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汪丁丁先生的这篇文章颇具学术前沿，行为经济学主要与皮亚杰等的心理学有关，但神经科学目前在我国经济学学科分支领域似乎还没有适当的相应划分，故在此暂以本版块转帖。由此想到，在第二次大机器革命（数字技术）的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技术关系的影响显然是存在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把握？波兰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明兹对此有如下论述：  
    “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联系起来研究。这就是说，这门科学研究生产力与技术关系对生产关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研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和技术关系的影晌。

    把技术关系同生产关系划分开来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实际上达两种关系是交错在一起的，形成了技术一经济关系。虽然如此，区分技术关系与生产关系是必要的，因为不作这种区分，政治经济学会陷于技术探讨中，这种探讨必然是肤浅的，它就不能解决它的特定任务——认识经济关系。

    应孩把技术理解为发展着的劳动工具和生产方法的总和，这些工具和方法使得人们能够影响外部的自然界来取得物质财富和服务。所以技术包括生产力的物质因素，即劳动工具和社会上积累的运用达些工具的技能”[1]。而对于技术关系则应理解为人在生产的技术过程——可以当作人为了获得物质财富和服务而有意识地影响外部自然界的过程——中的作用和参与。

    技术关系同样是在生产与分配过程中出现的，但不是人与人之同的关系，只是人与自然界、人与物之同的关系。生产关系与物相联系，并由物表现出来，但不是入与物之同的关系。恩格斯是这样解释这点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最后就来是阶级与阶极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与物结合着，作为物出现。”[2]

    人的劳动本身在生产的技术过程中表现为一个样子；在经济过程中，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又表现为另一个样子。在生产的技术过程中，是从物的(自然的，机械的)角度来看待劳动的，而在政治经济学中，则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劳动。在这里劳动总是表现为同社会分工体系的其它部分相互依从的。

    技术(它的类型、水平和发展)对于经济关系的影响特别通过社会劳动耗费的效果表现出来，在这里，应该总是在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来研究这个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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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布·明兹)中文版(内部读物)，第102页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2页。

    总之，汪丁丁先生的这篇文章基于自然科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或作为学术的创新研究，倒不失为探究的一个方向，欢迎大家发表意见。原文篇幅较大，分两次转帖如下，共赏析：

汪丁丁、贾拥民：社会偏好的神经基础及微观结构

                                          2015-09-03 15:10来源:《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作者:汪丁丁、贾拥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903128539_all.html

摘要：神经经济学研究表明，社会偏好自有其神经基础。事实上，人类的决策行为可以被看作为各种神经元网络对不同情景下接受环境信息输入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必然是一种复杂系统秩序涌现的结果。

      一、引言

　　根据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行为主体能够选择保证自己利益或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这意味着，行为主体除了拥有完全信息并具备强大的理性计算能力之外，其偏好还必须满足以下两个要求：第一，行为主体的偏好是给定的、一致的;第二，行为主体的偏好是自利的。然而，来自现实生活和行为实验的大量证据表明，这两个要求都无法满足。

　　偏好不变假设是建立在我们无法掌握人类行为背后的偏好的细节这一囿见的基础上的。例如，直到20世纪40年代，萨缪尔森还认为“效用或偏好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是观察不到的，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人们的行为”。

　　今天，我们对人脑和神经系统的研究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和技术，可以直接对思想和情感进行测度了。如果行为是意识的结果、意识是人脑的功能，我们就应该追溯偏好的神经基础及其微观结构。进而，我们还应该追溯各种亲社会行为背后的社会偏好及其微观结构。

      二、社会偏好的神经基础

　　从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角度看，偏好是人类(以及部分灵长类动物)大脑的一种功能。人类的行为倾向可以在神经元及神经元网络的层次上被编码，并在特定条件下被激活，从而使人们做出特定的行为。 偏好不是给定的，而是被决定的、有结构的。打开社会偏好的“黑箱”，是神经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涉及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偏好的神经基础是什么，即亲社会行为激活的脑区与自利行为激活的脑区有什么不同?第二，社会偏好的微观结构是什么，即社会偏好是如何被激发出来、如何“被决定的”。本节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一)公平偏好的神经基础

