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就是一部历史而已……被太多理论了，理论太多了，不是好事。

交易费用学派，就有那么多的理论派别……实际上就是理论丛林……这是自相残杀！

说明什么！就是废墟啊。解决之路，回归历史。这一点，中国人很聪明

有道理，我见过卫老师说不要去纠结定义、概念界定，没多意义

现在最为纠结的就是，经济学到底是文科，还是理科，还是：既是文科，又是理科。

实际上，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提出了这些个问题……

文科的用定义，是大概框一下。理科是钉对钉，铆对铆的！！两者严重不同

交易费用，用理科看，一定不行，所以它和新古典经济学分开了……

感谢楼主分享

谢谢一贯之支持！

至为感激……！！好再来

不错，支持！

感时花溅泪！

谢谢您！

讨论《资本论》的是非得失，应该先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的三个理论前提，一是严格分清劳动和劳动者、劳动力的区别，二是分清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区别，三是分清工资和分配方式的区别。这三组概念是马克思有别于其他经济学说的理论创新，只有对这三个问题有所认识，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


杜光：试评一篇批判《资本论》的文章

谢谢啊，

张宇：《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资本论》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在当前，认真学习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em23]辛苦了

谢谢，您远道而来……也辛苦的

马克思《资本论》是一部读和用的著作，实践性强。



《保卫资本论》电子版下载地址
http://vdisk.weibo.com/s/A26HtJ8Z13_8d
http://vdisk.weibo.com/s/t6szDPp_r_BaI/1454913153
http://vdisk.weibo.com/s/t6szDPp_r_BCB/1455198527
http://vdisk.weibo.com/s/t6szDPp_rWxcb/1455198540

废墟中的景观:新制度主义批判--《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02期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BJM201502007.htm

文章详细信息  http://hbjm.chinajournal.net.cn/ ... 007&isCnki=ck01

解释学的谬误：新制度主义批判_许光伟_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f35a ... 41.html?from=search

解释学的谬误：新制度主义批判_许光伟  http://3y.uu456.com/bp_9httg7supx555jc3wyf5_1.html

冒天启：改变研究思路，把握《资本论》精髓

——在山西《资本论》研究会上的演讲提纲

提要：

　　演讲认为：《资本论》一、二、三卷，从整体上论述了恩格斯的价值理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抽象了价格竞争，是一种分析工具；《资本论》一卷的结论不具有普遍意义；十月革命的历史资料；伯恩斯坦对恩格斯价值理论的解释；孙冶方的最小最大。演讲还认为：《资本论》从生产、流通、分配多环节论述了一种所有制的性质，不能简单的从生产资料归谁占有就去判断所有制的性质；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解释了一种社会制度为什么变革，并不能回答既定制度下如何更有效率，因此要整合所有制/产权理论。

　　关键词：

　　费用与效用的关系、最小最大、所有与占有、所有制/产权

　　在座的诸位都是长期从事《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我想借助这次《资本论》年会的平台，用《资本论》的专业语言，就《资本论》的学习与研究，交流一些心得体会。

　　在学界谈《资本论》，论翻译，不能不讲王亚南、侯外庐；论研究，不能不讲孙冶方。我国40、50年代出生的经济学工作者，其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基本上都是《资本论》。但由于各自学习、研究《资本论》的方法不同，由此不同的人也可能会对《资本论》的理解、把握以至在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解释上有比较大的差别。60代初，我进了大学的经济系开始学习经济学理论，适逢贯彻高教60条，大一，《资本论》就是我们的必修专业课。但那时，对于一个18、9岁的年轻人来说，缺乏社会阅历，虽然认认真真的读了《资本论》，记住了“劳动二重性”、“剥夺者被剥夺”等条条，但《资本论》究竟讲了些什么？特别是与社会现实相比较，总觉得不甚了了。70年代末，经历了中国社会近十年的“大动荡”，有机会在孙冶方身边工作和学习，孙冶方很重视《资本论》，但他研究《资本论》的方法却与众不同，他强调要学习《资本论》的体系，要从资本主义的个体属性中把握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特征，挖掘如何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的经济思想。以他自己对《资本论》的理解，从对个性的理解转换为对共性的把握，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论》，实际上又是人类如何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创造最大有用效果的思想库。这样，我们就可以将《资本论》转换为《价值论》，以《价值论》为红线，改造斯大林模式的传统经济学教科书。我随着他的思路重新学习了《资本论》，这一点，我曾专门写过一篇随笔：《在孙冶方身边重读<资本论>》，发表在《经济学家茶座》第22辑上。现在想起来，通过重新学习，感受最深的主要是价值和所有制理论，这对于研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许多实际问题都非常有益，这里，我想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讲讲我的体会：

　　一，我们通常都把价值理解为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但通过对《资本论》的重新学习，有了另一种理解：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劳动者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界限内还总是依附于资本。资本与劳动的有效和谐结合，构成一种费用，价值是费用与效用的关系。

