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

如果将中国经济比喻成一辆奔跑着的汽车，那么，政府提供了这辆车的路，劳动者是这辆车的各种部件，而企业家则是这辆车的司机。

勿庸置疑，企业的发展肯定最为直接地体现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所取得的成就。未来，如果没有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中国要成为领先于世界的经济大国，也不可能实现。对于企业这辆快跑着的车，理解政府和企业（企业家）的关系，就像理解司机和路的关系一样，成为了研究中国企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在展开这项研究的时候，我们不禁问自己，如果既不打算像记者一样去讲述企业发展的神奇经历，又不愿只是列举一些体现企业增长速度和结构调整的数据，我们还能够用怎样的方式来刻画中国企业的故事？这时，我们想到了企业家，但我们脑海里的企业家并不是出身低微、经历曲折的神话主角，而是在现代市场体制里最为重要的一个主体，是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不够重视的一个群体。与那些描述企业发展历程和企业家传奇的作者相比，无论他们用了怎样瑰丽的语言，也无论他们有多么丰富的案例和数据，我们对中国企业家成长和企业发展的研究视角显然是更为微观的。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在企业的发展进程中，企业家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在从企业的发展中获得了什么？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过程中，企业家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通过研究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有关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侧面，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侧面。

市场从来就不是完善的，也不是平等的。市场交易并不是匿名的，价格机制也不是中性的。市场交易的非匿名性恰恰是市场不完善的重要体现，也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所忽视的。对于企业发展而言，大量的非价格机制存在于市场之中，而这些非价格机制的运作是围绕着企业家而展开的。拥有不同的政治身份、政治纽带(political connection)和家庭背景的企业家在表面上公平的市场机制里却有着不同的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于是企业家的差异转化成了企业发展的差异。企业家和企业的互动关系折射出了市场机制的两面性，——一方面，市场的价格机制是公正的，每个人都可以按市场价格获取资源；另一方面，市场的价格机制也是不公正的，每个人按同样的价格可以获取不同的资源，或者每个人获取同样的资源可以支付不同的价格。当我们通过理解政府官员的行为来理解政府，并且通过理解企业家的行为来理解企业的时候，一个由政府（政府官员）、企业和企业家构成的市场体制将浮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个体制的核心就是“政企纽带”。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市场体制的演变将走向何方？关于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如何共同左右着资源配置和人类行为，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一个前沿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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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拥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企业家的确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参见第三章）我们还发现，也许正是因为企业家的政治纽带给企业带来的好处，企业家的参政议政正在成为一个现实，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大企业的企业家，拥有中共党员或民主党派身份的企业家，以及父母本身是国家干部的企业家拥有了更多更好的机会，而企业家的教育似乎并不重要。（参见第四章）

这里不妨提到本书作者之一陆铭与一位企业家之间的对话： 

陆：您是人大代表，同时，也是几个地方的政协委员。您能不能告诉我，企业家现在是不是非常热衷于参政议政？如果是，又是为什么呢？

企：其实，坦率地说，像我这样的企业家参政议政可能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很多政策的制定需要的是非常专业的知识，我们也不太懂。如果说为什么参政议政，一方面是因为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会更愿意追求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企业家参政议政以后，接触的平台就不一样了。而且参政议政的层次越高，接触到的人的层次也越高。

陆：那您是不是的确觉得参政议政能够对企业发展有益呢？

企：那当然。企业家如果不担任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在平时找人办事的时候，人家可能对你不理不睬。但是一旦担任了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那么开会时候，大家就平起平坐了，平时如果有事要找人帮忙，人家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陆：那您是不是的确看到企业家们非常热衷于参政议政呢？

企：在我们那里，企业家参政议政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制度型构了人的行为，人的某种行为模式被反复观察到，便形成了惯例，形成了文化，而真正支配人的行为的，实际上就是那些生活中的惯例。这种大多数人采取的行为模式实际上是一种“进化稳定均衡”，通俗地说，当个别人偏离这种行为模式时，他就可能会遭受损失。就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言，当公权力被用于配置资源时，如果获得资源的机会不是被所有人平等地获得，当政治纽带被用于牟取私利，腐败就此产生。而当腐败成为一种多数人采取的行为模式时，它就可能成为社会的一个“进化稳定均衡”，被人们作为惯例来遵守。Djankov et al. (2006)研究了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在俄罗斯和中国，相对于非企业家，企业家更经常地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接受贿赂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在俄罗斯，36%的企业家相对于22%的非企业家认为接受贿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合理的。在中国，21%的企业家相对于8%的非企业家认为接受贿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合理的。在俄罗斯和中国，企业家和非企业家对于行贿的态度没有显著区别，并且对行贿的容忍程度都比较高。俄罗斯56%的企业家和中国25%的企业家认为行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合理的。在中国，企业家比非企业家对法院的效率更乐观。相对于非企业家，企业家认为当地政府对企业家的态度和创造的环境更好。与俄罗斯和巴西相比，中国的人们对各级政府对企业家的态度的评价比较高，而在巴西，只有少数人认为政府给企业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他们还发现，企业家越多地通过贿赂来改变当地政府制定的规则，企业的增长和扩张就越快。

