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口出现大撤离？这条近期在网上热传的判断，最终被认定是“想多了”。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的数据，2011年至2014年上海人口一直处于递增状态，所谓“人口撤离”纯属子虚乌有。

不过，最初提出“人口大量撤离魔都”的微信文章，倒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其理由是，2014年上海居民用电量同比下降15.2%，较2011年也偏低；作者在结合其他一些城市用电数据分析后怀疑，上海出现“人口撤离”情况。

而据市统计局和市发改委发布的信息，上海居民用电量在2011年至2013年逐年上升，2014年则出现下降，同比降幅确达15.2%；与2011年相比，2014年全市用电量173.89亿千瓦时的数据也略有降低。

判断城市规模，居民用电量的确是一个有用的指标；对这类指标进行“大数据分析”，看上去也是“大数据时代”进行宏观判断的基本方式。但在用电量数据确凿的情况下，推出的结论何以显得荒谬？

很简单，是单一化的指标使用方式出了问题——用电量和人口之间并非单向因果关系，用电量变化背后可能同时有天气、价格等多重因素的作用，造成2014年数据背离，相当程度上就与当年夏天气温不高有关。另一方面，人口变动本身有一个实际的统计指标。一味抓住某一个指标，却不顾及其适用条件，这样的“大数据分析”，难免要落入逻辑的谬误。

因用电量变化推论人口撤离，虽然是民间的一个误解，但其折射的思维方式，却值得政府治理引以为鉴。“大数据”时下已然成为热词中的热词，政府治理和公共决策中，也常被要求应用“大数据思维”。这当然合乎时代大势，但“大数据”本身并不是一个随便说说的概念。

任何一个数据要产生作用，都需要特定的适用条件，并满足某种“函数关系”，更要考虑数据形成背后的复杂动因。单纯地数据来数据去，多少是误解了“大数据”的本意——只从数学上看，简单地从数据推出结论就有可能出现“算法”问题。

何况，现实中治理和决策，岂能抽象成一道数学题？

光喊着“大数据”，不算“大数据思维”；简单地搬弄数据，结果也可能啼笑皆非。更需防范的是，过度热衷于数据本身而脱离现实思考，很可能在观念上形成一种“大数据崇拜”。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这就可能演化成“指标崇拜”。

数据往往决定着指标，而对于指标的运用，则直接影响决策的制订、推行和评估。指标本身是个好东西，但被误用甚至滥用的指标，却也是不折不扣的“魔鬼”。看上去，从数据到指标、从指标到政策，构成了一个逻辑闭环，其间或也经过了严密的推理。然而，治理之难，恰恰难在现实之变数。一旦数据失灵、指标一旦失真，治理就会面临阴差阳错甚至南辕北辙的尴尬。

许多地方风行多年的“唯GDP论”，就是一种典型的“指标崇拜”。如今从中央到地方均已明确提出将打破“唯GDP论”，但要革除官员观念深处的“指标崇拜”，恐怕还需费些心思。在许多领域，指标仍是决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评估工作成效的核心指针。而这些指标，并不经常管用。

比如，谁都知道焚烧秸秆是雾霾“元凶”之一，各地就“禁烧”亦出台了政策、明确了指标，但据环保部新近通报，近两周在20个省份监测到的疑似秸秆焚烧点，比去年同期增长6.68%。指标有了、政策有了、优惠措施也有了，现实却缘何事与愿违？说到底，这些既定的指标、政策和措施，是否均经过了实践的有效性检验，又是否根据相关利益主体的不同特点和需求，有的放矢地进行了调适，或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与秸秆“禁烧”一样，时下遭遇的诸多治理问题，都不能化简成“从A到B”的简单推论。要实现精准施策、精准治理，首先还是要从线性思维中跳出来，摆脱对指标的崇拜和依赖。

再说，纸面上的指标和现实中的“感受度”，绝不是一回事。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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