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解放”的中国，其国家根基却是从旧社会（民国）中来的，但是，它却要走苏联的道路，只是这条路越走越窄，直至直至今天的改革开放，重新接近西方而离开苏联的道路。但是，虽然经济体制上想接近西方，但政治体制仍然想保持苏联式的，结果，就碰到今天复杂的局面。

我在北大的四年是两种体制的交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是北大的哲学系和其他系依然上课，没有中断，而且教授讲课认真得不得了。我从哪儿受益很大呢？汤用彤老先生，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教授。他能开起很多课，西方哲学、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东方哲学、还有印度哲学、中国哲学、魏晋玄学。他一个学期开两门课，没有多少学生听，他一样地讲。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详细回忆了跟汤用彤先生学西方哲学史的经历，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好多地方转载了。那种教学的方法，启发式的教育方法，老实讲，在解放以后，除了民国时期留下的这批教授，后来接替不上。

所以，民国时期那批优秀的教授，给解放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做了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的话，谈不上。后来当这批教授先后离世以后，我们就出现了一种中断的现象。要跟上我们老一辈民国时期的教授，确实不行。所以我们对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不能否定太多。新中国建立以后，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办下去，保持了一定的水平，就因为民国时期留下了一批品学兼优的教授。这点不能否认吧？如果否认这一点的话，等于否认历史。

后来叫苏联专家来讲课，第一次听还可以，第二次听就没有意义了。确实，我听汤用彤先生讲课，他总有新东西。苏联专家讲课，听第二次就没意思了。他们都说“斯大林教导我们说”，教导教导教导，教导完了以后，你什么看法也不知道。而且苏联（专家）老是“教导”，自然科学方面比美国要差远了。可惜民国留下的这批老教授，因为生理的原因而相继不在了，迫害致死的也不少，后来接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