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上说“养不教，父之过”；德国哲学家弗罗姆说：“父亲是孩子的导师之一，他指给孩子通向世界之路。父亲虽不能代表自然界，却代表着人类存在的另一极，那就是思想的世界、科学技术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风纪的世界、阅历和冒险的世界。”对中国男人来说，如果说还有什么困惑的话，怎么做父亲肯定是其中之一。
　　鲁迅：孩子是独立的个体
　　1919年，鲁迅先生在其名篇《我们现在如何做父亲》中提出，“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鲁迅认为，当好父母“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艰苦困难的事”。要促成子女的发展，“开宗第一，便是理解”。中国人常将孩子误认为是“缩小的成人”，一切照成人的模式行事。“其实，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就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以孩子为本位，而不是把他们硬塞在祖先或自己为他们造就的模子中。鲁迅强调“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付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父母相传对待儿女的“成法”却“谬误甚多”。
　　如鲁迅所指出，一种是锢闭，以为可以让儿女与社会隔离，以便不受影响；一种是教给他们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还有一种就是传授些周旋方法，教他们如何顺应社会，而自己又不吃亏。完全“顺应”的结果便是“违反了合理的生活，倒走了进化的路”。鲁迅认为对待子女，最重要的心态便是“解放”二字。他提出“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因为“即我”——子女是从“我”分离出来的，所以“我”应该尽教育的义务，教给他们自立的、独立生活能力；因为“非我”，子女是人类中独立的一分子，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
　　至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鲁迅特别反对流行的报恩观点。他指出“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是非常荒唐的，特别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就更其堕落。他认为两代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的不是“恩”，而是“爱”。“独有‘爱’是真的”。挚爱幼子是一切动物的天性，绝无利益之心。鲁迅说：“只要心思纯白，未尝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地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不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绝不以为将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鲁迅强调指出：“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种子”。因为“恩”或“报恩”总是离不了利害交换的考量。
　　鲁迅痛批那些自以为曾对子女好，就是对子女有恩，就可以索要报偿的人，把他们比作《世说新语》所记载的用“人乳喂猪”的王武子。鲁迅说王武子所以对猪如此之好，如此格外施恩，无非是要猪肉肥美，好献于王公贵族，为自己谋利。鲁迅的结论是：“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鲁迅认为中国历代“拼命劝孝”而孝子不多的原因，“便全在于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
　　钱基博：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紧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据说，钱钟书周岁时“抓周”，小手没有抓玩具，没有抓糖果，没有抓铜钱，而是抓起了一本书，钱基博自己喜好读书，“于车尘马足间，也总手执一卷”，因而喜出望外，取其名为“钟书”。
　　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伯父上午带他上茶馆、听说书，四处闲走，下午才授课，钟书玩得开心。1920年，伯父去世后，由钱基博直接进行教育，钱钟书慢慢开始潜心读书。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曾被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此后，他才真正奋发读书，为日后治学打下了“童子功”。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用我们今天的话，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家世》一书中，学者余世存写道。
　　梁启超：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梁漱溟：补考通知单只瞟一眼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唯人类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为生活而已，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发展焉。”在《教育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一再强调“生活本身的教育”。
　　香港著名作家梁凤仪曾这样赞美父亲，“恐惧时，父爱是一块踏脚的石；黑暗时，父爱是一盏照明的灯；枯竭时，父爱是一湾生命之水；努力时，父爱是精神上的支柱；成功时，父爱又是鼓励与警钟”。
　　21世纪的父亲
　　贝因美创始人、成功生养教体系创立者、贝因美首席亲子顾问谢宏认为，当下中国，一个父亲的角色现在正在不被重视，正在迷失。此外，父亲的职责现在反而变得越来越模糊，这需要我们去把它找回来。
　　其实，如何做父亲是需要学习的，即便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即便孩子已经长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就能够承担父亲的责任和呈现父亲与父性的意义。
　　刘仪伟就认为，老爸本身应该不是一个职位，也不是一个职称。它是任何一个男人都可以完成的一个历史使命，也是人类传承的一个必然。
　　今天到底应该如何做父亲？巨变的中国，不诚信成功者有之、投机者成功者有之、居高位而不义者有之，当我们面对一个摔倒的老人都要思考能否搀扶时，对小孩的教育就变得更加困难起来。
　　不过，这社会依然还有睿智的父亲。比如谢宏认为，父亲角色首先应该是一个良师益友，跟孩子之间，是人生的第一位导师的角色。其次，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爸爸主要是在社会化上面扮演重要角色，需要为孩子甚至为整个家庭，提供经济上物质上的支撑。是给孩子，整个成长过程中提供安全感，而这是妈妈不能提供的。
　　易宝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黄少康则认为，言传身教对父亲是最重要的角色，你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你的行动是最真实的。不要以为你在孩子面前和背后表现得他不知道，他闻都闻得到。所以这对老爸提了个很高的要求，言传身教，重在身教，不在言传(EWW150812Gs)。
　　香港理工大学池哲儒博士认为，爸爸应该是孩子的榜样、导师、朋友，不同阶段角色作用不同。他特别强调，“一个温馨的家很重要，小孩在这个家感觉安全，快乐，家要像个家的样子。”
　　诚哉斯言，作为“男人”，父亲总是要外出奋斗和“打猎”的，可能会走的很远很远。但是作为“父亲”，你必须还要记得回家的路，要想着经常回家，并克服回家途中的风雨和困难。(文/千人智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