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转帖】汪丁丁的一个经济学前沿：社会偏好的神经基础及微观结构（一）

　　三、社会偏好的微观结构：神经经济学的视角

　　在神经经济学中，讨论偏好的微观结构就是要将偏好内生化，解决偏好如何产生，如何随着环境因素、情感因素、社会因素以及行为的改变而变化的问题，并揭示其神经基础。

　　(一)环境因素

　　桑费等人在利用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和囚徒困境博弈实验研究人的公平偏好时，设置了比较真实的社会交往环境，并对人与人博弈和人与计算机博弈时的脑成像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在“人与人博弈”和“人与计算机博弈”这两种情境下，被试的公平偏好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 被试的旁扣带回皮质前部(anterior paracingulate cortex)和后颞上沟(posteriorSTS)在“人与人博弈”时激活程度显著更高。这表明，被试是区别对待人类对手和计算机对手的。最后通牒博弈中，他们对人类对手提出的不公平方案更加倾向于拒绝;在囚徒困境博弈中，他们与人类对手更好倾向于合作。桑费等人还发现，一些早期研究没有报告的脑区(如颞上沟中部、海马体左部)也被激活了。这些脑区都属于“他心认知”脑区，因此它们很可能正是被试在推测他们正在交往的真实社会对象的意图时被激活的——他们会不会提出公平的方案?他们是愿意合作的还是不愿意合作的?这就表明，人的公平偏好取决于他的博弈对象是人还是物。

　　鲍姆加特纳等人在研究信任问题时发现，当把信任博弈中的代理人改为电脑之后(这意味着信任博弈变成了一个不带有社会认知因素的风险决策游戏)，让委托人吸入催产素，与恐惧的相关脑区如杏仁核、中脑区以及背侧纹状体的激活程度都没有出现下降。这个结果说明催产素的信任效应只与社会认知和社会交往因素有关。

　　(二)性别因素

　　辛格等人在一项关于同情心的研究中发现，男性与女性的同情倾向在同样情境下会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 在他们实验的第一阶段，先让被试(作为第三方)观察其他人两两配对进行最后通牒博弈，即让被试观察最后通牒博弈中哪些人(第一方和第二方)会做出“背叛”行为，从而获得某些人公平、某些人不公平的印象。然后，让被试(第三方)目睹上述第一方、第二方遭受“痛苦惩罚”的情形，同时对他们的大脑活动进行磁共振成像扫描。结果表明，当第三方是女性时，只要看到有人受苦(无论是“公平的人”还是“不公平的人)，她们的前扣带回和脑岛皮质都显著激活;当第三方是男性的时候，则只有看到“公平的人”受苦，上述脑区才激活。事实上，当男性看到“不公平的人”受苦时，上述脑区还出现了负激活，这说明他们在“幸灾乐祸”。换句话说，男性的同情心已经被正义感压抑住了。

　　(三)情感因素

　　格林尼等人采用磁共振成像对情感因素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他们设计了两个结果相同但情景不同的“道德难题”：其中一个被称为“电车困境”(trolley dilemma)，一辆电车朝5个走在轨道上的行人疾驶而去，如果拯救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扳动道岔使电车切换到另一条轨道上去，但那样就会撞死另一个行人，我们是否应该牺牲这个人的生命而拯救另外五个人的生命?另一个问题被称为“天桥困境”(footbridge dilemma)，它与“电车困境”的唯一不同是拯救这五个行人的办法是把天桥上的一个胖子推下桥去，用他的身体阻挡高速行驶的电车。同样用一个人的生命拯救五个人的生命，但被试的答案却大相径庭：对前一个问题，绝大多数被试的回答都是“应该”;而对后一个问题，绝大多数被试的回答是“不应该”。脑成像结果表明，被试面对“天桥困境”时，与道德情感相关的脑区，如额中回(medial frontal gyms)，后扣带回(posterioreingulate gyms)和双侧颞上沟(bilateral)的激活程度远远超过他们对“电车困境”进行抉择时的激活程度。而且，在为数极少的几个在“天桥困境”中给出“应该”答案的被试中，他们的思考时间都相当长。这表明，在“电车困境”中被试更倾向于功利主义立场，而在“天桥困境”中被试则更多地从动机角度来进行道德判断。

　　(四)社会因素

　　影响偏好的社会因素的范围非常广泛。在一定意义上，行为经济学中讨论的损失厌恶、后悔效应、框架效应、禀赋效应、加权效应、锚定效应、符号效应和参照点效应等等，都可以归结到偏好不一致上来，这些效应影响社会偏好的神经机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一项关于不平等厌恶的脑成像研究中，特里科弥等人将最后通牒博弈延伸到损失情境中，考察损失厌恶倾向对公平偏好的影响。 他们发现，在损失情境中，被试的损失厌恶倾向会对公平偏好起到强化的作用。脑成像结果表明，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损失情境下的分配方案诱发了更强的不公平感和负性情绪;另一方面，损失情境具有注意加工优先性，且与不公平概念有更强的内隐联系，更需要认知脑区(如背外侧前额叶)对情感的控制与调节以及奖赏脑区(如眶前额叶皮质)对经济利益与主观效用的计算。

四、结语

　　如果偏好的同质性和不变性是一个“绝对律令”，那么就无异于将人看成一个机器。我们认为，一致性公理的要求的只是“情境依赖的偏好一致性”。 偏好既包括自利的个人偏好，也包括非自利的社会偏好。打开偏好的“黑箱”，是神经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目标。本文对社会偏好神经基础和微观结构的研究的初步总结，只是这个研究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

　　偏好是神经元网络(或神经回路)编码的一种功能;人类的决策行为，则可以看作各种神经元网络对不同情境下接受环境信息输入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必然是一种复杂系统秩序涌现的结果。显然，进一步的研究必然涉及这两个问题：自利偏好和社会偏好是如何竞争、互动的?与各种偏好对应的神经机制或神经回报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在这些问题上，经济学家可能比神经科学家更有优势。（全文完）

      注：汪丁丁这个论证，据了解医学影像学人士，好像核磁共振观察到的脑成像现象还不能完全确定与所设定的这些研究对象一一对应，目前只能算是一种猜测。

尤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这个“天桥困境”(footbridge dilemma)”大脑中的反应可能也是不同的。在此特别说明，仅供参考。相关文献也可参阅《

认知科学的实验研究表明道义论哲学是错误的吗？

——评加西华•格林对康德伦理学的攻

击》

http://www.cssn.cn/ddzg/ddzg_ldjs/ddzg_wh/201310/t20131030_79577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