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辞职下海引发负面的猜测，这是因为，正在萌芽的中式政商“旋转门”，像是一个通风透气却不太透明的屏风。

9月9日，山东济宁辞职市长梅永红的去向终于尘埃落定。华大基因正式宣布，梅永红将加入华大基因，并出任深圳国家基因库负责人。消息一出，引发广泛关注。

事实上，ZF官员退休或离职后进入企业，是西方政治经济生活的常态。这些官员进入企业，常常是游说公司，领取比在ZF里任职高出许多倍的薪水。同时，一些市场人士又被ZF吸纳，成为官员。如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美国第74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他曾任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而他的继任者蒂莫西·盖特纳退休后加盟华平投资集团。政商间的这种双向流动，就是西方政治中著名的“旋转门”现象。

在中国，ZF官员与企业之间实际同样存在相互流动的“旋转门”。国企高管频频调任地方大员或部委领导，不少民企老总也商而优则仕。据媒体报道，从2000年至今23名辞职的厅级官员中，可查询到去向的有19人，其中入职民企的有11人，占总人数的61 . 9%，入职国企的3人，入职外企的2人。可见，进入企业任职成为官员、尤其是高级别官员辞职后的首选。

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才必然是流动的。“旋转门”如果能够促进了解市场、有实践经验的企业家进入ZF，促进有专业知识的高素质官员走进企业，对体制内外而言都是双赢。然而事实是，走出体制这扇门的中国官员，一直在面对两极化的评价。赞赏者称，这是个人价值实现的自由选择，背后是良性流动的人才市场和愈加开明开放的ZF；质疑者称，这是权力的“二次开发”，隐含着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巨大风险。

官员辞职下海引发负面的猜测，这是因为，正在萌芽的中式政商“旋转门”，像是一个通风透气却不太透明的屏风。门外的普通公众看不清门内的风景，少部分人却能从屏风的缝隙里与内部的人交换信息和利益。对于那些横跨门内门外的辞职官员而言，如果能够“人走茶凉”，这扇门开就开了，怕就怕人走了，茶还热着，用人情拿资源、用关系套利益。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官员不可避免地在职业生涯内累积了大量高端人际资源和社会关系，企业雇佣辞职或退休的官员，一定程度上也是看中这点。在商业社会运用人脉资源无可厚非，但是，辞职官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必须对其行为加以约束。

1978年美国出台的《ZF道德法》就规定，“ZF高级官员和国会议员去职后，一年之内不得利用其与在职官员的关系从事游说活动或利用非公开的信息谋取利益”，这是直接针对“旋转门”现象进行的约束。1989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ZF道德改革法》，细化和修订了监管措施，将监管对象范围从行政分支扩展到立法分支和司法分支，国会议员乃至其助手也被纳入到“旋转门”监管的对象中来。这些法律规定非常明确，甚至精细到规定高级别公职人员离职后的“冷冻期”内不得与任何ZF部门或机构达到一定级别的高级官员接触。

监管不仅仅针对走出“门外”的离职官员，更希望管住“门内”官员伸向企业的手。比如美国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收支情况、禁止ZF高级官员参加企业的董事会，规定官员非工资收入不得超过其工资收入的15%等。应该说美国ZF做了大量的努力，但尽管如此，仍有大批离职官员利用自己与ZF的联系来为现在所代表的团体谋取特别利益，触犯法律者也屡见不鲜。

在中国，《公务员法》也有类似的“离职回避”的规定，而且在回避时间上要求的比美国的更为严格，但法律落地的效果不容乐观。而从根本上而言，如果不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权力和资源垄断，从制度上杜绝“权力寻租”的空间，那么，附带“权力余晖”的离职官员必然如同香饽饽，成为不法企业追逐的对象，甚至成为贪腐链条上的连接点。

门开了，就不能也不该轻易关上。从个人选择而言，官员辞职无可非议。但从整个社会而言，要让这扇逐渐打开的中式政商“旋转门”不要变成利益的“传送门”，要做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