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迟退休年龄
最近针对养老金的亏空，有人提出要用延迟退休年龄的办法来解决。那让我们先了解一
下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我国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统账结合的方式，即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共同组成我国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制度。
针对病症我们知道要先把脉，然后对症下药。那样对症下药才会收到药到病除的效果。那么亏空的原因是什么呢？亏空有多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在第三届中国劳动论坛会上透露，由于未形成养老保险转制成本支付机制，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过高，养老保险金缺口巨大。当前我国1.53亿60岁以上老年人中，享受定期待遇的老年人仅4400万人，不足三分之一，原因是养老金征收存在很大缺口。早在2006年4月，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的郑斯林就透露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数字——当年我国养老金缺口达2.5万亿元　
专家们表示，延长退休年龄将是大势所趋，其原因：一是我国养老金缺口大，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二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年人会越来越多，到时我国劳动力过剩的就业形势，很可能将转换为劳动力不足，这么多老年人不参加工作，却要正常生活，他们的养老问题将会十分棘手，因此，让一部分老年人继续工作，是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必要举措，同时也能顺利化解因老龄化加剧而导致的劳动力不足。三是我国目前养老保障制度不够健全，确实需要作出调整。但是绝不是现在就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推出，不仅要考虑时机，而且要解决好延迟退休年龄的影响，或者将这影响降低到最低水平的时候，以渐进的方式推出，比较可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时机是不是成熟以及其成熟的标志——三个重要前提的具备。

从目前中国的国情来看,提高退休年龄应该有不可缺少的三个重要前提。
　
 一是就业形势必须要有明显好转。近年来,就业不足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包括大学生在内各种层次的无数劳动力在寻找就业机会,如此背景下提高退休年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就业,使社会整体就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倒挂”之势,即老人就业比年轻人就业相对充分。从社会学角度上看,这种就业形势是有着多种弊端的,比如某些羞于“啃老”的年轻人,可能会铤而走险,社会可能会因此增加不稳定因素。

    二是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必须能够真正起到 “保险”和“保障”的作用。提高退休年龄,对于那些有业可就的人来说可能是个福音,毕竟在岗比不在岗的收入要高一些;但对那些只是“挂”在单位而实际无业可就,特别还需要自己缴纳养老保险者来说,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噩耗。因为如此一来,他们需要缴纳更长时间的费用,而所获却相应减少,一进一出之间,福利大大缩水。

