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周其仁：改革的逻辑 作者：田成杰

  


　

　《改革的逻辑》，周其仁/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

　　部分章节学术性太强，略过或草读！下面为该书文摘及简评（部分）。



　　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针对这些问题，目前的当权者仍然在遮掩、回避、搪塞、推诿……，好像一闭眼，所有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四天里的三把大火、还有延安城管的暴力执法……这些新闻事件还是反映出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社会机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中国是比过去富了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处可见富态，也可见病态。

　　——“富”也是一块遮羞布：这种病态的“富”，蒙蔽了不少人的理性。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的金钱数目巨大，本身就够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抢银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利用职权”能带出如此数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现行的职权利用体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生生不息，没完没了。

　　——真正的老虎，是体制本身。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众目睽睽之下，身穿国家制服，跳脚猛踩小商户的脑袋——这样的官民关系，离“官逼民反”不很远就是了。



　　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就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解放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这个充满水分的“二”，不知道蒙蔽了多少人的双眼。



　　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对很多人而言，违“法”是牛B的象征！



　　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你绝不是最高贵的，法律在你之上！”但在中国，“法”上面还有人……



　　拖延改革，不是出路。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

　　——不进步，就是退步。



　　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



　　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



　　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

　　——资本家的剥削还可能会受到监督，而“国家”剥削，不仅没有监督，你还不能有怨言，否则就会被冠以“破坏稳定”“不顾大局”“不爱国”等大帽。



　　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



　　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

　　——此言不虚！



　　政府根据发展规划，按照一定的行政审批程序，将农地征用为工业或城市用地。这里最画龙点睛的，是“征用”两个字。你道何谓“征用”？就是政府据民间财产为己用，“剥夺、充公、没收”的同义词也。

　　——给抢劫一个好听的名号。



　　（中国的）土地制度，为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农地，混合了“土地不得买卖和涨价归公”（征地制）、“国家工业化”（超低补偿）、“人民公社制”（唯有“集体”成为农民的合法代表）和“香港经验”（土地批租制），自成一家。

　　——“中国特色”，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以权力租金驱动土地流动，效果如何还需要长期追踪、观察和研究。目前我看这套土地制度，逻辑的一致性还在其次，实际效果上“两不经济”的端倪已现…简单概括，一边严重浪费城市化的机会，一边大量浪费农地。

　　——蹩脚的，不仅土地政策……但是，如果政策不留点漏洞，某些人怎么寻租呢？



　　（按目前的土地政策）下去，内地很快会出现若干个“香港”。那可是所得税率比现在香港高一倍，而地价占收入平均所得水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新香港”。这些“新香港”的经济靠什么来支撑？每周放5天假，还是天天办运动会？

　　——今天，香港的房价开始跌了，而中国大陆，诸多条件还大大落后于香港……



　　算算我们这里征地补偿金与土地市价之间的差额，可以知道“流失的土地权利租金”数目惊人。真的为农民收入问题发愁吗？那就把“征地+补偿+批租”制度废除了吧。

　　——没有这个“数目惊人”，怎能会有贪官们的“数目惊人”？



　　离开对产权的清楚界定，在当前政纪政风的条件下，少办国家工程才是上策，大办事舍安求危。

　　——“安”意味着“慢”，而“危”意味着政绩，而后果与“官”并无关系，他们会放在心上？



　　从实际情况看，国企投资常常是“更自由的”政府投资，除了免受人大审议，行为逻辑与政府投资如出一辙。

　　——如此，国企也就成了“蛀虫之家”！



　　（京津城际高铁）建设成本大幅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该铁路的通行速度从“时速 200公里及以下”，一下子提升到时速350公里。最妙不可言的是，什么时候改成350公里的，连铁路系统的专家也说“大家都不知道”！

　　——拍脑袋决策！但别处问题，一旦出了问题，也就不知道当时是谁“拍脑袋”了……



　　（政府主导）投资依据的不是市场的相对价格，不是猜测的未来需求，也不是预期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更为要害的，是这类投资的决策与其最后的结果之间，没有可靠的责任关联。

　　——上了就是政绩，至于有没有市场、有没有回报，资产增值还是烂尾…鬼才管！



　　经验表明，价格管制即使在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是错误的，因为那仅仅管住了“温度计”，却并不能管住“温度”——那要靠控制货币供应量。