　　孙冶方最有学术价值的理论是他的价值论，但他所讲的价值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商品价值，而是适用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非商品价值即产品价值。 1959年8月，他写了《论价值》一文，发表在1959年第９期《经济研究》上。在这篇文章中，孙冶方提出：对现在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必须加以改造，应该按《资本论》的顺序来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把恩格斯“价值是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理论贯串于各篇各章，并为此设计了著作的写作纲要。纲要按照《资本论》的叙述层次，以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为出发点，以价值即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渗透于各章节灵魂，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从而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我用很长时间细细品味了孙冶方的这种独特研究思路，渐渐尝出了经济学的科学味道。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孙冶方长篇大论恩格斯“价值是费用和效用的关系”的理论，强调政治经济学要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为红线，而不要将经济学政治化，这帮助我改变了学习《资本论》的方法：不要在建设时期去人为的界定《资本论》的社会属性甚至赋予它另外的政治含义，而是要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意义上，研究资本背后的价值含义。有了这样的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成了新时期的《价值论》。这样，我以一个新的视角读书，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把握了马克思《资本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即价值理论。我觉得，一个搞经济学研究的人，如若能够从社会大生产的意义上挖掘《资本论》深层的思想，不要给资本附以什么政治含义，在费用与效用的比较中去理解价值，经济学的思维都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与资本的矛盾关系的分析批判中，创建了劳动价值理论。这个理论强调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者的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建立了剩余价值论，从价值到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到利润，从利润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的分析，合乎逻辑的指出：雇佣工人即劳动者是创造价值的主体，劳动者的劳动才是价值的源泉，而资本家则作为剥削者并不参与劳动过程，而只是单纯凭借对资本的所有权，不劳而获地拥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这个经济过程中，劳动者一无所有，是纯粹的无产者；资本家不参加劳动过程，他在价值形成过程中所耗费的体力与脑力，不过要“进行剥削亲自花费必要气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里不存在价格的波动。《资本论》，特别是第一卷，通过劳动价值理论对资本如何剥削劳动，如何以最少的费用投入取得最多的剩余价值作了最充分而又生动的阐述。

但与此相同，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相并行，还有恩格斯对价值理论的阐述。1843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李嘉图与萨伊的价值论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在批判他们各自的价值论的弊端中，提出了自己的价值理论。李嘉图认为：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恩格斯批驳说：如果生产费用决定价值，那岂不是说生产水平越低、投入的生产费用越多，价值就越大吗？李嘉图回答说：无用劳动是没有结果的，也是没有效用的，因此，没有效用的劳动不会形成价值。萨伊认为：物品的价值是由效用决定的。恩格斯反驳说：如果效用决定价值，那岂不是说生活品的价值要比奢侈品的价值高吗？萨伊回答说：不，黄金的价值决不会比低于小麦的价值，因为生产黄金的费用要高，所以，效用是一种存在。恩格斯挖苦他们两人说，你们的价值理论实际上都回到了对方。因此，恩格斯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的问题，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交换的问题。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因素。”恩格斯接着还说：在未来社会中，“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１]。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恩格斯的费用对效用关系的价值理论是否一致，这在研究《资本论》中长期存在着争论，缘由是苏联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恩格斯的上述论述加了一个注，说那时的恩格斯才23岁，很不成熟，还没有脱离道德的观念，受到人道主义的束缚，他不可能给价值理论以科学的定义。这引发了我国思想界长期对恩格斯的这个观点持否定态度，从5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个争论一直存在。但如果我们系统的去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会发现马克思对恩格斯有关“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理论是十分赞赏的，1868年１月８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我采取了抽象的研究方法，直接的价值规定，在现实社会中，实际作用是很小的，甚至是找不到的。（价值）“通过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事情就始终向你在 《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的说过的那样。”[２]所谓“十分正确的说过”，就是指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说法。要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切切不要忽视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因为他告诉我们：一，《资本论》的写作采取了抽象法，他在研究价值规定时舍象了价格变动；二、舍象了价格变动而所讲的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三、通过价格变动所实现的价值，是费用与效用的比较关系。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恩格斯在1895年逝世前半年再版《反杜林论》时，将这一观点与《资本论》一、二、三卷联系起来，重申说：（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观点，“ 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方才成为可能。”[３]恩格斯在病逝前重申自己对价值概念的论述，足见这一思想的极端重要性。

　　我在这里所引述的“条条”，决不是什么片言只语，而是马克思本人对自己撰写《资本论》所遵循的方法论的解释。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价值概念中，抽象了价格、竞争、供求等因素，因此，这里的价值，是对资本剥削劳动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一种工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虽然是抽象法，但它对研究成果的表述却是穿衣法，将现实生活中各种现象一件件的加进去，因此，我们在阅读《资本论》时，一定要把握马克思在研究问题时，在什么地方抽象了现实中的什么事实！也一定要把握马克思在叙述问题时，在什么地方又加进了现实中的什么事实！正如我们在阅读《资本论》的二、三卷时，随着马克思叙述的逐步展开，资本主义的各种现象也才逐步展现，只有读完了三卷，再加上《剩余价值学说史》，我们才看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由此，我们也才能真正的懂得价值为什么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所以，恩格斯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理论，是引入了市场价格机制，以市场经济的运行实践为基础来透视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实实在在的描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经济利益。二者是完全相通的。

　　通常我们对《资本论》的把握，如果我没有判断错，基本上是停留在第一卷，甚至是前25章，以为《资本论》唯一的结论就是“剥夺者被剥夺“。那么《资本论》中的“剥夺者被剥夺”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呢？这一点马克思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

　　19世纪80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即即普列汉诺夫组织的“劳动解放社”在学习《资本论》时，联系俄国当时还普遍存在的农村公社问题及由此产生的对俄国革命进程发生了争论，小组有一位成员在1881年2月16日直接给马克思写信请教，信中还特别提到：你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历史必然性，是否适合世界各国？马克思收到信后对俄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写了四份复信的手稿，1881年3月8日复信说：我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对农民的剥夺，以及必然发生的剥夺者被剥夺“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的限于西欧各国，而并不适应于落后的东方国家”[４]。马克思在写这封信时，曾详细地研究了19世纪时期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他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土地归公社所有，但定期给公社成员之间进行耕种,这种公社所有制保持了公社的相对稳定；但另一方面房屋、农具等生活资料归公社成员所有。农民习惯劳动组合。这在西欧资本主义市场已经得到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很容易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把资本主义的先进成果运用到村社内部，通过合作的道路建立集体所有制，建立起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５].