    三是必须全面消除就业歧视。经济的全面市场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就业状态和观念,许多人都难以终老于一个职业,失业、更换职业的情形越来越多。那么,如果退休年龄提高,高龄就业者的公平就业权和收入权究竟如何保障?众所周知,现在许多单位招工用人,年龄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门槛,“4050”群体就业难现象,可以旁证这一问题的不可回避性。
如果不具备这三个前提,贸然讲什么提高退休年龄,是不理性的。对退休年龄问题,不能单纯地只打社保基金运转的算盘,而不计算整体的社会效益。因为,在无法有效促进经济形势改观以保证就业,无法真正保证失业者生活背景下,单纯靠延长退休年龄来解决养老基金的压力问题,实可谓弊端多多,可能的危害无以估量。
我们暂且不管延迟退休年龄后的负面影响，先让我们看一下延迟退休年龄有没有必要。“退休方案”专家组成员之一、中国社会保障战略研究核心组专家张明锁在《郑州晚报》提问时回复：“我认为养老基金是否足够，不是延迟退休年龄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结果。延迟退休年龄的根本原因还是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人一生当中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养老年限的合理调整。”
然而世界规定的退休年龄为60岁及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占77.25%，60岁以上的只占22.75%。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在全世界177个国家中，中国2005年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排名81位，刚好是中游。就是说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还没有必要推迟退休年龄。纵观世界各国，发展中国家退休年龄普遍在55-60岁。而发达国家当年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都没有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比如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还只相当于日本1960年代的水平；而日本1970年代的法定退休年龄才为55岁，1980年代提高到男性60岁，女性56岁。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延迟退休年龄的时机还未成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延迟退休年龄是趋势，然而其时机和前提现在还不具备。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延迟退休年龄后的负面影响：
1.加剧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现在大家随处可见大学生就业难的事例，而延迟退休年龄，无疑使现有的该退休的和即将要退休的占据了一些就业机会，使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减少。
又有人提出：若着眼于当前，这种反对理由无疑是充足有力的。但是，若着眼于长远，站在未来的角度来审视延迟退休年龄，则会发现这是一项未雨绸缪之举。眼下人们的就业压力确实很大，但再过10年、20年，情况又将如何？到那时，中国将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面临的主要压力将不再是就业压力，而是养老压力，面临的问题将不再是年轻人失业问题，而是年轻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独生子女们根本满足不了各个岗位的人才需求，我们不得不依赖老年人来填补人才岗位的空缺。因此，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延长更多人群的工作期限，乃大势所趋，是我们若干年后不得不做的事情。若干年后要做的事情，现在就着手准备，在此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如何完善相关机制，都能给以后的政策措施提供有益的借鉴。
对于这样的观点，在现实中城乡剩余劳动力主要问题真正消除之前，不要妄加预测，根据一些理论分析贸然处理。
 而且即便是不延迟退休年龄，现在也存在着大量的“退而不休”。实际上，在上海，有78%年龄在60至70岁之间的高技能人才“退而不休”，被单位返聘回工作岗位，他们乐意被返聘，并以被返聘为荣。这种现象，现在有，过去有，上海有，其他地方也有，法定退休年龄早已被突破。因而，延迟退休年龄对于这一部分人没有多大的的影响，而对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和高危险、高污染的行业影响很大，减少了他们的福利。
2.使企业的自主权部分地收到限制。对于那些技术不熟练或者不适合再工作的职工因为退休年龄延迟而不得退休，那么对于企业的自主选择权无疑受到了限制。
    3.延迟退休年龄弥补养老金的亏空效果不明显。减少的年轻人就业机会也会减少一部分养老金的上缴，使效果不明显。
而中国人目前的平均寿命是72岁，如果退休年龄真被延迟到65岁，你还买社保不？我想大多数人的反应是拒缴保金，在日本就有年轻人拒缴保金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退休后享受到社保的福利不大，买社保还不如把钱存起来实际。就连原首相小泉也被查出逃交保金，可见人们对退休年龄过大而带来的社会福利减少是不偏好的。那么，这样看来在延迟退休年龄后的交保金人数将会减少，如此一来社保名存实亡。对于那些发达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平均寿命较高的国家实施的60岁以后的退休年龄是可行的，而在我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4.对于大多数老百姓不利。谁提出65岁退休？肯定不是辛苦了一辈子的草根人民，而是那些享受特权，吃喝玩乐的既得利益者，65岁退休，太早了，他们还想“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呢！不知民间疾苦，只顾个人得失。在他们看来，基金缺口大，他们本身就是“受害者”，但是现在不去“抓元凶”，而是将缺口大的后果无条件地让“受害人”来承担，这道理怎么也说不过去。
然而又有人提出：我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68岁提高到目前的73岁。随着人的健康水平的提高，作为社会个体的人而言，对社会的贡献度也应相应增加，而不是一味地索取，坐等养老。延长退休年龄，的确对于养老保险基金有好处，而基金充实了，实际上的受益者还是参保人。
可是他们不知道即便养老基金充实了，没有相应有力的法律保障和监管体制，基金还会亏空（挪用保金的现象不在少数），那么谁来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呢？似乎一说解决问题就会追究到体制，难免落了俗套，甚至有回避问题之嫌。因为体制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需要一个慢慢积累演变的过程。但又不得不承认，这反过来有常常变成拖延的借口。那么到2010年或者2015年时（因计划于2010年调整女性退休年龄，2015年调整男性退休年龄），我国能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和监管体制吗？而按现在的发展趋势是很难的。
5.实施的机会成本很高。减少了社保的福利的经济效应：可支配收入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劳动供给效应和个人储蓄效应。首先，减少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的预期，必然使人们减少消费，加大储蓄。由此引起的消费萎靡不振与当前的国家要打开国内需求的大政策相悖，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福利减少自然会引起劳动供给的增加，然而由于返聘现象的存在影响不大。而如果减少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就会引起整个经济的萧条，出现29年类似的情形。
由此可见实施这样一项弊端很多的而时机并未成熟的政策是不妥的，尽管是一种趋势。延迟退休年龄在西方发达国家里是可行的，然而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家要谨慎行使。
再者，我想在退休年龄的限制上可以实行与个人所缴保金年数相挂钩。对于交了30年或莫一具体的年数以上的职工可以允许60岁退休，而那些少于30年或一具体年数的可以延迟到65岁。
   结论：延迟退休年龄是顺应老龄化的趋势，然而其前提和时机是不具备的。延迟退休年龄不是当今我们所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