、社会、生态需要服务，我们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我们可以由回答备受关注的公共需求和期望入手。

在《国富论》中，斯密真诚、可敬地力图至少回答上述问题中的一部分，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也进行了探索。在此过程中，这些表面上简单的问题变得“丰富”起来，没法解释，只能顺其自然。如果斯密和马克思回答的是同样的问题，那么显然，对他们而言，“我们”和“我们的”各有所指。

在斯密看来，“我们”和“我们的”指早期工业资本家；而在马克思看来，则指工人阶级。两者都假定，对工人的剥削是资本主义的关键；但斯密的读者大部分是（或将是）剥削者，马克思的读者是被剥削者。指出这一点并非毫无意义。两者都光明正大地回答了问题，但他们是以反映出“客观性”和“中立性”间的重大差异的不同方式来回答问题的。两者都是客观的，没有超出事实和逻辑的范围，但都不中立：他们为对立的社会利益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