　　就此看法，恩格斯更为明确。1894年，《恩格斯论俄国》的俄文译本在公开发行，恩格斯为这本小册子写了一篇跋，直接了当地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能不能利用“村社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说：“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同时强调：“这方面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做出榜样和积极支持。”明确的指出了落后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性，预见了像俄国这样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呼应和支持的话，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

　　

因此，《资本论》一卷的结论，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我这里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似乎不得不简单谈谈十月革命历史事件的真实性问题。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档案面向公众开放，为我们更多的了解俄罗斯有关历史事件，提供了更多鲜活的材料。过去，我们对十月革命的了解，可能主要来源于《列宁在十月》电影。据说，崔永元准备在《电影传奇》中要再一次攻打冬宫，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知道了这件事，告知他说：历史的真实不是电影里所讲的那样，不能再影响下一代了！1917年二月，各种政治力量联合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临时政府，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各派政治势力都很活跃，斗争焦点除了“和平”与“土地”外，就是要求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实行民主立宪。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并不占优势，但其所持的观点非常激进，要求快速的召开立宪会议。围绕召开立宪会议快慢问题，从二月到十月，动荡中的俄国共经历了五届不同党派构成的临时政府，时间都很短。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为了快速实现立宪，攻打了冬宫。列宁解释了采取这种办法的原因是因为临时政府不愿召开立宪会议，而这之后所建立的“工人和农民的临时政府”，宣布要通过选举实现民主立宪。1917年11月12日至15日，在布尔什维克组织下，俄国实行了选举。但选举结果却是列宁所没有料到的，布尔什维克输得很惨，只获得23.9%的选票，远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得的40%。列宁认为：民主要为政党的利益服务。因此他决定“用武力更正票箱”。1918年1月5日召开立宪会议。会前，苏维埃政府调集了忠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进入彼得格勒并宣布全城戒严。会议上，布尔什维克代表公开要求立宪会议按人民委员会要求把权力交给苏维埃，但遭到了多数代表的拒绝，结果这些代表被布尔什维克调来的军队都赶出了会场，布尔什维克宣布解散立宪会议。这以后俄国经历了残酷的内战，内战的一方说：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另一方却说：一切权力属于立宪会议。可见，1917年11月7日，列宁是使用武力加快民主的立宪选举；1918年1月5日是因选举结果而通过武力解散了立宪会议。只是在后来爆发的内战中，列宁才逐步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理论[６]。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确立了大工业。伯恩斯坦根据这种情况，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做了新解释，他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是一种思维构想，当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抽象后，劳动价值是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得到承认，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这实际上是以假说为根据的一个公式。[７]他解释说：生产费用对价值量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谁也不会把起码说还不能补偿生产费用本身的商品继续往市场上送，而对于超过生产费用出售的商品，不久就会出现竞争，把价格压低。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需要的分析。需要，自然要与总起来构成市场的各个阶级的购买力有关，也就是说，效用、需要，是通过有效购买力实现的。因此，应该寻求劳动与资本结合的最有效的形式。伯恩斯坦在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下做出这样的解释，并没有违背马克思阐述价值概念的方法论，也符合恩格斯的有关价值是费用与效用的关系理论的原意。当然，他对恩格斯有关和平进入社会主义与暴力革命的关系的理论解释并不完全符合恩格斯的完整思想体系。
　　中国的革命是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才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也才由此站了起来。因此，中国革命与俄罗斯十月革命的历史真相完全不同。但在20世纪中期后的经济建设中，主流的经济思想强调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强调要对资本主义改造，强调要限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强调经济工作要算政治账，而不算经济账。虽然孙冶方也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但他从社会化大生产意义上，以一个非商品的视觉，把恩格斯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理论，运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以中国化了的经济学语言对上述经济建设的指导导思想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展现了生产费用对效用的[８]关系的理论的生命力。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讲：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人类生活的好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效率的高低,要以更少的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产品；或者说，要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回答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生产了多少产品，这是劳动生产率问题；回答单位产品中包含有多少劳动时间，这是价值问题，是用最小的劳动耗费如何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最小最大，实际上是一个把个别的、局部的劳动还原为大多数的、社会平均劳动耗费的经济运行过程。经济学要研究并解决存在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中的产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生产产品的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效率与价值，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效率即价值，价值即效率。最小最大即效率，是经济学研究的灵魂；最小最大即价值，是经济学著作的红线。以提高效率倡导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展现了孙冶方在那个时代的创新精神与革命战斗性。
　　《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论述的许多问题，比如：消费资料、生产资料的流通以及储备、银行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等，只要剔除资本主义的特殊属性，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定，生产过程中对费用与效用的比较即“最小最大”，与流通中加速资金周转，以最少的垫支资金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等量资金的周转速度不同,获得的有用效果也是不等的。斯大林的教科书中把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看作是一个大工厂，把工厂之间的社会分工同工厂内部技术分工等同化，在理论上混淆“交换”与“分配”，把“配给”当作分配并且代替了“交换”，从而取消了流通，物资部之所以在计划经济体中有很大的权力，其理论基础就在于以配给代替了交换。我们也看到，当今市场经济中瞬息万变的各种形式，已远远超出了马克思那是所面临的商品流通，但在社会大生产的意义上，把握《资本论》深层的价值理论及其相关的价值流通，使我们在当今吸收各种流派的市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时，会更具理论的判断性。
　　从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理论出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露的资本家以最少的生产资料投入获取最大限度剩余价值的各种途径，都可以还原为人类如何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有用效果的秘诀。前几年，高层曾提出要深化发展劳动价值理论，本意可能是要合乎经济学理论去处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但却绕开恩格斯的价值理论，以为发现了劳动的外延、强调了管理者的功能，提高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坦率讲，这真是一个莫须有的经济学命题，因为那些所谓创建“社会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理由，翻开《资本论》二、三卷特别是《剩余价值学说史》，几乎篇篇都是。
　　二、我们通常都把“占有”看作是所有制的核心，但通过对《资本论》的重新学习，还会有另一种理解：所有制的性质存在于生产、流通、交换等环节中，而不能单单从占有关系上去判断所有制的性质，只有具有法律依据的“占有”，才是所有制意义上的“占有”即“所有”。
