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机动的财政政策：投资就能刺激经济？

和古今中外的凯恩斯主义者一样，安倍也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回复景气。但一个冰冷的事实是，ZF不创造财富，而只能（以行政手段）转移财富。ZF增加的支出（消费和投资）和据说由此而创造的盘活整个经济的乘数效应，都是以挤占民间的支出和消灭由此带来的乘数效应为代价的。

而且这两种刺激经济的方式还有一个不同之处，纳税人是花自己的钱，相对谨慎，而ZF是花别人的钱，除了经济收益，ZF官员往往另有所图。其实这样的政策，安倍的极品前任早就搞过了。当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ZF就搞过公共工程大跃进，90年代实施了12次经济对策，投资总额超过100万亿日元，成为了公共投资与GDP之比最高的发达国家，但是这类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景气和经济复苏，倒是给日本带来了大量的浪费和债务（国债是延迟的税收）。

日本的公共投资的浪费现象也是触目惊心。滨田市的投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滨田本来是一个日本西南部名不见经传的偏僻渔村，人口不足7万而且严重老龄化，在所谓失去的十年里，滨田市获得了中央ZF的巨额救济款项，财大气粗的市ZF开始了他们那雄心勃勃的复兴计划，给滨田建造了一座跨海大桥、一条高速路、一所大学、一座监狱、一个儿童艺术博物馆、一个滨田太阳村运动中心、一座滑雪场和一个白头鲸鱼海洋馆，遗憾的是滨田如今仍然萎靡不振。

这些工程里面最著名的要数滨田海洋大桥，这座连接滨田和濑户岛、长达305米的宏伟大桥至今仍然异常冷清，使用者寥寥无几，而且90年代大桥未建的时候，滨田的渔业就已经呈现衰落的势头，更为尴尬的是，即使不使用大桥，人们也可以过去对面濑户岛，或许滨田大桥的主要作用真的只是用来练习蹦极。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当年还有无数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基础设施项目。

而且中央ZF的救济款项历来都是获取政治支持的一大法宝，这并不新鲜。当年手持天量联邦救助金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正是通过向选民暗示“选我我就给你送来联邦项目”而成功连任，这不但使民主党在摇摆州取得辉煌成绩，甚至赢得了一些传统上力挺共和党的州，毕竟“没有人会向圣诞老人开枪”。

这种为了政治选举需要而进行的经济许诺往往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甚至影响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这里我们不妨介绍公共选择学派的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在该模型中，公选派的经济学家们把ZF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中，从经济人行为假定出发，分析了政治家和选民的最大化行为对宏观经济学运行产生的影响：

一般而言，选民把票投给哪一个党派，取决于该党上台后执行的经济政策能否给他们带来好处，这些好处具体体现为五花八门的宏观经济目标：高就业、低通胀、低税率、高福利。显然，这些目标是互相矛盾的，在长期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在短期内，ZF却可以利用失业率和通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刺激就业和增长，并且通过制造财政赤字、“财政幻觉”和“货币幻觉”，巧妙地将其在长期中必然会产生的负效果掩盖起来，从而人为制造出经济高涨的假象。

在选举前，反对党会许下诱人的诺言，如老布什在1988年大选前那句著名的誓言：“请读我的嘴唇，不会有新的税收了。”为此，在职政治家会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以刺激产量和就业量，从而人为制造出选前经济高涨的假象。同时为了争取更多选票，他必然会迎合选民心理，许诺减税和扩大社会福利支出，由此产生了竞选后期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

待大选结束，当初埋下的隐患将会爆发：新当选或连任的政治家将面临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他们不得不采取紧缩性的政策来应对这些问题，经济衰退也在所难免（更多的关于公共选择派理论对经济萧条的解释，可参阅吴宇晖《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P266-270）。

这样的从政治选举角度对日本经济长期陷于萧条怪圈的现象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在90年代的日本，执政党在东京、近畿等人口、经济规模大的地方得票率较低，所以为了稳固北海道、东北等票仓，把更多的资金投进了这些地区。当然，这样严重错误的投资只能刺激一时，不可避免的会给长期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

3.成长战略：挑战传统促发展？

作为第三支箭的成长战略是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有：1、调降企业税；2、允许养老金增持更多股票；3、让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大军；4、减少大米的补贴，允许农地合并；……

给企业减负、减少农业补贴、减少在土地方面的管制、进一步开放农业市场这些改革确实可以释放日本的经济活力，是“安倍经济学”中为数不多的亮点，然而，这些细节上的亮点毕竟是难以影响大局，何况第三支箭中关于女性经济学的部分还存在严重的谬误。

