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特约作者 何海波

王名扬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重要奠基人，2008年11月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何海波】继钱端升、龚祥瑞、谢怀拭、周枏、瞿同祖等法学大师之后，王名扬教授以92岁高龄在北京安详离世。一个早年崭露头角、历经沉浮而晚年焕发光彩的“老法学精英时代”再次谢幕。但中国行政法学的“王名扬时代”并未终结，这座高峰尚无人超越。
    1916年10月28日（农历10月2日），王名扬出生在湖南省衡阳县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王三一终生从事中学数学教育。初中毕业后，王名扬以衡阳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湘南五中（衡阳师范中学）。由于家境贫寒，他需要抽出大量时间帮助家里干农活，上中学时也还需宗族补贴。中师毕业以后，他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员。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法律系，从此与法学结缘。是年抗战爆发，他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奔波于晋南前线，后随武汉大学内迁至四川乐山。1941年从武汉大学毕业，考入国立中央大学（重庆）研究生院行政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回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讲师。
    1946年，王名扬考取了最后一批国民政府公派留学生，1948年前往法国，就读于巴黎大学。在导师埃赞曼（EiSemann）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公务员的民事责任》，1953年获得博士学位。由于中法断交，王名扬在法国滞留了五年，期间在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学了三年俄语和日语。1956年，新中国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王名扬担任中国展团团长李琢之的法语翻译。此后两年担任法国《侨众报》的独任编辑，向法国华侨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王名扬回到祖国。他志愿教学，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理论教研室。但由于他是“资产阶级学者”，需要先“洗脑筋”才能上讲台。“但是我的思想改造很慢”，多年后他平静地说。他的一些讲话，例如“在总路线的鼓舞下，造成了许多人虚伪的现象，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学术研究）多快好省，要求又多又好，这两个东西不能结合”，被当成“反动言论”揭发和批判。事实上，王名扬一天也没能走上讲台，只能翻译点《南斯拉夫的经济困难》（商务印书馆1963年）和《共产主义的法律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963年，转到北京外贸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前身）教授法语。“文革”开始后，因与法国友人通信，被怀疑“里通外国”，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多年积累的书稿全被没收，付之一炬。1969年，他又与其他一些老学者一道被遣送到河南固始和息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整天种菜园、挖水渠，一去十年。
    王名扬的学术生涯是在多数人早已退休的年龄才真正开始的。1983年，王名扬得以重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行政法与外国行政法。司法部要编一套法学统编教材，其中有《行政法概要》。当时，民国时期的著作还尘封在图书馆，对于外国行政法学界更是一无所知。王名扬作为当时中国大陆惟一受过系统行政法教育的学者，因稍早参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而被人“发现”。他受命撰写“行政行为”一章。参与该书编写的应松年教授后来评价说：“现在看来，这本书的许多内容反映了我们七十年代的社会状况，已经完全过时。最有价值的是王名扬写的‘行政行为’一章，它对行政行为的定义和分类沿袭至今。”对行政行为的研究构成了中国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度建设的一个独特路径，后来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以及审议中的《行政强制法》都是循着这一路径进行的。
    王名扬堪称一座桥梁，使得国内法学界建立了与民国时期行政法学以及外国行政法学之间的联系。最终奠定王老在中国行政法学史上不朽地位的，是他先后出版的《英国行政法》（1987）、《法国行政法》（1989）和《美国行政法》（1995）。这“三部曲”以新颖、翔实的资料和清晰、准确的叙述，为我国行政法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浇灌了两代行政法学人。中国的行政法学者“应该没有未读过王名扬教授的行政法著作的”（姜明安教授语）。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中国大陆行政法学研究生必读的著作和学者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必然引述的著作。北大的苏力教授根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提供的资料，对1998-2002年期间法学著作的引用情况所做的统计表明，王名扬的《美国行政法》被引用次数在所有的法学“教科书型著作”中位居榜首，他的《法国行政法》排第四，《英国行政法》排12位。这在整个中国法学界都是一个无人可及的记录。
    在王名扬的著作中，我们很少看到“宪政”“人权”“民主”，我们看到的是“行政诉讼”“司法审查”“行政赔偿”，是“正当程序”“自然正义”“越权原则”，是“信息公开”和“阳光政府”。他甚至很少抽象地谈论“法治”，但他的著作中浸润着对法治的深切体悟，以及通过具体而微的制度建构推进法治的精诚努力。
    从学术背景来说，王名扬应当算是“留法派”了，但他从不迷信一国、也不执其一端。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中国法学界几乎全由日本学说统领，当时行政法的主要著作他都看过，但对他影响都不大。相反，陶天南、楼邦彦、张汇文这几位分别留学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学者却给了他很大影响，大大开拓了他的眼界。而他的“外国行政法三部曲”，写的正好是这三个国家。
    王名扬自己曾经总结说，他写外国行政法，总是用一手材料，不用二手材料。在写作“三部曲”过程中，除了中间曾获机会访学法国和美国，他主要依赖的还是国内现有的资料。那一段时间，不管寒暑，他总是最早一批等候在北京图书馆门口，晚上最后一批离开。
　　对物质的东西，他从不在意。自从1971年搬进经贸学院的宿舍，30多年再没离开。房子没有什么装修，家具很简陋，电视机是14寸的，只有墙角桌上放着的台式电脑还能让人感觉时间已经过了八十年代了。惟一能够显示主人身份的是书架里的书。几年前，一家出版社因为盗版王名扬的书，经他学生交涉，赔付了10万元。然而，他家里一切如旧，墙还是那石灰墙，地还是那水泥地。他爱人半是理解、半是无奈地说：“他就那样，我们也没办法。”
    王名扬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官，很少社交活动，晚年更是深居简出。他解释说：“我说话别人听不清（他说话口音很重，出奇难懂），别人说话我听不清（晚年耳朵失聪，需要借助纸笔交谈）。”王名扬自己带的学生不多，但全中国行政法学子没有不把他当自己老师的。在他90寿辰，中国政法大学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各地上百学者云集北京，校方授予他“终身成就奖”，可是活动的主角却因身体原因而缺席。这倒符合他喜欢安静、不事张扬的个性。
    王名扬早年决意学术报国却因时势跌宕而蹉跎半生。当他写完“三部曲”之一的《英国行政法》年已71岁，写完《美国行政法》则年近80岁。他曾计划再写《比较行政法》和《中国行政法》，终因力不从心而半途搁笔。《比较行政法》只写了4章，出了个残篇，《中国行政法》再也没能问世。
    在告别仪式上，一幅挽联概括了这位学术大师的一生：
    求学法国问道中业九二载，纸笔人生君不见跋山涉水，甘苦自怡未酬壮志身先逝；
    身居陋室名扬天下三四部，煌煌巨著有道是黄卷青灯，桃李如云常使后学泪满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