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于10月29日访华。这将是她就任德国总理以来第8次访问中国。这也让默克尔将成为西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中访华次数最多的领导人，充分彰显了其对华实行“经济外交”的力度。默克尔此次出访中国，以“创新合作”作为有效的平衡点，会将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的高度。中德关系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贸合作关系，“创新”将成为双边关系发展中强劲而持久的动力。默克尔的“创新合作”与李克强总理的“万众创新”都表明在现代经济的格局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向。

      促成现代经济诞生的现代主义绝对是一场文化革命，诸如带有现代主义元素的现代经济本身形成一种文化冲击，尤其是欧洲大陆。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包括对待产业、工作和其他经济事物的态度、规范和设想。这些文化要素可能通过对制度和政策的作用间接影响非物质回报，也可能更直接地作用于社会成员的动机和期望。

一、现代经济的特征

       艾蒙德▪费尔普斯指出：从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繁荣的历史进程是广泛出现的自由创新结果。是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西方经济和美国经济衰败的历史过程是房企正确的现代价值观和经济文化，对社团主义甚或社会主义侵蚀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一退再退的结果。（王建国2013）他把繁荣定义为生活的兴盛，即对事业的投入、勇于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把国家的繁荣定义为大众的兴趣，它源自与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也就是涉及新材料的求索、新工艺的创造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的结合是植根于草根阶层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行动。 据此，费尔普斯认为：把具有创新活力（即具有开展自主创新的欲望和能力，尤其是具有激发和包容草根阶层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称为“现代经济”。根据现代经济的上述基本特征，费尔普斯强调指出：“这里使用的‘现代经济’一词并不表明目前的经济，而使之具有高度活力（既充满创新的意愿，能力和抱负）的经济形态。”

      林毅夫认为：“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经济体和产业不断创新的结果，这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不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全球的前沿，创新只能来自于自己的发明。发展中国家则位于世界即使和产业链的内部（或低端），创新可以依靠引进和模仿来实现，而使风险和创新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这种可能性如果利用得好，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相当大程度上正是依靠这种创新的后发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和发达国家在技术、产业和收入的差距不断缩小，经济发展最终也要走上与发达国家相同的创新道路。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不能再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

二、创新与活力

       简单地讲：“创新是指新工艺或新产品在世界丧的某个地方成为新的生产实践”（艾蒙德▪费尔普斯：《大繁荣》）任何创新都既涉及到新事物的原则（概念构思及开发），又涉及其试点应用。因此整体来讲，创新依赖于一个完整的系统。有创新构想的人和企业只是创新开端的“驻点”，是否值得开发、是否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还需要自身或者社会上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适当机构来判断是否值得开发，是否应该投资其中某个推荐项目。在新产品或新工艺开发出来之后还需要判断是否值得尝试推广，如果可以推广，那还要考虑如何通过中试来解决产品或工艺的标准化和费效比的问题，中试的环境和技术条件以及费用怎样解决，市场化运作机制和营销策略怎样建立等等。所以，创新活动是一个系统过程，是一个链状开发体系。

创新和模仿存在本质的区别，但往往并不容易划出一条绝对清晰的界限来。挑选在本国市场有良好前景的引进与挑选要开发的创意一样，都需要有跨领域的知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当然就外部环境而言，快速的信息反馈和广泛的信息交流也绝不可少。草根阶层的活力要求其拥有创办新企业的自由，以及在冒险成功后得到社会承认和财务回报的信心，知识产权保护则是创新最基本的保护机制。否则产业人士再看好的项目也无法吸引人们的创新努力。

      一般而言，经济活力的概念是指创新背后的深层次动力与制度的综合体：革新的动力、必要的能力、良好的信息来源和交流机制、对新事物的宽容度以及有关的政策制度的支持。这里所说的活力是指创新的意愿和能力而非现实条件和障碍。如果再从现实条件和障碍来考虑，完善的社会化创新活动服务机制和创新技术支持组织体系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活力与人们通常所说的灵活性不同，灵活性是指对机遇处置的动态敏感性，活力决定着对创新事物激情的正常规模。当然，就像文艺创作一样，创新也有爆发期和低谷期，大凡一种创新出现后会附带产生与其相关的某种新的创新思潮出现，只是程度会有所不同。例如，就像打车软件一出台就引起另一种打车软件的创新萌动。创新也是一种竞争，是一种新技术和另一种新技术的竞争。是不同水平层次内部和上下层次之间的竞争。低层次的创新是“填空补缺，而”高层次的创新则具有引导产业和改变产业链的效应。创新的唯一生命力就在于市场的接受程度。就创新的速度而言，托马斯▪弗里德曼讲得很清楚了：“全球化时期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