日本女性一般婚后都很少参加工作，而是在家做全职太太。高盛预计，如果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能提高到与男性同等的水平，就相当于增加了700万就业人口，拉升GDP13%。除了计划增加儿童保育中心之外，今年8月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员工人数在301人或以上的公司须制定女性雇员和经理的占比等指标。

在这个以GDP作为主要经济绩效指标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弄清楚GDP的局限性。GDP是以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衡量的，它忽略了所有非市场形式的生产。例如，一个女性婚后成为了全职妈妈，自己在家做家务带孩子，虽然她的劳动同样是生产性的，但这部分劳动并没有贡献GDP，但如果雇佣全职保姆代替她，这个保姆的收入则会计入GDP，如果这位女性投入工作，那就又贡献了一部分GDP。或许这就是安倍注重女性劳动力的原因。但这样的GDP增长真的值得追求么？

尽管我们承认并追求男女平等，但男主外女主内的普遍分工自有其内在逻辑，根源于男女的生理差异。首先男性的体力优于女性，在机械不发达的古代不用说，在科技已经相当先进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发现，那些工作时间长、工作时间不定时、劳动强度大等等的工作还是主要由男性承担。

其次，或许是更重要的，生育的重任只能由女性承担，这一点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对女性还是雇主。一个预期自己将会结婚生子的女性往往会选择那些工作时间相对稳定（例如朝九晚五）、不太重视资历的工作，以便她们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去生养孩子照顾家庭，也使她们没那么容易失业。

这不是危言耸听，对于那些在知识更新快的高新行业（例如互联网）和经验要求比较高的岗位（例如企业管理层）工作的人来说，离职一两年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打击通常是致命的，不管这个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也正是企业管理层里女性比例比较低的重要原因，符合这些条件的女性求职者确实少，这跟性别歧视没有什么关系（虽然不能保证绝对没有），因为自由市场上认钱不认人的雇主最后一定会发现，对女性抱有偏见的唯一作用就是把优秀员工往竞争对手那边赶。

我们必须明白，女性不工作并不代表对经济毫无贡献。首先，生养孩子本身就是一项伟大工作，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次，妻子往往包揽了繁琐复杂的日常家务（这些贡献并没有计入GDP），这使得丈夫可以摆脱家务的束缚全身心投入工作，这也正是已婚男士的收入普遍比单身汉更高的原因。如果女性都像男性那样以事业为重，那么男性为家务烦心、孩子缺乏母爱、女性不生育不结婚可能就会成为普遍现象，我想这并不是老龄化和生育率低的日本社会需要的。

强行提高管理层女性比例的法案无法改变人类的生理基础，而且政策制定者可能也低估了企业家的能力。人不是橡皮泥，不是想怎么捏就能捏成什么样的。如果企业并非自然达标，提升女性雇员比例又会恶化企业经营，那么企业家可能就会调整策略规避法律，例如裁掉“多余的员工”，当然，有些经营不善的企业破产倒闭也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类法案不但难以达到目标，而且也无法起到促进经济成长的作用。

也就是说，目前日本男女工作结构的现状是传统观念驱动下的均衡状态，从短期看，传统不可能发生大的变化，而在这样背景下采取政治措施，强行打破均衡明显是不智之举。况且，面对根植于民族观念的传统，政治手段再强力，其破坏力也值得怀疑，所谓女性经济学在实践中很可能遭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而不了了之，但这之中的执行成本和带来的寻租行为却要由全民承担，从长期看又是拖慢经济发展的累赘。

4.总结和启示

最后，我们认为，整个“安倍经济学”，除了少数亮点外，仍然是凯恩斯主义扩张政策的延续，本质上和安倍的前任们所做的没有什么不同，即便能在短期内做出好看的数据，从长期看也不可能成为日本经济摆脱萎靡状况的希望。鉴于安倍晋三将成为近年来日本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日本经济将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几乎成为板上钉钉的事。

作为亚洲首屈一指、拥有高度资本主义文明的发达国家，日本确实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安倍经济学”显然不值得国人称羡。有钱人吃喝嫖赌虽然耗钱，但毕竟家底厚，一时无碍，但要是穷人误以为这是人家变富的原因也跟着学，估计会家破人亡。试想，像日本这样家底极厚的发达国家尚且在凯恩斯主义政策下陷入长期萧条，还在发展阶段的中国，如果也把凯恩斯主义理论奉若神明，其后果就很难预料了

怎么感觉你说的几条都是你国之前和现在正在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