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第三十个年头，很多组织和机构都举办了改革开放三十研讨会，来总结到现在为止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及教训，为下一阶段更困难的改革献言献策。中国经济在这三十年中持续高速增长，让世界瞩目，因此，在中国学者忙于报告“成果”时，很多外国学者也试图多了解中国经济繁荣的“秘诀”。新制度经济学的创立者、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一位从未到过中国却一直关注中国的先生，在芝加哥大学也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周年的研讨会。据说包括4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数位经济学大师和来至中国的经济学家、前政府官员、企业家一起，举行了5天的讨论。其中最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张五常教授的主题论文“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说，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但中国经济能快速增长，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一定是中国作对了一些事，他的文章就是要指出到底中国这三十年做对了什么。在3万余字的长文中，张五常提到了产权、合约、货币制度、地区竞争等方面。以我有限的水平对张教授理解，他对合约的自由签订和履行非常看重。周其仁教授在“邓小平做对了什么”的发言中，将邓小平和科斯这两位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做了类比，指出邓小平对产权的界定和尊重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也是张五常说的真正的科斯定理——产权的清晰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张周二位经济学家分析的侧重点不同，结合他们两人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经济而得到的一些结论。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并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我样玄乎，有这样那样的“秘诀”。是自由让中国尝到了甜头。从农村土地承包制、对价格管制的放开、所有制的改革无一不是对自由的认可。而张五常强调的合约自由，周其仁强调的对产权的尊重当然都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正是基于我国近年来市场上缔约的自由，张五常认为我国的经济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而去年推行的新劳动法会干扰合约的自由，故张五常写了一系列文章予以批评。以某一视角来分析问题并坚持自己的理念会得到以其它视角分析问题而得到不同的结论。自由主义当然主张合约的自由签订和严格的执行，同时，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因此，对产权的界定、对私有产权的尊重都必须是在法治条件下进行。尽管中国的法治还有很多问题，但对市场的认可，使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增长。当我们进一步思考下一阶段的改革和发展政策时，会发现繁荣的背后还有很多的问题。

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我们的总量比较可观了，但总的社会财富如何来分配却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改革之初，为了提高社会生产的积极性，政府出台了很多的鼓励政策。比如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就这一政策可作两种不同的解读。按照字面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第一，是以前的制度出了问题，一些有能力的人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本应该得到更多的社会财富，但是旧有的制度不允许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这样会打击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必须改革以前不合理的制度，使得能者多劳同时也可多得，即可先富起来。这一解读导致的社会经济制度朝好的方向发展，我想，这也是邓小平提出这个观点的本意。但是，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不管你是否能力更强，权力部门让你富起来你就可以富起来，这导致的结果是权力对资源的配置，大家在争当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时，不是像前一种理解的那样为社会多创造财富多做贡献，而是通过攀附权势便能达到，这会导致“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坏的市场经济”。正确的改革当然是取前一种而防止后一种情况的发生。但在改革过程中，时时都有这后一种情况发生。必须加强法治建设，严格限制权力配置资源。

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必然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最近一段时间，法学界又进行着关于司法制度的大讨论，讨论本身能对理论进步和社会发展有好处。当然，在法学领域，可讨论的远不只是司法，但仅就司法独立来讲就会涉及到政治改革，这是中国下一阶段需要改且又是最难改革的领域。这涉及到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更有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完全可能动用手中的权力来反对剥夺他们权力的政治改革。因此，在我们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更加怀念已故的思想家杨小凯先生，杨先生在前几年就提醒（警告）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享受市场带来的经济繁荣时，还要让支撑市场经济的政治制度也随之改革，以免将来出现“后发劣势”。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后多次强调了要使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时进行，在20世纪80年代由胡、赵两位领导人开始执行，由于从固有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又没有法治背景，使80年代经济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加上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的力量很大，最终导致89事件而使政治改革一直停滞不前。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社会对政治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呼声越来越高。我们呼吁政治改革到底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不是说什么都去抄袭一下外国的制度和模式，然后得到一些形似而神不是的制度。而是很简单的目标：尊重和保护人权、建立法治的社会。人权是一个很广的概念，财产权当然也属于基本的人权，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对产权的尊重是尊重人权的一个表现，正因为对产权的尊重才使得我国经济出现了增长奇迹。现在，宪法也写上了保护私有财产，但如何保护？谁来保护？如果政府或者说公共权力侵犯了私权如何处理？自由主义学者们认为真正应该防范的恰恰是政府对私权的侵犯。一个管得过多的政府可能免不了大量出现侵犯私权的行为。如果我们认为政府有存在的必要（即非无政府主义者），虽不强调把政府的权力限定成诺齐克意义上的“最弱政府”，但一定会呼吁政府尽量少管市场的行为。尊重和保护人权，就是自由，在人们有充分自由的条件下，通过市场这个“自生自发”的制度，给人类带来的繁荣和文明是任何人无法想象的。

记得陈志武教授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没有秘密”。是的，我们制定的各项改革政策，大方向正确的，都是向自由的回归和对自由的尊重。自由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自由也将让中国更繁荣和更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