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邵燕祥是以风华正茂的抒情诗人身份而扬名文坛的。他呼唤和歌颂光明的新诗写作，从1940年代晚期开始，在新中国初期达到创作高峰，直到上世纪80年代曾梅开二度，但诗歌创作的价值取向发生转变，明显觉醒。此后的邵燕祥又独树一帜，开始深刻反思，集中写作杂文和回忆散文。他的杂文既批判时弊，更致力于揭发、清理文化思想上积弊深重的“瞒与骗”，属于外向型的进攻；与此同时，对自己写作生涯的反思与解剖，通过痛苦的回忆，内省式的严肃清理，不惜把自己撕碎做柴草而燃起照耀后来者的火焰。因此，以他的“人生败笔系列”为代表，堪与韦君宜的《思痛录》比肩，而比巴金当年的《随想录》，开拓更远更高。

　　但是，邵燕祥作为写作者的社会角色，很长时间里，不同于作协的专业作家和批评家。他最初供职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文学编辑，反右后被下放劳动改造，再回到广播文工团做编剧。其“职务写作”，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宣传，但相对于专业的文学创作者是配角。新时期以来的思想批判，他更是自觉与主流和“中心”保持距离。虽是劣势却也是优势。但邵燕祥是个真正的写作者，纯粹要写作的人，生活和工作中视文字表达和发表文章为生命需要的人。读他关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回忆录《一个戴灰帽子的人》，从右派摘帽回京到“文革”前夕，五年左右延续着尴尬与耻辱人生，其中，他叙述自己所经历重要的人事关系与文化社会资料固然可贵，但是，我发现他在回忆里还有另外一条线索，超出了本书的时间跨度——— 他仔细叙述在写作过程中，自己因文字和文章而被居高临下的大人物所关注，有郭沫若、老舍、曹禺和臧克家、唐弢等人，还有沈从文等，此外，竟然还有后来被打成“四人帮”之一的所谓“文痞”姚文元。邵燕祥的文章和文字，被时代风云人物相继垂注并给以书面的文字批评，这一方面说明他的诗文当时就有与人不同的特色和特点；另一方面，在晚年的文化回望与批判中，细说流年叙沧桑，重新解读他人当年的批评，邵燕祥竟然流露出作为写作者的一份由衷感动。这很有意思！

　　“不问民间疾苦，一心还只想写作”；“幸存在历史的夹缝里，却常忘了自己的政治身份”；“以文字表达为生命的需要，落入文网乃是宿命”……从1959年秋天，被“特赦”而摘去“右派帽子”侥幸回京城开始，邵燕祥还是孜孜矻矻痴迷于写作。“但我斤斤计较的，却只是能不能发表作品……”。

　　当初武汉长江大桥在建设中，邵燕祥奉命前去采风，他先后以《琴》与《箫》为喻，浪漫地歌颂这宏大的建设成就。但1957年国庆节之后，“武汉长江大桥合龙，《人民日报》配合发出了郭沫若写大桥的长诗，一开头就写道：‘有个诗人把你比作洞箫，我觉得比得过于纤巧，’……之前为武汉大桥写过的那首《琴》，老舍先生也曾在一篇谈写作的文章中提到过，大意是说作为比喻不够恰切，云云。我以为，跟郭沫若对‘箫’的比喻的评点一样，都属于正常的艺术见解。且都是在反右宣布我为右派分子之前，并不是落井下石。”(第227页)邵燕祥在回忆中道出了自己也是许多写作者的创作冲动，别样的有感而发。他说：“在我不长的写诗经历中，读到好诗，往往会唤起了我的诗情表达甚至是摹仿之心，这是一种内在的驱动；还有一种情况是读到很差的作品，也能引起写作的冲动，那就是来自外因的刺激：这样的诗还拿来发表？于是想攀比，想超越，我来写一首看看！”(第205页)“不好的作品也会成为从另一边驱使我写作的动力”，邵燕祥如是说。还有，郭沫若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百花齐放》组诗，刘砚木刻配图，“我写了一首《稻花》，副标题为‘拟《百花齐放》’，暗中有点跟郭较劲的意思”。