       从现代经济的含义可知，活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活力与社会体制、经济制度、国家法制环境、传统文化（包括道德价值观）、全球市场之间的关系、活力与创新的概念、活力与创新的逻辑关系以及活力的量化检测方法等等。

测量活力程度的一个办法就是测算前面提到的动力和制度，即产生活力的投入。另一种办法就是测算产出规模：近年来的平均创新数量，从国内GDP增长中去除资本和劳动增量后的部分，再出去分正常市场环境的影响，以及从其他国家照搬来的“微创新（即照搬照抄的的引进项目）”。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话，创新过程所产生的10年期平均收入就可以视为其产出规模的此略估算。关键是这些数据来源的可靠度和完整度如何制约着结果的可信程度。也可以将各种类型的旁证汇集起来测算创新的规模。对于具体的企业或者研究机构而言，要特别关注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率，即使产品的价格没有提升，至少也要在改善品质、降低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废物排放等若干方面至少有一项得到改善，否侧就是创新的失败。这是当前落实或评估创新活力的最起码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非测量活力程度的有效指标。因为全球化经济会受到一个或多个活力强大的的经济体的驱动。这使一些活力较弱或者完全没有活力的经济体也能获得与高速前进的现代经济体较为接近的增长率，并且生产率和实际工资与其他经济指标保持与先进国家类似的高增长（但增长的基数还是比较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能够灵活的模仿现代经济体应用的原创产品、工艺技术和管理经验。例如中国的山推集团不仅可以模仿产品的设计还有一整套制造工艺规范及标准化文件的借鉴和质量管理体系。这些都与全球化市场贸易密切相关。

      但是这种增长有限的，短暂的增长率只是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略有提高。当增长的速度接近追赶的的目标时就会消退。纵使有世界最快的增长速度，也不意味着这个经济体就具备很高的活力，更不用说最高到水平的活力。中国在1980年前后开始实现的高增长率在其他国家看来中国似乎展现了世界级的活力水平，而中国人现在却刚开始认真讨论如何焕发本土创新所需的活力。作为比较的例子，费尔普斯谈到：对于日本在1950-1990年这一期间的高增长率，有许多观察家认为日本经济具有很强的活力。但实际情况是，日本没有实现转型，而是抓住机会大量引进和模仿其他现代经济体已经有几十年的积累的先进经验，认真加以吸收和消化。最明显的方面就是汽车行业，可以说日本的模仿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这和日本的民族文化中“崇尚强者”也不无关系。

      所以，如果国民经济是由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态度（经济文化沟）组成的复杂构造体，那么其中哪些要素构成的何种结构是保证和激发现代经济的活力？这就首先要厘清获利的概念及其与增长的关系。总之，现代经济主要从事以创新为目的的活动，这些活动是包含多个阶段的完整过程：

      1、提出新产品或新工艺的概念；

      2、开发新产品或新工艺的前期准备；

      3、开发项目的融资决策；

      4、选定新产品或新工艺的的开发方向和实现路径；

      5、新产品的或新工艺的市场推广；

      6、成果评价和用户试用；

      7、选定的新产品或新工艺的中试（标准化）和大规模应用；

      8、新产品的市场应用信息反馈及改进。

三、中国创新活动的环境和发展模式

       1、作为国家层面的创新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 。在全国范围内加快促进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开发和成果转化工作。继续总结和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和教训，使其在市场化转型的基础上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在关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基础作用，并使重大科技试验技术设施和装备的综合利用率进一步提高，更多的支持欠发达地区的科技创新活动，进而达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

      2、加强科技普及教育和技术情报的资源共享。全国各级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技术研发部门、图书馆、科技馆、农科站、医疗卫生机构和各类科协和科技普及部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为全社会提供充足的科技信息和技术指导。要像华罗庚在文革期间下到基层普及数理统计知识提高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的事迹那样，鼓励科技工作者大量撰写科普书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知识水平。只有厚积薄发才有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我嫩至今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政策支持下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和教育和研究机构以多种形式建立社会化的创新“孵化”基地，并与科技旅游相结合是非常关键的“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措施。

      3、加强科协会的指导作用，全力支持以大学生为代表的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活动。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创新项目祝君安建立相适应的公共实验室（或者向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购买相应的实验服务）为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和服务。这对于看准创新目标但缺乏创新实施经验的部分草民阶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创新团队而言