　　70年代末，孙冶方从牢狱中出来后的第一件理论斗争就是清算斯大林的所有制理论。对所有制范畴的研究，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翻开《资本论》，在这部宏伟的著作中却没有独立的篇章去专门说明所有制范畴。然而，我们谁都不会理解错，马克思的《资本论》通篇都是在论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在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的研究中，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有了透彻地了解。孙冶方的这一思路，在对斯大林的有关所有制理论的批判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我们都知道，斯大林将《资本论》中有关“剥夺者被剥夺”的结论，引申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对如何研究所有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经济关系）“包括：（１）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９]他在这里将所有制理论归结为“所有”，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中独立的一项，即在财产归属的意义上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将所有制作为一个独立于经济关系之外的问题进行研究。斯大林的这种研究方法影响很大，在一个时期是主流观点，许多教科书大都因循这种看法，开卷第一篇就是讲如何以革命的手段，实现了对剥夺者的剥夺，接着是讲如何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种所有制理论，突出了国家通过“革命”而实现了对生产资料的归属，即（国家）“占有”问题。孙冶方在1979年第8期《经济研究》发表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与斯大林针锋相对，他指出：不能在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即生产、交换、分配之外去独立研究所有制，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就是所有制形式或财产形式的全部经济内容。孙冶方透过《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指出：研究所有制，必须从生产、交换、分配的各个环节来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文字的标榜上，比如说生产资料的所有或占有形式来判断社会性质，实现了国家“占有”，未必就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孙冶方指出：叫嚷穷过渡，要不断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但联系生产、交换和分配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就可以看出其假社会主义，真封建主义的本质，“他们反对商品、货币关系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为的是要建立他们的封建特权，使劳动者处在一种对它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上。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公有制”的经济中擢取“公款”和“公物“，比在资本家在自己开设的商号里支取款项还随便。”这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质上是一种挂着社会主义公有制招牌的封建主义的特权所有制”。[１０]时至今日，还没有那篇文章能以如此辛辣的笔调去揭露那些假公有制之名而行封建特权所有制实质的各种行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所有制，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形式出现的。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到底是什么？还处在艰难的探索中，诸如“社会所有制”、“公众所有制”等，还都仅仅是一种思想或理论。但我想，我们在探索这一问题时，除了还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外，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２４章中的一段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１１]这是学习《资本论》时都很熟悉的一段论述，而且还常常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放在了“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实际上这段论述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协作和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上面所说的“社会所有制”，还有“公众所有制”，以及流行的说法：公有制，这都需要“在协作和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甚至还可以说必须“在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马克思所说：“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１２]这种所谓的新形式，就是恩格斯晚年所一再强调股份制经济。
　　股份制经济作为一种财产的组织形式, 它能够使垄断财产分散化, 同时又使个人财产社会化。恩格思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时对股份制经济做了大量的论述，他也曾把“劳动者个人所有制”解释为对生活资料的占有, 这个解释是完全合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因为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分析的基础上, 未来社会将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一个没有商品关系的社会，人们所具有的当然仅仅是生活资料。但是，换一个社会背景，如果那里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着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生活资料向生产资料的转化就是一件很容易的经济过程。我们都看到，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某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界线是很难划分得清楚的, 一栋房屋, 可以作公司办公用地, 也可以作生活住宅; 一笔资金, 可以购买各种生活用品, 也可以进行投资, 成为可以增值的生产资料即资本。节余的生活资料更可以以货币形式来进行投资,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活动。劳动者一旦将自己的生活资料以价值的形态投入生产过程, 那他不但是劳动者, 同时也就以股东的身份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们和公司的管理者在协作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实实在在的在“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因此，拘泥于恩格斯的那种解释，就会陷入空泛的理解。但如果将恩格斯“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直接解释为私有制，那也是不够严肃的。在市场化改革起步时邓小平曾经主张，让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但那时，他似乎就没有预见到生活资料向生产资料的转化，没有预见到劳动致富后的剩余资金一旦转化为资本，资本致富的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会快速扩大。劳动致富与资本发家，原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思维方法。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生产资料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由于生产资料本身就是劳动的产物，是劳动的产品，也是商品，所有者本身客观上就存在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且是一种排他的私有权。具有了一定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并不等于他同时就会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他的劳动力只能与别人拥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开始劳动生产过程。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具有了生产资料却劳动力不足，同样也不能开始劳动生产过程。劳动力是商品，但生产资料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人们对其所有权的要求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作为资产要素所有者即资本所有者并非多余。
　　所有制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不是说不需要对它进行独立的研究，事实上，经典作家对所有制范畴也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从而阐述了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对生产资料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在１８４３年研究古罗马私有产权是说过：“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任意使用和支配的权利，是随心所欲地处理什物的权利。…….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１３] 就我所读到的文献资料，这一段论述也许是马克思最早对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之间的经济关系的精彩论述，其最重要的思想是：只有有了真正的法律规定，这才使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具有了合法占有的性质。没有法律依据的占有，实际上就是一种剥夺。最近几年，学术界逐渐有了研究宪政经济的文献，有的文献在考察了古罗马的先占论、洛克的劳动财产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黑格尔的个体自由意志论，还有布坎南的现代契约主义的一些思想，引伸出了宪法和财产的关系。作为学术研究，无疑应该掌握方方面面的资料和思想，但是在我看来，有关文献提供的思想资料，远不如马克思１８４３年就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中的“所有”、“占有”的表述深刻。研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或者说“所有”，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特定社会的法律规定即宪政、法律问题。
　　我注意到，在马克思的文献中，涉及所有制范畴时，他们对“所有”和“占有”概念的使用，有时也的确是通用的。除上述那段论述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讲过同样的话：“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制（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语反复。” 但是当我们对所有制主体的内部结构以及其不同职能进行分析时，一定要严格区分“所有”和“占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所有”，是指对生产资料的一种排他性的归属关系，具有任意的处置权，这种职能体现了特定社会的法律关系；“占有”，尽管对生产资料具有支配、使用的权利，但却不具有任意的处置权。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种在概念理解上的严格区分，无论是对总结我们的历史教训还是推动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
　　