　　1961年底，邵燕祥在《文学评论》发表《毛主席〈沁园春·长沙〉结句试解》一文，写自己读毛泽东诗词的体会，认为“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句出自古典，这个解释得到了权威臧克家的肯定。翌年6月号《上海文学》发表《小闹闹》，王若望责任编辑，却受到唐弢的尖锐批评。以苏联题材编话剧《叶尔绍夫兄弟》，其排演得到过周扬、林默涵的指示。后来搞“内部演出”，也经由夏衍同意并亲自过目定稿。“后来听说，在京的中央领导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全都到大会堂看了这个戏。不知他们有什么感想。周恩来审查通过的，大家也不会说什么了。”(第176页)

　　1963年，唐弢在《文学评论》头题发表《关于题材》，点名批评邵燕祥的《小闹闹》，比自然主义文学更自然主义，是“繁琐的家务事和卑微的儿女情相结合”。随后经人从中沟通，唐弢又感慨说：“想不到邵这样年轻”。并说自己解放前就看到报纸上邵燕祥发表的文章，还以为作者是“京派”之一员。

　　而姚文元和邵燕祥的文字缘则是这样的———“1957年初，他写了一篇谈诗歌中不良倾向的文章，在《上海文学》三月号发表，里面有一段提到我，我对他的印象自然加深了。但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恶感，不是我有‘闻过则喜’的襟怀，而是我感到他的文字仍然属于学术批评的范畴……”可人是逐渐变化的，“在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把他在反右前后写的批判文章，汇编为《文学中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一九六三年又修订为《文学思想论争集》，两次出版，我都买来学习了。未能免俗地翻到涉及我的段落，虽只是围绕《忆西湖》一首诗，却发现已经一改再改，先是把最初版本里的‘邵燕祥同志’的‘同志’二字删掉，后来就把原先曾有的一些温和语气改掉了。倒是没有往里面添新料。”就此，邵燕祥这么说：“但我始终认为姚是一个有才的人，能认真读书，勤于写作，也懂得思考，不是全无逻辑思维能力的莽汉，如果换一个处境，换一个大环境，而不是误入庙堂奉命作文，如鲁迅说的‘从指挥刀下杀出去’，那么随着社会的开放，无论做研究，做批评，都会有所成就，比掺乎政治的命运好多了。这是可惜的事。自姚而下，再没有哪个写手，能让我产生惜才之想。”(第320—321页)关于姚文元评价的这一段话，最耐人寻味。如果说追念与郭沫若、老舍和臧克家，以及唐弢等人曾经的文字缘无可厚非，但作为彻底否定、批判“文革”与反思专制的思想者，邵燕祥这里对姚文元的叹惜，则过于厚道而似乎不合时宜。看似矛盾与分裂，其实不然。分明是已经步入老年的邵燕祥作为写作和思想者的一种真实的感情。2014年第10期的那本杂志，在刊出邵燕祥《当代史语境中的“出身”话题》同时，还有当年上海写作组王知常的《我是“罗思鼎”的一员》，详细记述“文革”前的姚文元。真实的邵燕祥的观念，表达了自己对写作与文字缘的珍重———因为有风云人物的关注，即使是误读的批评，却使自己成长并最终产生影响。这是文学和文字传播作为作家心理分析的一个案例。

　　青年写诗，使邵燕祥及早成名；晚年写杂文、写散文式的文化回忆录，兼作打油诗，勇于解剖自己的同时解剖社会，用匕首和投枪进攻腐朽，从而站到了文化与人生的高点上。读过《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看邵燕祥多次当工作队员，在京郊、豫北和晋西南地区参加“四清运动”等，原本是组织派去受教育受改造的角色，却被憨厚的农民老乡一再当做上面下来的大干部。变形的滑稽与啼笑皆非的错位，弥漫着黑色幽默的情调，这样一来，不是右派分子的“灰溜溜”了，反而让我想到自己青少年时期看诸多黑白电影如《南征北战》，那些戴着灰帽子的解放军勇敢杀敌的正面形象。(何频 作家，郑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