      4、创新模式应多元化，政府有规划，研究可自主、专业可组合、互补优势大。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研究与生产，经营与开发等等都是可以利用的创新组合模式。例如在深圳的“创客”，只要你有个想法就可以找到几个合作伙伴，从外观设计造型到内部机电结构和生产加工，乃至市场营销等整个创新产业链都能实现，甚至这种组合也可以是随机的，不同的创新项目可以有不同的团队组合来实现。创新活动中还有一个有效的途径那就是“系统集成”。一台电脑、一个软件程序、一台推土机或者一个玩具等等几乎都是由不同功能的部件组合而成的。对于一个创新团队而言只要有合适的专业分工就可以各自发挥最大优势开发出新的创新成果。

      5、创新活动犹如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中的妙手偶得的灵感时常产生于平时的一个话语的交谈、一种声响的的震撼、一种猛然的顿悟、一种意外地发现、一串字符或数字的提醒，甚至一个动作或手势等等都可以引发创意的灵感。所以团队合作最好是工作或休息期间保持一种可以随意沟通交流的场景。这是增加每个创新者随机产生创新灵感的一种有效氛围。创新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随时能够找回过去的信息并马上联系现在的信息进行比较和筛选。逆向的思维和反复的质疑是寻找解决办法的有效途径。创新思维的基本路径就是感觉——认识——归纳演义——理性——指导——实践——总结——再认识——思维的升华。

四、中国创新发展的几个问题

      1、艾蒙德▪费尔普斯的研究认为：中国或许能找到一条非常特别的道路，而非简单地照搬英美两国的经验。高度的活力也许并不要求渗透到草根阶层，政府内外的精英人士也许足以催生实现理想的创新率所必需的活力。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没有成功过。即使是屠呦呦的“青蒿素”也不过是政府指令下的一种科研团队内部自发形成的创新体系显现出的“自生活力”而已。

      2、促成现代经济诞生的现代主义绝对是一场文化革命，诸如选带主义元素的现代经济本身形成一种文化冲击，尤其是欧洲大陆。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包括对待产业、工作和其他经济事物的态度、规范和设想。这些文化要素可能通过对制度和政策的作用间接影响非物质回报，也可能更直接地作用于社会成员的动机和期望。焕发高度活力的国家都有相应的生活态度作为支撑，这些生活态度一方面来自现代社会的人文主义价值的价值观（例如个人主义的民主自由意识和对知性的追求）。另一部分来自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时期形成的价值观。中国的传统教育虽然有很高水平的哲学和伦理的教化，但是缺乏对自然科学的的理性培养。现行的教育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万众创新的需求。考试的高分不表征人才的能力。南科大的实践证明：那些本科生能被国外名校直接录取为博士研究生是开放式的教学模式、“兴趣是第一位的”教育培养出人才的有效途径。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士大夫政治文化教义实际上完全没有像古希腊公民社会中那种对纯知性具有的强烈追求欲望的推崇。中国人普遍缺乏习惯性的“是什么”、“为什么”和“还会怎样”的思维。哥白尼和麦哲伦喜欢看着地球说话，中国人做学问崇尚拿本书做个“乡间老野素心人”。这大概就是东西方对世界的变化的认识观的不同。

      3、就成果转化而言，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中试”这一环节上。发明者的发明和创新原始结果大多不具备商品化的条件，一般是原理性的成果。另一方面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只是关注这个成果我如何直接生产出来卖出去，也就是常说的“交钥匙工程”。这就产生科研的创新成果在转化中遇到了障碍——中间转化环节缺失。前者是力所不能及，后者是不愿意承担风险和费用。这方面最的的问题就在于国家层面缺乏推动和激励的机制：重研发轻转化。

      作为一个成熟的科研成果还需要按照商品的要求进行外观造型和人机工程设计以及结合工艺要求和可靠性进行标准化工作。还要根据产品的费效比和质量要求进行批量生产的工艺流程和参数设计等等。这都是创新过程中必须经过的环节。但说中国没有这样的服务或保障机制。科技部、科协和两院从来就没有把科研成果的中试问题拿到桌面上好好研究过。也就是说，中国全民创新的愿望是好的，但整体的创新禀赋和内生动力严重不足。这个问题无临时从物质上精神上还是思想上都与现代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其实中国人从来去不缺乏智慧，只是缺乏智慧和思想生长、发散的“环境和土壤”。

      创新是一项事业，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靠一句口号或是一夜之间就能集大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