严格把握马克思有关所有制理论以及所有制概念的基本理论，第一，我们从现实中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各个环节的系统研究中，能够真正理解所有制结构变化即现存不同所有制的性质，从根本上回答了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怎样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什么应该由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去取代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只有从宪政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学中的“所有”与“占有”的不同含义，只有使生产资料的“占有”具有了合法的宪政法律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公民对财产的所有权，才能真正维护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在动力。
　　在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仅就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已不能完全说明经济运行中的某些新问题。因为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主要研究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变迁的历史趋势，或者说是研究人类社会制度变革的规律。这一点就连现代产权理论的创始人诺斯也承认：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但是如何让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更有效率，这就需要大胆吸收现代产权理论中的科学成分，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所有制／产权理论，强化对所有权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利益实现的研究。现代产权理论就是在既定的社会制度下，基于如何提高效率而研究社会经济组织的契约结构，包括在交易成本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和各种组织。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回答人类社会经济经济制度为什么会发生变革？现代产权理论回答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内部如何变的更加协调和有效率。当前我们都在讲“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的命题，其理论背景就是在产权作为财产所有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提出的，是讲不同所有制之间要界定生产资料所有的性质，维护所有者权益；而有关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命题，则是把产权作为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契约关系来理解而提出的，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界定市场交易中的各种权利。
　　价值理论和所有制理论，是理论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就价值理论说，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者的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这是一条正确的原理，但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劳动者如果没有生产资料来装备，就不能形成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劳动者在维持劳动力在生产的界限内也就不得不依附于资本；同样生产资料如果没有劳动者运用，也不能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只有劳动与资本协调结合在一起作为费用投入生产劳动过程，才能完成对剩余价值的创造，而且，这还要和效用比较，产品卖不出去，剩余价值就无从谈起；就所有制理论来说，作为静态的概念，必须严格区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所有”的区别，只有依法律为依据的占有，才会形成对生产资料的真正“所有”；仅仅讲占有、讲归属，很难消除超经济的暴力剥夺；作为动态的概念，要讲清楚一种所有制形式，必须联系特定的生产、交换、分配所有环节，而不能脱离他们去独立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生产关系的全部内容才是某种所有制形式的全部经济内容。我们不能单凭谁占有了生产资料，就去判断所有制的性质。
　　我们通常都讲：《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其实，在更深的意义上，《资本论》是如何实现“最小最大”的思想库。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如何实现“最小最大”的思想越来越丰富，但在众多的经济学家中，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凯恩斯齐名，为世界学界所认可。
　　
　　2007年12月8日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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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第596－625页。
　　[２]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0页。
　　[３] 详见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35页的一个小小的注。
　　[４]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版）第19卷 第268－269页.
　　[５]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初稿、二稿、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版）第19卷 第430－452页 .
　　[６] 详见金雁：《十月革命的真相》 www.tecn.cn；《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17日;
　　[７]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
　　[９]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社1961版，第58页。
　　[１０] 孙冶方：《作为政治经学对象的生产关系》，载《孙冶方选集》第610－611页，1984年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
　　[１１] 《资本论》第１卷，第832页。
　　[１２] 《资本论》第1卷，第830～831页。
　　[１３]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３８２页。

张一兵：《资本论》：一种历史现象学的成熟表述

我已经说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基础上建立的历史现象学，而后来的《资本论》则是他系统理论表述的“逻辑学”。（参见拙文：《马克思哲学理论发展的三个制高点》，《哲学动态》1997年第6期）但仔细去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全面说明和表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他在哲学意义上建构的历史现象学批判也有了进一步更加成熟的表述。与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那种艰难的理论逻辑建构不同，这是将科学的理论思路有条理地呈现出来的过程。在此，我们简要地概述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历史现象学精彩的分析。

　　 一、倒立跳舞的桌子与商品拜物教

　　 马克思对历史现象学的表述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1 —4章中。我注意到， 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是与他对资本主义三大拜物教的证伪分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意味着，马克思是将这三大拜物教所顶礼膜拜的三层物相，直接作为他历史现象学逐层穿透和剥离的假象视域。这实际上与他科学的经济学分析是并行的。在这里的讨论中，我们不打算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思路展开，即不是以文本学的模式逐一提出和解决问题，而是以最清楚和概要的线索提要马克思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学批判。

