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知识分子的不同的问题（补充稿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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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15-08-22

一、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文化渊源

   社会知识阶层与其相对应的文化有关。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政治文化始终是一条主线。要从文治武功里面的文治来说，宋朝是各个朝代中文治程度最高的。马可‘波罗到中国来是元朝初年，那个时候中国文明可以说发展到了至少是最高峰之一。历史上中国的政治文化不像古希腊的政治文化那样那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公民概念，没有个体的公民权利意识，有的是所谓民本思想。人民生活的保障不是通过伸张权利，而是通过“以民为本”的传统思想来体现。例如官员或士人的“为民请命”之类的诉求。民本思想在欧洲也不见得一点没有，但从来不是主流。中国的民本思想一般通常说始于孔孟。我们泛泛地说到孔孟都是儒家，但是孔孟差别很大。孔子的政治诉求更多的是君臣贵族之间的的礼，关于民本说得不多。其实民本思想主要发端于孟子。历史上的儒家凡是强调民本的，多引自孟子的言论。反过来，统治者，像朱元璋等，他们想要控制思想而删除经典，首先就是删除孟子的言论和主张。民本思想和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结构有关，这个政治结构就是中国有士和士大夫阶级。这个阶级在欧洲从来没有过，最多是有什么东西跟它多少有点相像而已。陈嘉映先生在其《东西文化思想源流的若干差异（中国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中说： “无论从社会身份上说，还是从思想内容上说，中国的士大夫都不大像西方的自由知识分子。他在学问上在知识亡首先有的都是政治关怀。  他们的研究思考方式始终都是高度的政治化、社会化或者是说伦理化的。” “ 对于中国读书人来说，很难设想他会去从事纯粹智性上的追求，而和政治伦理无关。  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中，如果一个读书人那么做了，大家会觉得你是太古怪了，几乎要把你当做一个异类。不管是尊德性一派还是道问学一派两派的基础都是尊德性，任何知识上的追求都是要跟齐家治国平天下连在—起，否则大家就会认为那只是低劣的知识，甚至是带有破坏性的知识。” 杨奎松先生说：“这里我要谈到一点，今天早晨读《北京青年报》，看到刘震云和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学生有一个报告，跟中文系的学生对话。他其中特别讲到鲁迅，他说他特别看中鲁迅的三个人物，一个阿Q，一个是祥林嫂，一个就是孔乙己。他把阿Q，形容成为整个国民一个父亲，通过阿Q看待中国近代国民整个的性格非常复杂，也非常可悲。祥林嫂他认为代表中国女性母亲的形象。这两个形象我看了没有太多的感触，他讲到孔乙己，他说孔乙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父亲。他接下来改孔乙己这样一个形象，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属于悲哀的，你看孔乙己就可以看出来，鲁迅描述孔乙己的最后他的腿被打折。孔乙己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甚至不能站起来看世界。以至于他最后完全趴着，最后大家读孔乙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被打断了腿，他双手爬到酒馆来喝酒。最后一次喝完酒以后就死掉了。他形容中国知识分子，你连站都站不起来，你如何看到未来，看到世界，如何知道百姓。这个实际上正好联想到这个孤寂百年，确实让我们有很深的感触。（《杨奎松：相比西方，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脱节》 http://dxw.ifeng.com/shilu/jiangtangshilu237/2.shtml）”
   总之，这个政治结构就是，中国有士和土大夫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欧洲从来没有出现过，最多有什么东西跟它有一点儿相橡。土不像贵族或草莽英雄，他们的长处是受过教育、富有理性。  他们本身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统治者的助手，帮统治者干事的。士还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后来叫做“道统”。  道统的源头是三代的治道。统治都是合乎道的，因此就是治统和道统的合一。  后来乱掉了，权力和道统分开了，皇帝是权力的源泉，而三代的完美统治方式是通过“道统”、通过士传承下来。这时候，士只有一个可能的雇主，因此丧失了独立性，似乎只能依赖于皇权，但这种道统的意识形态给了土大夫阶层某种独立意识，他们并不只是皇帝的办事员，他们有某种独立的诉求——道统。  构成道统的核心价值．就是民本。士大夫之所以要服从于皇帝，是因为需要皇帝的权力，皇帝赋予他权力才能来保证民本的实现。  所以他们劝谏皇帝，上疏、进谏，有时候是不要命的。