　　当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人们会表现出不满和怨恨。桑费是最早利用脑成像技术进行该研究的学者。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桑费等人对被试面对不公平和公平分配方案时的脑成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不公平的方案不同程度地激活了三个脑区：背外侧前额叶皮质(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前扣带回(anteriorcingulate)和脑岛皮质(insular cortex)。背外侧前额叶皮质是负责计划、协调和抑制利益冲动的脑区，脑岛是痛苦和恶心等负面情绪的体验中心，前扣带回则从其他许多脑区接受输入信息并处理这些信息之间的冲突。实验表明，被试是否接受不公平的方案，可以相当可靠地根据其脑岛激活程度来预测，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高达0.45，这意味着脑岛可能是拒斥不平等或不公平待遇的关键脑区。

　　克诺赫等人的脑成像研究进一步证明背外侧前额叶皮质的调节作用。 他们利用局部经颅磁刺激(TMS)使被试的左右背外侧前额叶皮质暂时失去活动能力，结果发现，当右背外侧前额叶皮质暂时丧失功能时，被试更愿意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更难抑制经济利益对自己的诱惑。

      　上述两项研究提示了处于劣势地位时，公平偏好的神经基础。进一步研究证明，当人们处于优势地位时，公平偏好仍相当强烈。特里科弥等人的脑成像研究给出了这方面的证据：40位互不相熟的男性被试(20对)参加了实验，被随机赋予50美元(“富人”)或0美元(“穷人”)，然后再由实验者进行“财富再分配”。每一轮再分配都是随机的，每对被试中，其中一人多得，另一人少得，数额从0到50美元不等。在每一轮实验中，他们都让被试对自己和他人的分配结果打分(-5分至+5分)，同时利用磁共振成像观察被试打分时的脑区反应。结果表明，当被试看到不公平分配现象时，大脑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和腹正中前额叶皮质(ventromedial prefrontalcortex)被激活了，不过，当“穷人”看到“富人”得到钱时上述脑区的激活程度不如自己得到钱的时候，而当“富人”看到“穷人”得到钱时上述脑区的激活程度则比自己得到钱时更加强烈;而且，被试大脑激活程度的差异比他们自己打出的分数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这个结果表明，与自己得到钱相比，“富人”更喜欢“穷人”得到钱，而这也意味着，更加公平的结果使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感到快乐。

　　(二)利他惩罚偏好的神经基础

　　利他惩罚是指人们在没有物质补偿的情况下主动对背叛者进行惩罚。德奎凡恩和费尔等人利用正电子发射成像(PET)观察被试在信任博弈中惩罚背叛者时大脑奖赏系统的神经活动，结果发现利他惩罚与大脑奖赏系统中负责强化激励的脑区有关。 大脑奖赏系统的作用是对刺激(奖赏和惩罚)的价值进行表征并形成预期，这个预期是人们做出决策的重要基础。纹状体(包括尾核)是大脑奖赏系统的核心脑区之一，腹侧纹状体参与奖赏预期的表征，而背侧纹状体(dorsal striatum)涉及行为选择的过程调节。 纹状体区域的多巴胺神经元(DopaminergicNeurons)则参与了强化和奖赏过程。

     　德奎凡恩和费尔等人在传统信任博弈中增加了惩罚环节：如果代理人B不守信用，委托人A就可以决定是否对B处以最高20个单位货币的惩罚。实验者设置了如下四种不同的惩罚情境。IC(有意且高成本)：即B有违反公平规范的主观意愿，而A的惩罚是有代价的;IF(有意但免费)：即B有违反公平规范的主观意愿，但A的惩罚是无代价的;IS(有意但象征性地)，即B有违反公平规范的主观意愿，但A的惩罚只具有象征意义，不会改变B的支付;NC(无意却有代价)：即B没有违反公平规范的主观意愿(例如，B根据骰子来决定保留或返还)，而A的惩罚是有代价的。在区分上述四种状况后，就可以通过磁共振成像观察相关条件下的大脑激活程度。