在我们的研究中，正如其他研究也发现的那样，企业家的教育水平和政治身份（政治纽带）都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这时，企业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家的个人资源，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家的决策。我们发现，企业家的决策方式如果是带有独裁性质的指示型的，它所领导的企业也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一个体制不规范、信息复杂、发展迅速的经济里，带有独裁性质的决策虽然可能带来决策的失误，但却能够提高决策的效率。对于那些规模更大的企业来说，指示型的决策方式更有利于提高企业利润，而教育水平更高的企业家则更能够利用指示型的决策方式来提高企业利润。（参见第三章）

政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所处的转型期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面对这样的环境，企业家处在一个有些尴尬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在建立政治纽带的过程中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和资源，加快了企业的发展，一方面，来自政府的干预却也成为了一种负担。我们采取了满意度这一指标来对企业家的生存状态进行了综合的评价。我们的研究发现，的确，更高的收入能够给企业家带来更高的满意度，但同时，那些认为政府给企业造成的负担变得越来越重的企业家，其满意度则显著更低。从这一角度来看，利用政治纽带来获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条件和资源，给企业家带来了收入、地位和更高的满足感，但是，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教育程度高的、中年的企业家更可能获得较高的满意度。（参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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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这里引用一下Wank（1995）的一句话正是时候，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联盟“是根植于相互熟悉、相互信任的企业家和官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因为企业与政府的互动实际上往往具体化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互动，因此，这充分地表明了市场机制的非匿名的那一面。曾驭然（2006）在对珠三角企业的研究中将企业家区分为多数主义、少数主义和中间主义三个群体，相比之下，多数主义这一群体的企业创新能力最强，最依赖网络、利用最大数量的外部联系，并且愿意在最大程度上信任陌生人和正式制度。她还发现，“这些企业的老板大多与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建立在微观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调研中的发现是多数主义企业的老板与政府部门人员在工作之外的交往最频繁，并且工作之外的活动重要性也最明显。同时，这部分的企业老板大多表示‘关系是第一生产力’或‘关系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获得政治纽带对于企业主参与决策是有利的，敖带芽（2005）的报告称，在市政建设、环保、税费征收、就业措施等公共决策方面，私营企业主最可能选用的表达意见的做法中，属于前三位的依次是：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通过新闻媒体反映，直接向政府领导反映。曾驭然（2006，第103页）还提供了两个案例，说明了企业家如何利用与政府的关系来帮助解决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纠纷，以及如何通过与政府相关人员的私人关系获得广东省中小企业局的免息贷款。在这一小节，我们来解剖一下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和政治纽带。

在我们对自己所调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进行统计后发现，有28.4%的企业家是中共党员，1.3%的企业家为民主党派。我们的调查数据中，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占全部企业家的19.97%，而在行业协会、商会等任职的企业家则占22.78%。（具体参见表2.16和2.17。） 

我们再通过表2.18来看一下私营企业中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和政治纽带的状态及其变化。数据显示，在1993和1995年的调查中，有大量的企业主的朋友为各级干部，也有大量与企业主关系最密切的亲戚为各级干部，而且相应的比例在城镇更高。从企业主自己的情况来看，也有大量企业主在开业之前是各级干部，同样，这一比例也是在城镇更高。从趋势上来看，在2000年以前，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在开业之前是各级干部，之后，该比例有所下降。陈光金（2005）的报告中称，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干部的优势并未丧失，可能还有所扩张。在1992年以前，私营企业主开办本企业前的最后职务为国家干部（包括军官，但不含村干部）的人所占比重为13.7%，到2000-2001年期间，此比例提高到了16.8%。私企业主开办本企业前曾经当过的最高级别的干部在科级以上的，在1997年占11%，在2000年上升到14.4%，2002年进一步上升到15.3%。

对于企业家的政治纽带和参政议政来说，2001年7月1日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私营企业主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之一，“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中的优秀分子也可以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里来。江泽民同志这一讲话精神写进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和新修改的党章里面。这是继党的“十五大”肯定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进一步肯定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2002年之后，民营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例有大幅度的提高，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比例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但似乎参加工商联的比例有所下降，这或许说明，不同的政治纽带之间出现了相互的替代。陈光金（2005）的报告中称，在1985至2002年间，开办企业之后入党的业主人数总体上呈非常明显的增长趋势。2002年，有近20%的党员业主是在开办私营企业以后入党的。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担任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1997-2004年间，担任各级人大代表的比例从10.3%提高到了18.2%，担任政协委员的比例从22%上升到了30.6%。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在地方党政机构中任职，1997年，该比例为2.3%，到2002年，该比例（不含村级党政组织任职）上升至3.3%。

另外，从表2.18中仅有的1995-2000年间的数据来看，企业主参加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意愿有所下降，我们的解释是，如果参政议政的实现可能性提高了，那么，对于没有实现参政议政企业主来说，有相应意愿的比例更低是可以理解的。这项调查也收集了企业主对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手段的看法，这一选项没有明显的趋势。从不同选项之间的比较来看，大量的企业主选择的是“尽量扩大企业规模”，但也有大量企业主选择了其他选项，包括入党、担任人民代表等、担任政府职务、与政府(党政)领导多联系，在2006年的调查中，选择这几项的企业主都超过了20%，这些选择均与政治纽带有关。还有一个调查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企业主对自己在收入、社会声望和政治参与方面的社会地位的评价。有些意外的是，在收入方面，企业主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评价是越来越低的，在社会声望方面，总体上来说，企业主对自己的评价也是逐渐降低的，而在政治参与方面，相应的评价有所波动。