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泥巴起来得可真快，看着地还是原来的地，路还是原来的路，可房国春的双脚一踏进去，觉得往下一陷，就陷落下去。稀泥自下而上漫上来，并包上来，先漫过鞋底，再漫过脚面，继而把他的整个脚都包住了……”

　　刘庆邦的《黄泥地》自此开篇，那不动声色的铅字却像无边漫延的沼泽，扯住你的目光你的心，愈挣扎愈往下陷。是的，我们都来自黄泥地，都逃不脱这眷恋，这牵绊，这甩不掉的脏与累！作品的起笔很慢，越往后越紧张甚至于惊心动魄，主人公房国春的经历与奋争，他周围的看客的言行，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

　　或者可以说，《黄泥地》是一部向鲁迅致敬的作品。

   事物的运行都有节奏，一般都是先慢后快，快到一定程度，再慢下来。这是自然规律。文学作品的节奏也是这样，先是“转轴拨弦三两声”，再是“铁骑突出刀枪鸣”。如果一上来就紧锣密鼓，进入快节奏，后面就不好写了。

不能不承认，这部长篇小说的一些人物的确有原型，不仅主要人物有原型，其他有的人物也有原型。小说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塑造人物，特别是一部长篇小说，总得有几个人物能给读者留下印象。而要把人物写得好，我们脑子里须装有很多人物，供我们挑选。好比我们要酿酒，手里得有粮食才行。如果粮食不够，一味掺假使水，再兑点酒精，造出来的只能是假酒。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脑子里储存的没有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人物，写起来就会捉襟见肘。不知别人怎样，我个人的体会，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必须有生活中的原型作为支撑。如果没有原型在我心目中活跃着，人物就很难立起来。也许我比较笨，对生活经验比较依赖，我已经写了好几部长篇小说，每部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有原型。

　　故事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切入，时间的跨度将近二十年。我写长篇都是向后看，是一种回忆的状态。越是熟悉的事情，越不能急着写，须放一放，沉淀一下。有句话说来也许显得不够厚道，我得等小说中的主要原型人物下世之后，才能动手写这部小说。因为活着的人还是动态的，我们对其往往看不清楚。只有这个人死去了，盖棺了，并埋进土里去了，我们才能把这个人稍稍看得清楚一些，这个人才会在我们脑子里活起来。与当下的生活是否脱节，不是衡量小说成败的标准。我们不必把小说绑在目前高速前行的列车上，“列车”它跑它的，我们慢慢写我们的就是了。小说虽说是时代的产物，并不是时尚的产物，而是反潮流、反风气的产物。小说不是新闻，不见得越新越好。小说是故事形态，故者，往也，过去的事才称得上故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就是为抗争而生，与环境、灾难、邪恶、压迫、剥削、歧视、非公平、非正义等等抗争。在抗争中成长，在抗争中生存，在抗争中发展。如果没有抗争，人类就走不到今天这一步，也不会有如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抗争意味着付出代价，甚至是付出牺牲，还常常以失败告终。抗争的教训和预期，使多数人望而却步，一些抗争就变成了少数人的抗争，或一个人的抗争。这样的抗争当然更加艰难，更加严酷，它不仅需要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精神，还具有某种英雄主义的色彩。英雄几乎都和悲剧结伴，但英雄主义仍不失积极意义。

《黄泥地》里所描绘的村民对事件的围观，与鲁迅所批判的国民的看客心理不同，它比看客的心理又进了一步，它不再是消极的看客心理，而是积极的看客心理；看客不再是冷漠的旁观者，而是热情的参与者；看客与争斗的双方不是无关，而是利益相关；这样一来，看客不是害怕房国春和宋建英打起来，而是害怕他们打不起来。他们一旦打起来，看客们既可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也可以获得渔翁之利。这样的看客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