　　实验结果表明，纹状体中的尾核在IC和IF情境下的激活程度均超过了平均水平，这时被试表现出了强烈的惩罚愿望且得到了满足;而在IS和NC条件下，尾核的激活程度低于平均水平，这时被试要么没有惩罚愿望，要么惩罚愿望无法满足。尤其重要的是，尾核激活程度与愿意花费的惩罚成本呈正相关。而在IF情境中实施最大惩罚的那些被试，在IC情境中愿意花费更高的惩罚成本。

　　(三)信任行为的神经基础

　　哺乳类动物大脑天生不信任陌生的东西，因为陌生的东西往往代表着危险。人类的大脑中，也有一部分脑区(包括杏仁核)是与这种对陌生人的恐惧有关的。在一定意义上，信任他人就意味着对这种恐惧感的克服。

　　神经经济学家扎克是最早对信任的神经机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之一。扎克等人发现，人体下丘脑(hypothalamus)分泌的一种激素催产素(oxytocin，简称OT)可以提高人们的信任水平。 催产素是一种神经递质，通常在母亲分娩时分泌得最多(所以叫“催产素”);它在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特别是需要依赖他人时分泌得也较多。在扎克等人的信任博弈实验中，委托人最多可以投资10美元，然后实验组织者会将投资额放大3倍交给代理人，代理人既可以把所有得到的钱都留给自己，也可以返还部分或全部给委托人。扎克等人发现，代理人在收到委托人的“投资后”(被信任后)，血液中催产素的浓度会增高，而且收到的金额越多，增高得越明显;同时，催产素水平较高的代理人返还给委托人的钱也较多。他们同时进行的控制组实验排除了金钱本身可能带来的影响。扎克等人的这个研究表明，在获得别人的信任后，人们大脑会分泌出催产素;而且在催产素水平增高后，他们也会更加愿意回报他人。扎克等人的研究结果得到了其他研究小组的证实。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催产素是通过调节大脑奖赏系统来增进人们的信任的。一方面，催产素可以导致腹侧纹状体分泌多巴胺，使人们有更大的激励去寻求奖赏;另一方面，催产素能够降低痛苦的生理表征，帮助人们克服恐惧。

　　(四)慈善捐赠行为的神经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慈善捐赠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匿名捐赠。为什么人们愿意匿名捐赠?尤其是这种捐赠行为既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金钱回报，也无法为自己赢得好名声。神经经济学研究表明，慈善捐赠行为也与大脑奖赏系统有关。

　　默尔等人对参加独裁者博弈的被试进行了磁共振成像扫描 每位被试初始禀赋都是128美元，他们可以用这些钱匿名给一些慈善团体捐款。这些团体的宗旨各不相同，而且可能彼此冲突：有支持安乐死和堕胎的，也有反对死刑和核战争的。被试可以选择：捐款但不必自己出资;从自己的账户里出钱捐款;拒绝捐款且不必受到惩罚;拒绝捐款但要受到惩罚;直接获得回报。脑成像结果显示，直接得到金钱回报和捐赠(无论是否要自己出钱)都能激活中脑边缘纹状体奖赏系统中的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和纹状体的背部和腹部，这意味着，捐赠行为本身就带有奖赏的意味——给予是快乐的。同时，他们还发现，无论是否需要承担成本，捐赠行为都能够激活(但是直接得到金钱回报则不能激活)大脑膝下皮质区(Subgenual area)，它包括内侧最末端眶额皮质和腹侧扣带皮质，以及与之相邻的隔区(但是直接得到金钱回报则不能激活这个脑区)。腹侧被盖区是多巴胺神经元最集中的脑区，而多巴胺水平的提高可以使人精神愉悦。另外，膝下皮质区与中脑边缘系统的多巴胺能通路及5-羟色胺能通路密切相连，并能够通过下丘脑前部室旁核调节催产素的分泌，而催产素则与人们的信任行为有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