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多人的帖子，心里不禁好笑。书读多了有什么用，越读越傻，有些见识还不如农村妇女！茅的观点根本就是谬论，屁股决定脑袋，花人家的钱，替人家说话。

中国这么大国家，粮食安全必须自力更生，这没什么好理论的，要是靠你们这帮书呆子来决策，中国老百姓要倒霉了。难怪老毛看不起知识分子，当年陈独秀这个书生带领共产党，罔顾实际，处处被动，老毛上井冈山打游击，一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立马翻天。

打个简单的比喻，农村里有两户人家，每户均有两个子女，按照比较优势论，农村子女的比较优势就是学门手艺，出去打工，出卖劳动力。一户人家正是这样做的，确实也挣了一点钱，盖起了砖瓦房，吃香的喝辣的。另一户人家则省吃俭用，累死累活地供子女读书，希望子女能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反而被另一户人家看不起，被别人说傻。要是让我们所谓的“经济学家”做家长，来决策，按照什么“比较优势”、“投入产出比”，当然是让子女出去打工划算啦。但是，就是让农村里没读过书的农村妇女来决策，她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子女读书！从这点来说，从当前一些经济学家的言论来看，其见识还真不如农村妇女。

这个道理很简单，可干嘛总有一些人反反复复的为此抱不平呢，难道你跟他有渊源，能够通过辩解获得好处？！！18楼说的很中肯，大家都听着点。笼统的附和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极为愚蠢。在发表言论的同时，先问一下自己，到底对此事懂了多少。再有一句，你爱代表谁的利益说话是你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可有些事是绝不允许妥协的，比如国家安全之类的。某些人发表言论前，最好掂量一下自己几斤几两，免得被人耻笑。

不需要设置任何耕地红线。粮食价格涨到种粮合算时，耕地面积自然会增加。

LZ 好像误解茅老的意思了。

我的理解是无红线论。

孰是孰非，没深入研究，不发言了。

但感觉拿土地和楼市说事有点本末倒置

如果放弃耕地面积底线，恐怕到时候国家就很难控制缺粮的局面。

粮食事关国家安全，在当前国际形势还不明朗的情形下，非洲国家普遍缺粮的情形下，

怎么能够把粮食寄托于国外呢？

社会是复杂的，不能完全用经济的东西去解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28 17:09:47编辑过]

茅先生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怎么着也应该将他的伟大理论教教美国人。美国人民补贴农民，让一个美国农民一年在家闲着，什么也不干，就拿着比中国90%的人还高的补贴。按照他的伟大理论，由市场解决一切，美国人不是可以省一大笔开支。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茅为什么偏偏打120万平方公里（18亿亩）耕地的主意？ 

应该说茅老的观点在理论没有大的错误，不过感觉用错了地方。

应该说用市场配置土地的用途不错。可问题在于我国政府官员对土地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土地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没有多少话语权，取消红线，除了能够造成政府官员进一步侵占老百姓的土地，攫取利益，并不能农民带来多大的好处。

除非土地制度有根本的变革，否则在目前情形下，保持一定的红线是必要的。不过可以考虑像建立可交易的污染许可证一样，建立一个可交易的耕地转建筑用地的许可证市场，这样既可以保持红线，又可以利用市场的功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28 21:18:28编辑过]

       个人认为，不论是18亩还是16亩，还是茅于轼老先生的观点，关键在于谁去种粮食，农民根据比较利益选择了进城务工，留下来的是38、61、99人员，虽然农业技术在提高，农业机械化在加强，可是农民的心已经离开了土地，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农民，没有几个再希望自己去种地！

      也许有人会说，那样就可以搞规模化经营了，可是现实是农民并不会把土地出让给别人，在他们不能得到充分的社会保障时，那一份土地是他们的保障，规模化经营实施起来谈何容易！

楼主的观点太好笑了，以为耕地都种粮了！

楼主的观点太好笑了，以为耕地都种粮了！

    而所谓日、韩以及中国的台湾模式，本质是高度反哺。“一方面，日韩农民的收入60%以上来源于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第二，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可以以合作社形式进入金融、保险、加工、购销、超市、餐饮、旅游、饭店。日本严禁外部主体进入农业，这样才保护了日本的农业。我们现在鼓励外部有实力的人进入农业，捞一把再走。”

    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偏保守一派或者理想主义者经常会把政府假想 成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他们迷信和崇拜政府的投入，潜意识和逻辑中认为政府是一只源源不断的“下蛋母鸡”，要什么有什么。因此，只要政府担当起责任，比如反 哺、优惠等等，一切就OK，万事无忧。偏激进一派则更注重个人权利和自由。前者自然倾向于政府权力和税收的扩张，后者更主张小政府大社会，政府的责权利对 等。我更看重个人权利、自由方面的保障，个人的解放带来个人的创造自由与财富增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在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前，中国城镇居民住的都 是今天所谓的“廉租房”，租金低廉，但由于完全排斥了市场要素，住房建设成为国有单位的沉重负担，并导致严重短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城市人均住房仅 3平方米多，上海的一些名作家，也只能把自己的住房称为“斗室”，想要一间书房都是奢望。市场化道路仅仅10年过去，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已将近30平方 米，10年成就超过过去50年！虽然高房价成为众矢之的，但在高房价、舒适宽敞与低房价、极度短缺之间做选择，我想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市场化之前。

    同样的道理放在中国的第一难题——农业和农民身上，中国农民将要致富(与城市居民收入平起平坐)，惟一制度依靠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迁徙和流动自由等。

    不妨算一笔账：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90%来自打工收 入)，城市居民则为13786元。如果按照日韩模式，7.26亿农民，人均4140元收入，60%来自政府，政府每年的农业补贴将是1.8万亿元；如果农 民的收入达到城市居民2007年(13786元)的水准，则60%的优惠和补贴(优惠是优惠不出这么多的，只能靠补贴。农业产出人均只有四五百元，怎么可 能“优惠”出几千元。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总额将达到6万亿元！而2007年我国税收总额不过5.1万亿元。不论从财力和体制机制上，都完全没有这个可 能。这一点可以从“新农村建设”上得到佐证，虽然政府要加大农村投入，但至今没有专门、具体的资金和措施安排。(《新京报》12月20日)

    就“三农”说“三农”是没有出路的。诚如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教授所言，解决“ 三农”问题要靠“新城市建设”，要消除歧视，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纵观全球，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会超过10%。例如我国台湾地 区，目前农村人口已不足6%，韩国也大致如此。这是一个规律，中国大陆也不能例外。如果我们始终要保持7亿农民的话，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土地制度改革的一个关键，就是确定农民对土地的产权。土地归农并不必然导致土地 迅速集中和被变卖，土地交易的前提是地租和地价足够高，在此前提下，主动变卖土地的农民必须在城市先稳住脚跟。否则，如果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一亩地只能卖 个两三万元甚至还无人接手，农民哪怕抛荒，也不会主动卖地。现在的情形，恰恰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使乡村干部可以随便盗卖、贱卖土地，导致出现大量“无地、无 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

我国耕地之重要，不能说是多还是少，是应该18亿亩还是16还是17什么的，不能够依靠什么样的计算，“联合国标准”

这些都是不标准的，比如说钱对一个人来说很重要吧，你的健康很重要了吧，可是你从来不给其设一个标准，因为重要，所以多多益善，所以不容侵犯！

耕地非常重要，特别对于一个占世界20%人口的中国。城市化不能以牺牲耕地作为代价，城市化能解决耕地所能解决的问题吗？广场、高楼、机器、甚至高科技能够创造出粮食吗……

我不想多说，我认为任何维护茅之观点的辩护都是愚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