二、西方的公民社会和自由知识分子

    中国的政治史，跟西方最突出的不同，就是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合’为主流的比较单一的政治体，西方则是—个比较分散的政治体。  这种情况可能从周朝就开始了，已经和西方有这种差别了。总的来说欧洲是一种分的状态。  这种分就使得欧洲与中国产生了很多差异，就是这种分使得西方的城市跟中国的城市有了不同的意义。  西方的城市、比如说希腊的城邦，和周朝的城邑可能是挺接近的。  但是欧洲的城市一直就具有政治上的独立性，希腊城邦是最突出的例子，一个城邦(polis)以就是一个国家（陈嘉映认为：翻译成城邦就是想取城市国家的意思）。而中国的城市则基本上没有起过政治独立的功能。更多的是商业功能、交通功能等其他的功能。  欧洲政治文化中有一大块是关于“公民”的，公民身份、公民意识，这种东西在中国政治中是从来没有的。我们知道民主政治基本上产生在古希腊，一般古希腊人认为有三种主要的统治方法．一种是一个人的统治，就是所谓王制，一种是少数人统治，就是寡头制，还有一种是多数人的统治，就是民主。  希腊的政治哲学家当然观点各个不同，有的人喜欢王制，有的喜欢寡头制或民主制。可见，从政治文化上看，中国和西方是差异很大的。
     我们没有公民概念，对应地，中国有所谓民本思想。  人民生活的保障．木是通过伸张权利．而是通过以民为本的传统思想，例如官员和士人为民请命，诸如此类。  民本思想在欧洲不见得没有，但近代以前，一直不占主流。民本思想和中国独特的政治结构有关系。这样一个士大夫阶层，英语没有好的翻译法，我见到十多个相对通行的译法，似乎有一种稍好些，scholar off出als，大概说是学者官员的意思。这样一个皇权句秉持道统的十大夫阶层构成的统治结构是中国政治特有的（陈嘉映）。欧洲的文化人比中国的读书人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知识分子。  中世纪的文化主要由僧侣、教士传下来。  总的说来，西方的文化人或者说知识分子跟政权的联系相对松散，更多个体之间的联系，不像中国，整个士大夫阶层是作为帝国体制中一个稳定的阶层存在的，与政权有着内在的联系：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这两千年的政治史，反过来说，没有这样一个政治结构也就没有中国土大夫阶层这种特殊的群体。
我们可能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而陈嘉映则指出：“要问的不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科学，而是西方为什么发展出了近代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是常态，除了欧洲，其他文明都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只有针对例外的情况我们才能问为什么。”中国人不缺理性思维，而缺乏智性的追求，这大概与几千年来的封闭的农耕经济结构有关。有人说：“四大文明古国” 的陨落与此有关，这大概不无道理。另外不同的是，中国的佛教和诶家思想注重的是做人的理性。而牛顿、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爱迪生等都是与政权无关的知性追求者，他们无关乎政治问题而专注自然科学。同时，西方的宗教本身就包含着对自然科学的某种“教义（布鲁诺为此而殉教）”。所以从整个社会环境来讲，西方的哲学和理学以及宗教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尤其是到了近代，当西方科学技术进入巅峰时期时，我国的知识人多数还是对此持排斥的态度。例如，由梁漱涅这些人所代表的，就提出，“文化谈不上西方文化更优势．在文化上中国并不差，中国是差在器物、制度或者运气”。如果从国家层面的制度上上讲，中国的皇权政治大致上可以说，除了“炼丹术”和慈禧之类的“观赏之物”，就没有别的“谕旨”了。哪有什么科技发展的常态概念。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和文官选拔制度对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产生和孕育实际上是一种残酷的枷锁，只有极少数人（像林则徐等）意识到西方科学发展的影响。实际上，焚书坑儒不仅是历史上有，近现代史中也不乏其造孽。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想西方那样具有天然的社会地位，只不过是“需要时被拉来作为一个陪客或附庸”。