　　 我已经讨论过马克思的三大拜物教理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此我只是再从历史认识论的视域中强调一下马克思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使用的拜物教与原始拜物教的区别。在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和图腾意识中，那真是外部自然客观物或神秘力量之崇拜，而在马克思这里，则主要指认一种人们无意识发生的对社会存在物（关系）的崇拜，并且是颠倒了的物相（假象关系）。相比之下，这种社会经济拜物教是更加复杂的。它的中心偶像是一种非物形非人形的东西，甚至人还不知道崇拜的实质上是什么。崇神时，知道它是一个超人超自然的东西，商品、货币与资本除去它们的一般物质承担体，其本质甚至是想象不到的。颠倒的假象视域是经济拜物教的重要层面。

　　 首先是商品拜物教的假象视域。马克思的分析是从我们的感官可以直接达及的经验层面开始的。他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般地面对任何一个物品，都不会有什么不能认知的神秘感。如一张桌子，木制有形，可站立并能放置物品。此时，桌子并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自然唯物主义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正确前提都基于这个直观的真实性。当然我们这里会承认桌子已经是人类劳动的制品，在使用中，它实现着一种物对人的需要的社会生存的功用性。可就是在效用这一层面，也不会出现什么神秘感。但是，同样是这张桌子，它“一旦当作商品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可以感觉而又超于感觉的东西。它不仅用脚直立在地上，而且在它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并从它的木脑袋里，展开比桌子自动跳舞还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7页）这是说， 一张桌子在过去的社会中，通过劳动制作它是为了放置物品。生产是为了使用。而在商品经济中，产品作为商品（用于商业交换的物品）被生产出来，首先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交换并通过交换实现桌子所代表的价值。这种桌子的价值属性不是它物的属性，也不是它自身的效用功能，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桌子的这种属性是以物的形式颠倒地表现这一社会中无法直接呈现的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这是桌子在自身处于使用功效的价值关系外，另一种用于在交换中实现自己包含的劳动的社会性价值关系。

　　 马克思说，这“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可感觉的形式。必须补充说，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个外界对象射到另一个外界对象即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物理关系。但是，价值形式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们只有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才能找到这个现象的一个比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这可以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有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这种生产方式分不开的”。（《资本论》第1卷（法文修订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物相。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物相的颠倒呢？

　　 面对商品，一般我们都能注意到它同时具有用于直接使用的价值和用于在市场中交换的价值。“我们按照普通的说法，曾经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准确地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交换价值只是价值在市场交换中的表现形式，它通常是以价格实现出来（马克思这里的“曾经说”，是指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还没有严格区分出这二者）。相对于价值，“交换价值总只能是某种包含在其中但还是能够和它相区别的东西的表现方式，‘现象形态’”。（《资本论》第1卷，第7页）所以，“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品和‘价值’。但是，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种特别的、和它的自然形态不同的现象形态，交换价值的形态，它就会表现为这样一个二重物。在孤立的考察下，它是没有这个形态的，要有这种形态，它就必须和第二种不同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同上，第34页）“当作使用价值，各种商品首先是异质的；当作交换价值，它们却只能是异量的，所以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原子”。（同上，第8页）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所讲的这些商品的属性和表现形态本身，都不是我们通过感官直接能够把握的东西，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指认的非直观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商品的价值纯然是这些物品的‘社会存在’，所以它也只能通过商品的全面社会关系来表现”。（同上，第41页）

　　 马克思分析道：“在一切社会形态内，劳动产品都是使用品，只有在一个历史规定的历史时期，才把一个有用物品生产上支出的劳动，表现为它的‘对象性’属性，那就是表现为它的价值，并且把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同上，第35页）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由于广泛的社会分工和劳动分工，个人成为孤立的个体，他们的片面的劳动活动根本不能独立存在，他们的劳动产品无法直接实现出来，只能通过市场交换的中介，劳动才能与生产结合，劳动产品才能得以实现。这样，交换才成为生产的目的。在这之前的手稿中马克思曾经说到，对于社会的人“只要说他生产商品，那就是说，他的劳动具有片面性，他不是直接生产他的生活资料，而只是通过把自己的劳动和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相交换来获得这些生活资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页）在这种社会中， “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原子一样的行为，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物质形式，那种不受他们统制，并且和他们个人意识行为相独立，不以它为转移的物质形式，首先是由他们的劳动产品一般采取商品形态这一件事而显现出来”。（《资本论》第1卷，第71页）也只是在这里， 才必然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即“一切劳动，一方面都是人类劳动力生理学意义上的支出。并且，当作等一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又都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支出。并且，当作具体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同上，第18页）这是历史形成的劳动的二重属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一般社会劳动和特殊的个人劳动）在不同层面所形成的两种价值关系。

　　 可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商品的神秘性是从何而来的？马克思说，“人们把他们的劳动产品看做价值，使它们互相发生关系，不是因为这些物品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同种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好相反，人们是在他们交换中把不同种劳动看做价值，使它们互相均等的时候，把他们的不同劳动当作人类劳动，使它们均等起来的。他们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着。价值没有在额门上写明它是什么。宁可说它把每一个劳动产品转化成了一个社会的秘密象形文字”。（同上，第50页）而当这种社会关系属性通过物实现出来的时候，它就成为“劳动社会性质的物质假象”。这是神秘性的发生。

　　 马克思指出：“商品形态所以是神秘的，不过因为这个形态在人们眼中，把他们自己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当作劳动产品自身的物质性质，当作这种物品的社会的自然属性来反映，从而，也把生产者对社会生产的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当作一种不是存在于生产者之间而是存在于客观界各种物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反映”。（同上，第48页）在不久前写下的手稿中，马克思曾经说，“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的世界里，而他们本身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物的属性，是生产的物质要素的属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1页）这就是一种极大的神秘倒错， 即由于无法透视颠倒了的物化社会关系，将这一关系产生的非实体社会存在错认成物品本身的属性。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真实发生。而“我们只要逃到别的生产形态中去，商品世界的一切神秘，在商品生产基础上包围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都立刻消灭了”。（《资本论》，第52页）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封建社会中，“无论我们怎样判断封建社会内人们互相对待的装扮，人与人在劳动上缔结的社会关系，总是表现为他们自己的人的关系，而不会假装为物与物、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间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1卷，第53页）很显然， 这里马克思对拜物教的分析不是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应该”，而是现实历史发展中的“先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直接形式）与“后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的经济关系）的关系。