　　——管住“温度计”就行，反正各级组织看的就是“温度计”，而广大贪官们又不愁物价…



　　有行政垄断因素的大国企的改革，首要的不是利润上交，不是降低高管薪水，而是开放市场准入。因为这些部门超高的利润和福利薪水等，根本上是市场开放不够之果。

　　——现在国企蛀虫们想开了，要那么高的“利润”干嘛，统统“吃掉”，并且还要亏损，要国家补贴…



　　投资与消费有矛盾，但不对立。从概念上讲，投资就是减少今天的消费，以换取明天更多的消费…投资是把时间引入的消费，所谓投资决定，就是在当下消费还是未来消费之间做抉择。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官员们为什么喜欢“大干快上”：这是今天的政绩，至于未来能否消费，与现在的官员有半分钱关系？



　　党政权力掌控投融资决策，最大的弊端是责任链条松松垮垮。往往官员人事一变化，投资责任就再也找不到主。“新官”对上新项目、借新债情有独钟，一般都不爱理旧账。

　　——正好，不了了之…



　　工业地价在行政主导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普遍扭曲，不但大量浪费土地、形成过剩产能，还把包括民企在内的很多实业组织，大批诱向“囤地寻租”。



　　越是想“靠投资拉动增长”，就越要注意消费的相应增长。这两匹“马”要互相协调，才能跑得又稳又快。

　　——一匹马要撑死，而另一匹马要饿死了！



　　裁判到底能不能进场踢球，过去似乎是清楚的，但这些年好像又不大清楚了，似乎裁判拿个哨子进场踢球，还是一道“中国模式”的风景哩。在很多情况下，又何止裁判踢球，简直是拿了根棒子在那里抢球！官与民争利，哪里还谈得到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

　　——很多政府机构还以此为荣呢…



　　政府机关不可因为强制执行力在手，就自行决定税的种类和税负的轻重。可是，我们很多税现在还是行政部门直接定，自编自导自唱。

　　——一边声称依法治国、取信于民，一边强奸民意、见利忘义…油价就是最好的例子。



　　只加税不减税怎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讲了那么多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要增加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可是加税建议很容易变成政策，减税就非常难，结果还不是与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目标越走越远？

　　——要养活那么多贪官和“贵人”，和越来越庞大的“人民公仆”队伍，不增税就不错，更别说减税了…



　　人民会觉得行政权的行使没准儿，说情况紧急可以限这个限那个的。一旦把这些没准的行为纳入预期，大家的行为和市场就可能紊乱，长期代价就大了。

　　——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合适的国家概念以人民为本位，加上领土、主权和典章制度。这样来看，民是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无民不立，民贫国必衰，民富国才强。

　　——现在的情况是：孩子比娘大，国家上面有人…



　　近年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只是名义上的相对价格，却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实际的市场相对价格。“管住”名义变量的结果，是误导产业和企业，延误经济调整的时机，到最后还是躲不开市场调整的现实。

　　——大致循环是：管制导致恶果，然后再施行新管制…



　　…皇权社会的历史传统，从来就没有公民意识，只讲什么“草民”和“臣民”，到底是纳税人养活了国家，还是“皇恩浩荡”才使老百姓有吃有穿？历来不说清楚，更从来没有正确答案。在这样的传统里，因权而贵似乎天经地义。

　　——没错，“皇帝”这么名称不见了，但皇帝却从未消失…



　　饥荒、逃港等危机逼出来的自发的体制突破，在思想解放的条件下，才转化为改革开放的探索性实践。简单讲，就是危机驱动改革。

　　——中国的王朝，不到一定程度（快要破败之时）是不会改革的，而那时，往往已失去改革的时机！



　　“因权而贵”的确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是当下中国转型里无法回避的一大问题。



　　没有非常明确和确定的规则，市场中人的努力和注意力，同样不可能集中于结果不确定的经济竞争，也就无从动员人们勇敢地面对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尽最大努力争取收益、避免灾祸。

　　——所谓“短视”，事出有因！



　　作为合法强制性的税收体制，本身又要具备程序合法的严肃性，不能成为一个过于灵活的调控开关，想拨一下就拨一下，增加各方面对未来的人为的不确定性。

　　——所谓的依法治国，一旦遇到利益，那便失去了支撑…

　　（www.earm.cn/田成杰/2016-5-14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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