牛顿是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中国只有到了辛亥革命之后，知识分子身上才有了一点亮光。    杨奎松先生讲：“知识分子要影响社会，首先要实现文字转换，要满足大众阅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所谓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差距。”纵观现实我们的旅游事业，无非就是山水美景和餐饮文化，而负有科学普及那些图书馆博物馆和科技馆似乎都不在列。相比日本的“公民馆”我们的科普事业则相去甚远。由此我想到林毅夫先生关于“创新禀赋和内生动力”的一些观点颇有见地。现代科学技术如果没有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的发散思维的“集合”，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大概就是一句空话。这方面中国似乎长期以来就是“一片荒野”。就量子力学的发展而言，西方科学家普朗克、薛定谔、泡利、海森伯等等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共同为微观物理世界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我们有什么呢？陈嘉映概括了这样一段文字似有启发：“中国文化传统不像西方传统中那样富于纯智性追求，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性精神．中国人不科学，我想说中国在“理性”这个词的一般意义上不比西方人缺少理性。  我刚才讲到中国入跟欧洲人有很多共同点，重理性就是一个突出的共同点。  要说，欧洲还有宗教，还有长期的中世纪等等，不如说中国人是更加重理性的。  中国人当然更不缺聪明和技术，在两千年中中国的技术不说比欧洲更发达，至少是不差。  但是中国人始终没有理论兴趣，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这个不但历史上这样，到今天也是这样，从阴阳五行理论到宋明新儒学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没有当过真。  我们这一两代人给世界文明增添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要问理论，我敢说的确是没有增添什么。人家有一个人类学理论、社会学理论，我们就去做田野研究，作为人家的理论的一个例证”。杨奎松指出：“国民性的批判没能超越鲁迅，知识分子与国民文化的差距，他们孤寂是必然的”。与西方自由知识分子所不同的还有一点就是像钱钟书所赞赏的“乡村老野素心人”的学问家，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无所企望。尽管是迫于无奈，总归是不利于智性的追求。尽管我们不能苛于责问，但像陈嘉映所说的： ” 比如有一个关于阿基米德的传说，讲罗马人攻占叙拉古，阿基米德正在沙盘上画一个圆，罗马土兵打进来的时候，他护住沙盘，说： “不要动我的圆！”这个故事不管是不是真的，都只有在希腊传统中才会有，在西方传统中才会有。  中国虽然也一直有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比如崔柠杀了齐王齐国的太史兄弟几位一个接一个甘愿杀头也非要写下“崔得歉庄公”这几个字。  但是只有希腊传统中的人才会为一个”圆”舍生取义，著名的例子是布鲁诺，在火刑柱上还坚持地球统着太阳旋转。  这些故事体现了西方人的纯智性无畏追求，而这种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理论能够得以发展的一个源头”。中庸之道在中国知识阶层中留下的历史印记“能说不担当”是显而易见的（笔者早先的帖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探讨过），早先决策者大谈“短平快”的时候就鲜见有哪个知名学者起来大声呵斥：“没有研究成果积累哪来的短平快！”在科学和经济发展上，这种与学者“世无争”未必是好事。    当然，杨奎松先生关于“庞大的农业人口让国民难与城市代表的现代文明结合”的看法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似乎要更复杂一些。因为至少城市里那些“相对富裕的游客”也并不更文明，因为当下中国的城市文明还是很浅薄的。。因此，从现代文明的“社会禀赋”来讲，这些问题还有待学者们探讨。（字数所限，此处不再细说，有关杨奎松先生的观点可参见附件）
   附：《杨奎松：相比西方，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脱节》一文网址：http://dxw.ifeng.com/shilu/jiangtangshilu237/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