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 鲍莫尔的博士论文（1952）是研究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与国家理论》，中文，郭家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鲍莫尔也是成本病模型的提出者（1967），还是货币需求的鲍莫尔－托宾模型（1952）的提出者。但他最着力的研究是关于企业成长、企业家精神（创业精神）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1962年提出一种企业成长理论（AER，Vol.52，pp.1078～87），1968年讨论了经济学理论中的企业家精神（AER，Vol.58，No.2，May，pp.64～71），在1993年出版的《企业家精神、管理和报酬结构》 中，试图将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并研究了企业家要素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行为之间配置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2007年《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以及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中（中文，刘卫等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鲍莫尔等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单一形态的经济体制，而是具有多种形态，包括企业家型、大企业型、国家导向型和寡头型四种形态，不同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基于这种分类，通过探讨不同形态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比较，认为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与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两种形态的结合，是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体制组合，因为这种组合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家精神因素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作者在英文版序中指出，本书建立在两个基本命题基础上：一是资本主义是一种具有多种具体形态的经济体制，这种区别既有实证价值，也有规范意义，所以书名使用了“好的”和“坏的”这样的判断性用词。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吴敬琏在本书中文本序中指出的，本书中的“资本主义”一词并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使用，而是指一种私有产权为主体或私有产权占相当大部分的经济体制类型。二是没有那种单一形态是好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相结合的混合资本主义体制是“好的资本主义”的最佳形式。
第1章提出问题，主流经济增长理论中没有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位置。同时，给出资本主义经济中促进增长的四个条件，但这种罗列缺乏严密逻辑。第2章“经济增长为何重要”，是对增长怀疑论不同观点的回应，并提出经济增长对老龄化问题以及缓解社会紧张的意义。第3章简要综述了经济增长的已有研究，其中对经济增长经验研究的综述很不错，因为作者自己曾经研究过这一问题（1986）。第4章具体分析了四种资本主义体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同特征，并指出，对于接近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而言，保持增长持续的正确途径是采取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与企业家型资本主义的混合形式。第5章分析如何建立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混合型经济体制，四个关键性条件是，创办企业的成本低，对成功的企业家进行激励，限制企业家的非生产性行为，保证成功企业家具有继续创新的压力。这四个方面均取决于相应的恰当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第6章探讨落后国家如何向混合的资本主义体制过渡，这种分析需要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结合。第7章考察欧洲和日本大企业型资本主义体制历史经验，认为欧洲和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停滞，与这种大企业型资本主义的僵化和创新激励弱有很大关系。第8章讨论企业家型资本主义体制的维护与保持，两个关键性的措施是，为生产性企业家活动提供激励，以及抑制企业家才能向非生产性或破坏性的活动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