　　 二、一般社会财富与货币拜物教

　　 如果说，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是他历史现象学批判所剥离的第一个现象层面。这种物相式的颠倒对人的迷惑还不是拜物教的深度模式。这也就是说，“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还只是第一现象层级的。“商品形式作为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和最不发达的形式（所以它在早期的生产阶段上就出现了，虽然它不是统治的、从而是典型的形式），还比较容易看得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9页）那么货币拜物教，则是他对资本主义复杂的物化和颠倒的社会关系结构第二层级的揭露。

　　 我们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金钱世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中，前面讲的商品交换和价值的实现都是以兑换为货币为终点的。所以在这种社会生活里，“所有的东西，无论是不是商品，都要转化为货币。一切东西都成为可以买卖的。流通变成了社会的大蒸馏器。一切物都被抛到里面去，以便当作货币结晶再从那里出来。连圣骨也抵抗不了这个炼金术；人们商业范围以外的更为微弱的圣物，就更是抵抗不了”。（《资本论》第1卷，第113—114 页）货币是资本主义社会唯一通向社会实现的道路，由此，金钱成为人们拼命追求的东西是必然的，货币成为神也是自然的。

　　 面对这种现象迷误，马克思说，“我们现在要做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未尝试过的工作，那就是指出这个货币形态的发生过程，研究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最不引人注意的形式，发展到迷人视觉的货币形态”。（同上，第20页）因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还是通过与另一种物品的交换关系表现出来的，这还有可能让人想到其中隐匿着某种社会关系。而在货币形式上，连社会关系的这点痕迹都消失了。依马克思的分析，在货币上拜物教的性质更加深了。

　　 我们知道，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历史地形成的。开始是物物交换，随着商品交换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人们需要一种交换中介作为交换尺度的等价物，这个“等价物就是人类劳动”——交换中必然出现的劳动（价值）关系。开始，价值关系的抽象是通过具体物品代表的特殊等价物，在交换的历史发展中，特殊的等价物发展为一般等价物，这个一般等价物往往通过一些特殊的物品来表现，在这个一般等价物身上，物品的价值“现在成了一切人类劳动的可见的体化物、一般的社会蛹化物”。（同上，第41页）最终，出现了代表一般社会财富的货币。“像商品的一切性质上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一样，货币从它那方面说，也和一个彻底的平均主义者一样，会把一切差别消灭。不过货币本身也是一种商品，一种可以为任何一个人私有的外界物。社会的权力因此就变成了私人的私有权力”。（同上，第113—114页）好了，看不见的交换关系，现在有了自己感性的物质呈现体。货币消灭了真实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差别，遮蔽了现象背后的一切。社会关系的神秘性现在干脆成了无解之迷。

　　 马克思认为，正是在货币这个等价形态上，实际上发生了商品经济现象的三重颠倒：1.“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反对物价值的现象形态”。本来，“使用价值”（物品的效用）是任何产品本然规定性，可是在不断发展的交换过程中，充当物与物交换中介物的价值反倒成为人们首先追逐的主体，因为有了它——货币就可以占有一切，这样，“使用价值”反而成了货币实现出来的表象。货币使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了。2.“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反对物抽象人类劳动的现象形态”。本来，具体劳动是真实改变物质对象的活动，抽象劳动不过是具体劳动的一种一般等值规定，可是现在货币这种抽象劳动的代表却成了一切具体劳动的统治者。3.“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反对物的现象形态，即直接社会形态上的劳动”。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成为直接对抗的矛盾。这三重颠倒就直接导致货币的障眼法，原来是奴仆的中介性变成了万物之神。

　　 马克思说，“当一般等价形式专门同一种特殊商品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确立起来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互相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起中介作用的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它们自己的价值表现并固定在一个与它们并存、在它们之外的商品体中。这些简单的物，即银和金，一从地下出来，就立即表现为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资本论》第1卷（法文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因此马克思说：“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不过它已经变得显著，迷惑着人们的眼睛”。（《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1页）并且，这个被物化和颠倒了的“价值表现的秘密——一切劳动都相等的，性质相等的，因为一切劳动广泛地说都是人类劳动，并以此为限，——要到人类平等的概念已经取得民众信仰的固定性时，方才能得到解决。（同上，第33页）

　　

　　 三、能生钱的钱与资本拜物教

　　 在前面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初步了解到社会经济生活中这种拜物教的发生和基本存在状况。这也是我们在现实中能够直接碰到的现象。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中，还有一种绝大多数人根本无法直接面对的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也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主要透视的社会本质关系。马克思后来说，拜物教的“这种神秘的性质，把各种有财富生产上的各种物质要素作为担负物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品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还更加显著地把生产关系本身也转化为一个物品（货币）。一切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态，都不免有这种颠倒。但是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的范畴，它的决定的生产关系），这个荒唐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资本论》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71页）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是交换和商品流通的产物，马克思说，货币“正是资本的最初现象形态”。（同上，第133页）从历史上看， 资本总是出现在货币的形态上，它作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土地所有权对立。可是，说货币是资本的现象，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包括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却又是一个常见到的现象。因为第一个新的资本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来到市场中的。产业资本家来到劳动力市场，商业资本家来到商品市场，以及金融资本家来到货币市场，手上拿着的一定是钱。正是这个钱，经过一定的过程，就变成了资本。

