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中的一些敏感人士发出建立新型商业规则的呼吁，如冯仑、任志强、李书福、蒋锡培等人，或发之于言、或形之于文，以企业家责任伦理对接新型商业文明。企业家对商业文明的呼吁中包括对法治、对清晰的游戏规则、对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的呼吁。

　　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府与企业家必须携手共同创建以尊重法律、尊重产权为基础的新型的商业文明，行政逻辑、法律逻辑与市场逻辑如果迟迟无法对接，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就无法获得社会的认可，其转型期的合法性就大成问题，个体的创新行为也就无法沉淀为制度创新。旧商业规则出现的裂隙无法弥补，新商业文化迟迟难以形成，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是企业家，但真正的危险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远景将受到威胁。

　　企业家重视执行力，当然会找出在各个社会发展时期游刃有余的例子，远一点的如盛宣怀、张謇，近一些的像虞洽卿、荣毅仁，都成为当代企业家效仿的前贤，后两人就是冯仑极为认可的。

　　但这些人大都以在政界的人情练达为自己营造不败之身，除了张謇这位坚决辞官下海的末代状元以外，其他人都亦官亦商，身份转换灵活，既能动用政治资源谋取商业利益，还能用商业利益获得更大的政治资源，最后官商血脉相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袁世凯与庆亲王之间关系，袁世凯是一度是洋务派的大代表，掌握了中国经济命脉的半壁江山，庆亲王与袁世凯联手掌握政治资源，而庆亲王弈劻之子又掌握清末的立法权。所有资源集聚于一身，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大忌。盛宣怀后半生主要就是在李鸿章、袁世凯等大官僚之间寻求平衡。

　　这些人可以是得意的政客，得意的商人，却绝对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以这些传统为立身之本，最好的办法也不过是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游刃有余，先获一己安全，而后凭借政治力量获得大利。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显然有更积极的因素值得吸取。比如清末的郑观应与王韬。当我们还在津津乐道于中世纪商业强国崛起的技术手段时，郑观应已经提出，商战重于兵战，并且，他的“商战论”把限制和取消国外企业在华特权和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作为商战的首要前提。

　　郑观应先后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当大买办，而后入主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熟知官督商办之弊，因此更具有清醒而独立的判断，往观他的思想，到现在仍可担当企业家的代言人。

　　郑观应早期曾赞同官督商办，并且尽心竭力，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变更，郑观应蒙受重大打击，他开始从对官商合体的商业模式的皮毛批判，进一步剖析根本弊端，认为官督商办就是“官夺商权”，夺去了原本隶属于股东的权利。他在商务叹中吟颂：“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官督商办企业的垄断地位不仅阻碍民资民业的发展，自身也因“所用司事皆官荐场之人，情面太多……而局用浩繁”，最终难免惨淡收场。这些企业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牵涉到众多的政治关系。因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公司名为股份制公司却没有股份制公司之实。这就不难理解，郑观应对于法治的追求，因为当时“既无商律、又无宪法，专制之下，股东辈亦无可如何”。

　　当时对政商关系、对企业产权形式探讨已经较为深入。由于中国发展路径的影响，羁绊中国追求现代化步伐的主要矛盾并未改变，如何客观看待政商关系是从张之洞、盛宣怀到郑观应等政治家与企业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当代企业家面临艰难的抉择，他们不仅要平衡现实中的政商关系，还必须在积极的传统文化资源与消极的传统文化资源中作出选择，是成为胡雪岩式的旧式商人还是在郑观应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积极的商业文明传统，成为现代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