　　 马克思让我们注意在市场经济中的两个不同的流通过程：一是为买而卖的商品——货币——商品（W—G—W）； 另一个是为卖而买的货币—商品—货币（G—W—G）。马克思分析说， 前一个过程中的货币是“当作货币的货币”，而后一个过程中的货币则是“当作资本的货币”。在前一个过程中，货币真的是付出了，而后一个过程里，人们让“货币走开，只是因为他怀着狡猾的意图，要把它再取回。所以，货币只是被垫付”。（同上，第135—136页）前一个过程中，使用价值是目的，而后一个过程，为的却是交换价值。更重要的是，在前一个过程中，交换中商品与商品是等值的，而在后一个过程的结束时，“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会比原来投入的货币更多”。G—W—G成了G—W—G。正是这个G的“多”，这个能生出钱来的钱，使货币成为资本。也因此， 马克思把这个G—W—G称之为“流通领域里出现的资本的总公式”。（同上，第144页）这个公式再简化一下， 就出现了“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即“G—G”。这也就是生息资本。马克思曾说，生息资本是“纯粹的拜物教形式”，在这里，“物神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因为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拜物教，即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就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根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系”。（《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503页）马克思说，作为生息资本的资本已经达到了“充分的物化、颠倒和疯狂”。（同上，第505 页）正是这种特殊的“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有感觉意识的担负者，变成了资本家”。并且，也“只有在抽象财富愈益增加的占有，成为他操作的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来发生作用”。（《资本论》第1卷，第140页）我们已经指出过，使用价值不是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个别的利润，而是牟利行为和无休止的运动”。（同上，第141 页）资本家实际上不是作为真实存在的主体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资本的追逐利润而活跃着。与此相对，工人倒成了无生命的劳动力工具。这就如伊格尔顿所说，“资本家和资本都是死亡了的生命形象，一方面有生命却麻木不仁，另一方面，没有生命的东西却活跃着”。（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第19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马克思引导我们进一步分析，从现在能直接看到的表面现象来看，流通过程是以平等的交换实现的。可是，“如果是等价物相互交换，那不会有剩余价值发生”，流通中“价值没有增加一个原子”。那么就出现一个矛盾，即资本家是从哪里多得到财富的？这个问题，在流通过程这一现象层面是无法回答的。为此，马克思又不得不再从抽象的社会本质层面说起。

　　 马克思揭示道，资本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任何一种物，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本质。这种关系不是永恒的，而是有条件的。“它的历史存在条件，并不是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已经具备。资本只能在那种地方发生，在那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遇见了自由的劳动者，那种出卖他本人的劳动力的人”。一方面是货币持有者，一方面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这种关系，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共有的社会关系。那分明是以往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多次经济革命，一系列古旧社会生产形式灭亡的产物”。（《资本论》第1卷，第159页）“这一个历史条件，包括了一部世界史。所以，资本自它出现的时候起，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时期”。（同上，第160 页）资本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构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样历史地去看，马克思就能使我们发现，在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的统摄下，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实际上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等价交换，资本家实际上是以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力的价值）交换了劳动能力的使用权，或劳动力本身的创造性发挥的可能性（而“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即“它的使用价值却是存在于以后的劳动力的运用中”，交换与它的实际运用是两个不同的过程。问题就出在这里。“货币所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实际消费，它的消费过程中”。而正是这个“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即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同上，第167 页）从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公平的交换流通过程中出现的那个令人不解的多出来的“G”， 正是从这个流通背后的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反讽地说：“现在，让我们离开每一件事情都在众目昭彰情形下进行的喧哗地带，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到静悄悄的生产场所去罢。那里大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的牌子。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怎样生产，而且可以看到资本怎样被生产。赚钱术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同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只是一种社会经济假象上的意识形态幻觉。“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领域，实际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资产阶级和一切“庸俗自由贸易贩子”，是从简单流通或商品交换的领域，借取观念、概念和标准，来判断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的社会的。这是资产阶级政治无意识的本质。而一旦离开这个虚假的平等交换和流通过程，那里只有作为吸血鬼的资本家和等待被剥皮的工人。“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资本有一个唯一的生命冲动，那就是增殖价值，创造剩余价值，用它的不变部分（生产资料）来吸收可能最大量剩余劳动的冲动。资本是死的劳动，像吸血鬼一样，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方才活得起来，并且，吸收的愈是多，它的活力就愈是大”。（同上，第233 页）这就是在交换流通领域之外发生的一切，这也正是要被遮蔽起来的真相。这是平等假象背后真实的不平等，公正之后的不公正。因为，事实存在着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里被根本地颠倒了。这就是劳动与劳动成果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并且可以作为特征来看的颠倒，是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能力）的关系的颠倒”。（同上，第324 页）本质上明明是工人通过劳动养活了资本家，可却颠倒地表现为资本家发给工人工资养活工人。真相明明是资本家用过去工人创造的死劳动与工人交换，这种交换的实质是资本家获得了可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源泉，可是这种不平等在现象上却表现为一种恩慈和博爱。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表面美好的资本主义世界从根本上是颠倒的。这是一个多重颠倒的着魔的、以假象遮蔽本质的伪世界（科西克语）。依马克思后来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成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资本论》第3卷，第974—975 页）现在我们也终于不难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的历史现象学，为什么要透过表面的物相和颠倒的假象，在现象的层层剥离之后，才会最终建构起来。马克思说：“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同上，第959页）我们可以再说， 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颠倒和物化现象会与它的生产方式本质直接等同，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现象学都会是多余的了。马克思的历史观象学，显然离今天的中国社会生活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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